这里面还有我永远也不会忘掉的好朋友霍尔斯。其他还有几个我叫不出名字的大德意志师的战友。这就是我们师在这里的所有人。我们师是不是已经被撤销了呢？看起来还没有。一个军官此时向我们致敬并要求我们立正，我们有些惊讶地看着这个有着冷峻面容的少校。  
　　我们过去无数次对于这些部队上的繁文缛节感到恼火，但此时，这些军礼和命令让我们大家都感到了说不出来的温暖。这些命令让我们想到自己还是一个活着的人，生活依然没有完全离开我们。对于已经习惯了活在现在的我们而言，这样的感受几乎有些奢侈。少校向我们讲话，少校的讲话让我们知道了自己肩上的重担，我们这些士兵都必须要面对这里可能发生的一切危急情况。  
　　这个穿着整齐的少校正试图在这个席卷全德国的灾难中恢复一些正常的秩序。虽然他知道德国已经战败了，但是他依然决心坚持到最后。他告诉大家我们将马上撤退，我们也像其他人一样要跨越这片大沼泽地向但泽走去，我们师的一部分士兵已经到了那里。此时少校用一种温和的口气告诉我们说我们将要和那里的部队会合参加进一步的行动。他并没有安慰说我们前面的局势会好起来。现在，各处的局势都已经到了最恶劣和最糟糕的地步了，每个人都无法回避这样的局面。少校现在向我们敬了礼，接着他向另外一批部队走去了。  
　　我们开始出发了。狂风把冻得严严实实的沼泽地上的积雪吹得到处都是。在前面我们可以听到远方海浪的声音，我们后面依旧传来隆隆的炮声。  
　　到了晚上，我们到了一片叫做奈尔荣的沼泽地，并看到了我们在那里的防空掩体，那些防空掩体几乎都被周围高高的杂草所掩盖了，杂草上积着厚厚的雪。我在那里摔了一跤并把自己的脚给拧了。我们必须在这片沼泽地里走上60多公里，虽然脚受了伤，但是我还是必须要走完这一段路。  
　　我找到了一个破笤帚做我的拐杖。这里有无数的伤员或是已经倒下死去的人，和他们相比，我现在的脚伤简直不值一提。我们在沼泽地里慢慢地走着。我们在一只倒扣下来的船的下面休息了几个小时。我们不是唯一使用这只船的人，在我们到达之前，已经有一批难民睡在里面了。我此刻把自己的头靠在霍尔斯的肩膀上试图睡过去。  
　　我们在第二天中午到达了卡尔堡，这个小镇上到处都是饥肠辘辘的难民。那些难民正在大口地吞吃着刚刚发给他们的炒面粉，不多的几个炼乳罐头是给那些孩子准备的。士兵们排成了一条望不见尾的长队来领取两小勺炒面粉，还有一小杯淡茶。  
　　我们筋疲力尽的行军依旧继续着，在这里两次遭到了苏军飞机的扫射和轰炸。那些飞机在低空向人群发射着反坦克火箭弹，每一发火箭弹都打在了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我们四周到处都是人肠子特有的一种血腥味。我们最担心的是那些儿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飞机是怎么回事，他们也不知道现在寒冷和饥饿对于自己的威胁有多大。周围的一切都在威胁着他们的生存。他们被冻得生疼的手脚让他们紧紧地咬着自己的嘴唇。他们呆呆地望着自己被冻得红肿的手，望着那些周围的成年人。他们也看着那些在风里摇曳的枯草，他们再也不能把那些枯草地当作什么玩耍的场地了。  
　　我为那些孩子们担忧。他们在自己还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的时候就被惩罚了。我无力地看着这些孩子们，我就算是为他们死也不能够给予他们哪怕是一丝丝的帮助。我不是那个为人类赎罪的基督，但是在这里我找到了太多结束自己生命的理由。  
　　我们在跨越了哈夫沼泽地的冰面后到达了但泽。那里的局势现在看起来似乎还算平静，虽然那里已经有了几十万的难民。战争仍然在但泽以南的地区进行着，我们终于听不见炮声了，但是俄国飞机依旧频繁地对但泽的市中心发动着空袭。但泽已经成了整个普鲁士难民逃亡的目的地。虽然许多人都露宿在野外，但是这里他们能够得到基本的生存保障。在这里人们可以坐火车到德国西部去，但泽港依旧可以通航。我们在码头边的一大群衣衫褴褛的人群中等待着。  
　　沃勒斯上尉去了一个可以告诉我们在哪里和师部集中的咨询处。他在那里等了好几个小时。在此期间我并没有四处乱走，皮靴上的那些冻硬的褶皱正在死死地挤压着我已经肿胀起来的脚踝。  
　　一艘大船驶进了码头，人潮随之向大船涌去。那艘船还没有放下自己的锚链，所有人都必须要耐心等待好几个小时才可以出发。在但泽，时间并不重要。  
　　在这里，那些孩子的脸已经被冻得扭曲了起来，他们呆滞地看着周围。当睡意征服了那些孩子时，他们就在地上睡着了。我被疲劳和孤独感所包围着，我看着那些码头上的海鸥，它们正飞舞在人群的头顶。它们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  
　　我们已经两天在这个码头的大厅里等待着消息或命令。寒风吹动着那些窗户上残存的玻璃碎片，并让大厅里和外面一样冷。我们不得不停地走动着和挥动着自己的手臂，好让自己保持一些体温。由于我行动不便，我的战友们便给我在里面找了一个地方坐了下来，他们则在外面走动着。最后终于有了一个令人不太振奋的消息传到了我们这里——在但泽没有我们师的部队，也许他们都已经到了哥滕哈芬。哥滕哈芬是一个离我们大约几公里的小镇。如果腿没有问题的话，我能够很快走到那里的。  
　　在霍尔斯和那把破笤帚的帮助下，我勉强走了一段。在路上，我们遇上了好运——些当地的居民出来邀请我们到他们的房子里。房子里面非常暖和，我们感到似乎天堂的大门向我们打开了。在那里已经挤了一大帮从东部来到这里的难民，还有一大群默不做声的孩子，他们正坐在靠墙的一条长凳上。  
　　这里有热水供应，房子的主人向我们提供了清洗自己的机会。虽然沃勒斯上尉知道我们这些士兵并没有权利享用那些原本是为难民准备的东西，但是他手上的绷带已经浸满了脓液了，他的身体也已经疲惫得无法活动了。我现在已经把自己的脚泡在了一盆温水里面。房子的主人坚持要让我们留在这里过夜，而且他们在晚上的时候还给我们做了一些吃的。  
　　我们在温暖的地窖里面度过了一夜。不幸的是，我们的身体已经完全不习惯这种暖融融的环境。我们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们一直压抑着的疲劳都在此刻爆发了。林德伯格每次都要颤抖好几分钟才会停下来，霍尔斯现在则靠着墙轻轻地抽泣着，我则是浑身都感到无比的酸痛，以至于每一次呼吸都能感到这些疼痛在起伏着。  
　　我们再也不能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了吗？这也许是可能的。然而，我被扭伤的脚踝此刻发生了一个奇迹般的转变。我的脚在热水里浸泡了3次之后，脚踝以奇迹般的速度恢复了。也许我们的身体长久以来几乎被剥夺了一切正常的需要，它们已经对于那些最微小的关怀都会有着不可思议的反应。那些已经垂死的士兵往往在喝了一杯果酒或是收到某个承诺之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在今天，一场小小的感冒就可以让一个健康的男人卧床几天。然而我们的确也不是什么超人，而只是最通常意义上的人。  
　　第二天早上，我们告别了房主。他告诉我们，自己最后的一点儿粮食已经吃完了，他们准备离开但泽逃到德国西部。  
　　冬天的黎明很晚才到来，随着天色的放亮，那些俄国飞机也出现在了天上并轰炸了但泽码头，我们在这一片爆炸声中向房屋主人道了别，接着继续向哥滕哈芬前进。此刻我们周围都是一眼望不见头的难民，大家都在往西走，因为大家现在不再认为但泽是安全的。其他人则往北走，他们的目的地是海拉港，这是一个和哥滕哈芬相对的港口，这个港口也和但泽一样繁忙。  
　　在哥滕哈芬被摧毁之前，这里是伤员的收容点，然后伤员被转送到内陆的村子里面。其他部队则穿过这里走向自己新的战斗的地点。海拉是离哥滕哈芬大约50公里的城市。  
　　我们沿路问着那些士兵关于我们师的情况，但是没有人知道或是看到过我们师的士兵。有人建议我们去一趟部队调度中心，但是当我们到了那里时，我们看到了那些军官们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我们最后还是没能有机会开口问。有谣言从难民中传来：一艘很大的轮船几天前被击沉了，几乎可以肯定是被鱼雷击沉的。那艘轮船上满是刚刚逃离战区的难民。我们可以想象到当船在冰冷的暗夜里沉没时的恐怖。  
　　这样的坏消息从来是不公布的，但是不管怎样还是传到了这里。那艘被击沉的船的名字据说叫做威尔海姆－古斯特洛夫号。  
　　我们依旧得不到关于我们师的任何消息。我们被编入了一个临时营，负责防守泽波镇的西面。  
　　我们在离海岸线大约30公里的地方构建起自己的战壕。我们不知道敌人从哪里来，但是看起来我们都面向着错误的方向。所有的反坦克炮和防空火炮都瞄准着西面和西南面——我们唯一的撤退方向。我不太懂——但是这并没有区别。这不是我们第一次不明白战局了，显然别人已经替我们着想了。  
　　除了挤满所有农舍的难民，这里的生活总体还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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