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认为这是非常良善甚至可称是高贵的想法，我却将之视为太过于简化与不切实际。这种方法直接或者间接地忽视了其所针对的社会源于各自传统、风俗、政治体制、社会架构和基本信仰的复杂性以及细微差别。 
　　我相信改变必须从内部开始，也就是从穆斯林社会本身的组织开始。在阿富汗，我想需要更多的温和派支持女性权力，除此之外，期盼成功的机会可说是微乎其微。当阿富汗或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教领袖否认女性遭受压迫的事实存在，并藉由指出西方女性受虐的例子来规避自己的问题，或更糟地以伊斯兰教法（Sharia law）的基本教义证明压迫女性是正确时，我总觉得反感。我希望二十一世纪的伊斯兰教领袖能够改变他们对于性别议题过时的观点，让自己开放心胸采用更温和 且革新的方法。我了解这些想法听起来可能有点天真，特别是对阿富汗这种被伊斯兰基本教义派把持、并迫使温和派噤声的国家而言。然而我认为从伊斯兰教的社会本身改变才是唯一的出路。 
　　10.问：《追风筝的人》一书是以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为中心，并且故事是由男性的观点叙述。在你的新书里，故事聚焦在两名女性角色之间的关系，并且交替地从她们各自的观点诠释故事。你为什么决定这次由女性观点书写？在这些独特的女性角色和她们之间的关系中，是什么吸引了你？ 
　　胡赛尼：在我完成了《追风筝的人》之后，我一直对于写个有关阿富汗女性故事的想法相当着迷。第一本小说是以男性为主的故事，当中所有的角色除了阿米尔的太太索拉雅之外都是男性的角色。在《追风筝的人》中，有关阿富汗社会的一大部分面向是我所没有碰触到的，而且我觉得这一整个部分是相当具有故事性的。毕竟过去三十年间，有太多的事情发生在阿富汗女性身上，特别是在苏联人撤离而派系间斗争爆发之后。由于内战的爆发，阿富汗女性的人权因性别而遭到践踏，例如被强暴或被强迫结婚。她们或被当作战利品或被推入火坑卖淫。当塔利班政权建立后，塔利班对女性强加许多不人道的限制，不仅限制她们的行动与表达意见的自由、禁止工作与受教育，同时骚扰、羞辱并殴打她们。 
　　在23年的春天，我前往喀布尔，我还记得当时我看到穿着传统蒙面服装的女性坐在街角，身边跟着四个、五个，甚至六个小孩，乞求着路人施舍零钱。我记得 当我看着她们成双走在街头，后面尾随着她们穿着破烂的孩子，我会想要知道生命已将她们带往何处？她们的梦想、希望与渴望的东西会是什么？她们有谈过恋爱吗？她们的丈夫是谁？在蔓延阿富汗二十年的战争岁月中，她们失去了什么？ 
　　我与许多在喀布尔的女性谈过，她们的故事都是真实且让人心碎的。例如，一个有着六个孩子的母亲告诉我，他当交通警察的先生一个月仅收入四十美金，而且已经六个月没有拿到薪水了。为了过活她必须向朋友或亲戚借钱，不过因为她无法还债，他们已不再借给她了。因此，她只能每天带着她的孩子到喀布尔不同的街道角落里乞讨。我跟另外一个女性谈过，她说她隔壁孀居的寡妇，因为无法忍受饥荒所带来的死亡，把老鼠药塞入面包中 喂食她的小孩们，然后自己也吃了它。我也遇过一个女孩，她的父亲因为散弹枪造成下半身麻痹，她只能与她的母亲从日出开始就在喀布尔街上乞讨直到日落。 
　　当我开始写《灿烂千阳》之际，我发现我自己不断想起这些充满韧性的阿富汗妇女。虽然她们不见得是引发我描写莱拉或者玛丽雅姆故事角色的灵感来源，不过她们的声音、面容与坚毅的生存故事却一直萦绕着我，而且关于这本小说，我有一大部分的启发是来自阿富汗女性的集体精神力量。 
　　11.问：《追风筝的人》被相当多的读书会采用，也被相当多的城市或社群把本书纳为公众读书计划的一部份。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你认为人们可以从你的故事中得到些什么？ 
　　胡赛尼：《追风筝的人》有相当多的层次，为读者提供文化、宗教、政治、历史与文学的观点讨论。不过我猜想这本书会受到读书会的欢迎，相当大的原因是因为这本书是 贴近于人性的故事。因为友谊、背叛、犯错、救赎、以及父子之间的情感等主题，举世皆然，并不仅只存在于阿富汗，这本书已经跨越了文化、种族、宗教和性别等 鸿沟而与各种背景的读者产生共鸣。我认为读者是在响应本书中的各种情感。 
　　12.问：《追风筝的人》改编的电影现在已经在中国拍摄了，预计何时会完成？你如何看待你的第一本小说改编成电影？ 
　　胡赛尼：这部电影在26年12月已经拍摄完成了。据我所知，这部电影会在今年的秋天上映，也许会在11月吧。 
　　拍电影这件事是一次超现实的经验。写小说是一种非常个人和孤独的事业。电影制作完全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因此看见许多人四处奔走，试着把我非常个人的创作转化为给一般大众的视觉体验，是相当有趣且奇怪的。这是一次相当独特的经验，目睹我的想法以视觉的方式来诠释。 
　　除此之外，我已经认知我在书页上面所写的一切不一定完全能改编上大屏幕。不可避免的，在书与电影之间仍会有一条界限。但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电影与我的作品有多相近，而是电影制作人如何把两者的优点透过艺术的方式，把写作的成品与电影的视觉力量结合呈现，成就另一种完全脱离原本小说的模式，以视觉为表现方式的艺术形态，同时忠实地保留最初让这本小说会吸引人的情感体验与感受。 
　　第一章 
　　五岁那年，玛丽雅姆第一次听到“哈拉米”这个词。 
　　那天是星期四。肯定是的，因为玛丽雅姆记得那天她坐立不安、心不在焉；她只有在星期四才会这样，星期四是扎里勒到泥屋来看望她的日子。等到终于见到扎里勒的时候，玛丽雅姆将会挥舞着手臂，跑过空地上那片齐膝高的杂草；而这一刻到来之前，为了消磨时间，她爬上一张椅子，搬下她母亲的中国茶具。玛丽雅姆的母亲叫娜娜，娜娜的母亲在她两岁的时候便去世了，只给她留下这么一套茶具。这套瓷器的颜色蓝白相间，每一件都让娜娜视若珍宝，她珍爱茶壶嘴美观的曲线，喜欢那手工绘制的云雀和菊花，还有糖碗上那条用来辟邪的神龙。 
　　从玛丽雅姆手中掉落、在泥屋的木地板上摔得粉碎的，正是最后这件瓷器。 
　　看到糖碗，娜娜满脸涨得通红，上唇不停地抖动，那双一只暗淡、一只明亮的眼睛死死地、眨也不眨地瞪着玛丽雅姆。娜娜看上去十分生气，玛丽雅姆害怕妖怪会再次进入她母亲的身体。但妖怪没有来，这次没有。娜娜抓住玛丽雅姆的手腕，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这就是我忍受了一切得到的回报。一个打碎传家宝的、笨手笨脚的小哈拉米！” 
　　当时玛丽雅姆没有听懂。她不知道“哈拉米”——私生子——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她还小，不能理解它所包含的歧视，也并不明白可耻的是生下了哈拉米的那些人，而非哈拉米，他们惟一的罪行不过是诞生在这个人世。但由于娜娜说出这个词的口气，玛丽雅姆确实猜想到哈拉米是一种丑陋的、可恶的东西，就像虫子，就像娜娜总是咒骂着将它们扫出泥屋的、慌慌张张的蟑螂。 
　　后来，玛丽雅姆长大了一些，总算明白了。娜娜说出这个词语的口气已经让玛丽雅姆觉得它特别伤人——更何况她还边说边吐口水。那时她才明白娜娜的意思；才懂得哈拉米是一种人们不想要的东西；才知道她，玛丽雅姆，是一个不被法律承认的人，永远不能合法地享受其他人所拥有的东西：诸如爱情、亲人、家庭、认可，等等。 
　　扎里勒从来没这样叫过玛丽雅姆。扎里勒说她是他的蓓蕾。他喜欢她坐在他的膝盖上，喜欢讲故事给她听，喜欢告诉玛丽雅姆说赫拉特[1]Heart，阿富汗西部城市。[1]，也就是玛丽雅姆1959年出生的那座城市，一度是波斯文化的摇篮，也曾经是众多作家、画家和苏非主义者的家园。 
　　“你要伸出一条腿，准能踢到一个诗人的屁股。”他哈哈大笑说。 
　　扎里勒跟她讲加瓦尔·沙德皇后[2]Gauhar Shad（1378～1457），也作Gawar Shad或Gohar Shad，帖木儿汗国国王沙哈鲁之妻，兀鲁伯之母。[2]的故事，他说15世纪的时候，她建造了许多著名的尖塔，当做是献给赫拉特的颂诗。他向她描绘赫拉特绿油油的麦田和果园，还有那藤蔓上结满果实的葡萄，城里带圆形拱顶的拥挤市场。 
　　“那儿有一棵开心果树，”有一天扎里勒说，“在树下面，亲爱的玛丽雅姆，埋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诗人雅米[1]Lahman Jami（1414～1492），拉赫曼·雅米，波斯诗人。[1]。”他身体前倾，低声说：“雅米生活在五百年前。真的。我带你去过那儿，去那棵树。那时你还很小。你不记得了。” 
　　这是真的。玛丽雅姆不记得了。虽然她在一个步行便可以到达赫拉特的地方度过了生命中的十五个年头，玛丽雅姆将不会见到故事中的这棵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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