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带给我们的最坏的咒语,莫过于它会阻止我们逃避哪怕只是一刹那的现实。过去的祖先们在遭受灾难的时候,便逃遁到孤独和偏僻的地方去,可是现在,我们在同一个时刻便可知道和感受到我们地球上某个地方发生的坏事。尽管我离欧洲多么远,但我随时可以知道欧洲的命运。在佩尔甫布戈①登岸的那一天夜里,南方的十字星座就在头①巴西城市。
　　顶,黑色皮肤的人群在我周围的街上行走,我感到疲劳不堪,忽然我在一张报纸上读到轰炸巴塞罗那和枪杀一位西班牙朋友的消息。那位朋友几个月前曾和我共同度过了愉快的几个小时。在得克萨斯州,我坐在一辆飞驰的普尔曼①式的车厢里,行驶在休斯顿和另一座石油城之间,我突然听到有人发疯似的用德语大喊大叫,原来是不知哪位旅伴把列车里的收音机拨到了德国电台。列车的车轮正在得克萨斯的平原上滚滚向前,我却不得不在车厢里聚精会神地听希特勒发表煽动性的演说。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总一直怀着痛苦的忧虑思念着欧洲,一直想着在欧洲的奥地利,难以摆脱。在许多令人
　　惊骇的危险地区中——从中国到埃布罗河②和曼查那雷斯③——唯有奥地利的
　　命运特别令我关心,这大概就是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吧。但我知道,整个欧洲的命运全系在那个小国家身上——它恰巧是我的祖国。如果我今天回过头来试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那些政治错误,那么我会认识到最大的错误是: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家们没有执行简单明确的威尔逊计划,而是歪曲了它。
　　他的思想是给小国家以自由和独立,不过他正确地认识到:那种自由和独立只有在所有大国和小国参加的一个有约束力的统一组织内才能得到保证。由于人们没有建立那种组织——真正的、全面的国际联盟——,而只是实现了它的纲领的另一部分,即给小国家以自主权,因而人们制造出来的不是平静,而是接连不断的紧张局势。因为没有什么再比小人的狂妄欲望更危险的了,那些小国家刚一建立起来,它们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争我夺的搞阴谋,为自己获得小块土地争吵不休,波兰人跟捷克人打仗,匈牙利人跟罗马尼亚人作战,保加利亚人跟塞尔维亚人开火,而在所有那些竞争中,作为最弱者的小小奥地利却跟庞然大物的德国对抗。那个支离破碎、残缺不全的国家——奥地利,它的统治者曾一度在欧洲颐指气使、不可一世,现在——我今天不得不一再重复——它成了欧洲墙上的一块基石。我知道,在我居住的那座英国百万人口的城市——伦敦,所有人都不会觉察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巴尔干,都要先后被希特勒公然并吞。他们不会觉察到纳粹主义能够用维也纳——依
　　靠维也纳的特殊组织已把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根杠杆把整个欧洲撬
　　起,翻个个儿。只有我们奥地利人知道,是什么样的怨恨激起的欲望驱使希特勒向维也纳进军,那座城市是他最穷困潦倒的时候的见证人,他要以凯旋而归的统帅身分进入那座城市。
　　因此,每当我匆匆去一下奥地利,然后又越过边界回来时,我总要舒一口气:“幸亏这一次希特勒还没有来”,而回头一看,好象那就是最后一次了。我看到了灾难的来临将是不可避免的；在那几年里,当别人早晨自信地拿起报纸时,我却有数百次从内心害怕这样的大写标题:奥地利完了。唉,当我装作我早已不关心奥地利的命运时,我是怎样在欺骗自己呵!我每天从
　　遥远的地方比我那些在祖国的朋友们更为奥地利缓慢而心切的最后挣扎而痛
　　苦,他们用爱国主义的游行来欺骗自己,每天互相打气:“法国和英国不会抛弃我们,而首先,墨素里尼绝不会答应。”他们相信国际联盟、相信和平条约,就象病人相信贴有漂亮商标的药一样。他们无忧无虑地、幸福地过着他们的日子,而看得更加清楚的我,心都快要碎了。
　　①普尔曼(一八三一——一八九七)是美国铁路工程师。此处指普尔曼公司制造的高级车厢。
　　②西班牙河名。
　　③西班牙城市。
　　我最后一次去奥地利,没有别的理由,而是我内心对那越来越近的灾难的态惧的自发表现。一九三七年秋,我为探望我的老母亲去过维也纳。因为我在伦敦有较长一段时间波有事干；更没有什么急事。几个星期以后的一天中午,——那是十一月底的时候——我横过摄政王大街回家,在路上买了一份《旗帜晚报》。那天是哈里法克斯勋爵①飞往柏林的日子,他第一次试图和希特勒本人谈判。在那份《旗帜晚报》的第一版上——我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右边版面上的文章是黑体字——列举了哈里法克斯想和希特勒达成谅解的几点内容。
　　其中也有一条是谈到奥地利的。在那些字里行间我感觉到或者我以为我已经看到:出卖奥地利。因为和希特勒谈判还能意味着别的什么呢?我们奥地利人完全知道,希特勒在这一点上是绝不会让步的。值得注意的是,把那次讨论内容归纳为那几点的纲领,唯独出现在那份午间出版的《旗帜晚报》上,而在下午晚些时候开印的报纸上却又不见了。(我后来听到谣传,说报纸的消息是由意大利公使馆帮助弄到的,因为意大利在一九三七年最怕德国和英国背着它搞联合。)在那份《旗帜晚报》上的消息——大概有很大一部分人没有注意到——本身是否确实,我无从判断。我只知道,我个人对那个想法吃惊非小,就是说,希特勒和英国已经在谈判有关奥地利的问题了,我今天不羞于说,当我拿着那份报纸时,我的手颤抖着。不管消息是真是假,几年来我还没有那样激动过,因为我知道,只要那条消息有一点真的话,也就意味着完蛋的开始。欧洲大墙上的那块基石就会塌下来,欧洲也随着崩溃。
　　我马上回转身,跳上第一辆上面写着开往“维多利亚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向帝国航空公司驶去,想打听一下是否还有明天早晨的机票。因为我还想再去看一次我年迈的母亲、我的家庭、我的故乡。巧极了,我得到了一张机票,我迅速将一些东西塞进箱子,飞往维也纳。
　　我的朋友们对我如此迅速、如此突然回到维也纳很是奇怪。但是当我说出我的忧虑时,他们是如何嘲笑我的呵；他们讥讽我,说我还是那位老“耶利米”①。说我是不是不知道,奥地利人现在是百分之百地支持舒施尼克?他们不厌其烦地称赞“祖国阵线”规模巨大的游行,而我在萨尔茨堡就已看到过,绝大多数参加游行的人都把规定的统一徽章别在罩衫的衣领上,以便不给自己的地位造成危险,与此同时,他们又都为谨慎起见早已在慕尼黑的纳粹党那里登了记——我学过的历史和自己写过的历史太多了,我不会不知道大批群众总是突然倒向势力大的一边的。我知道,他们今天高呼“舒施尼克万岁”,明天他们会用同样的声音高喊“希特勒万岁”。然而,在维也纳所有我与之交谈的人都表现出了真正的无忧无虑。他们互相邀请聚会,穿着燕尾服,吸着香烟(根本不知道,他们不久就要穿上集中营囚犯的衣服),他们奔忙于购买圣诞节礼品,布置自己漂亮的家(没有人预料:几个月后那些东西都会被洗劫一空).古老的维也纳永远是悠然自得,我以前非常喜欢它的逍遥自在,真的,我整个一生都梦想那种无忧无虑,维也纳的民族诗人安①哈里法克斯勋爵(Lord Edward Frederlck Llndley Wood Halifax一八八———九五九),英国政治家。一九三五年任陆军大臣。一九三五————九三八年、一九四○年任掌空大臣。一九三八———九四○年任外交大臣。一九四一——一九四六年任驻华盛顿大使。
　　①旧约中的先知。
　　岑格鲁贝尔①曾把那种无忧无虑概括成这样简洁的格言:“你不会出什么事
　　的。“——那种无忧无虑现在第一次使我感到痛心。但最终说来,他们——所有那些在维也纳的朋友——也许要比我聪明,因为他们在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才感到痛苦,而我呢,我事先在想象中就感到痛苦,当灾难降临时,我又第二次痛苦。我再也理解不了他们,我也无法使他们理解我。从第二天起,我就再也不警告任何人了,干吗要让那些不想让别人打扰的人惊恐不安呢?不过,如果我今天说,当我在维也纳的最后几天望着我在那里出生的那座城市的每一条熟悉的路、每一座教堂、每一座花园、每一个古老的角落时,是怀着一种”永不会再有了!“的无声绝望,人们不会把我的话当作是事后添油加醋的说法,而认为完全是真实的。我拥抱我的母亲时,就带着那种隐藏的感情,”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对那座城市里的一切、那个国家里的一切都带着”永别了:“的感情。我意识到那是一次告别,永远的告别。列车驶过萨尔茨堡,那里有我在里面工作了二十年的住宅。但是列车进了火车站,我都没有下来一下。我虽然可以从车厢的窗户看到山丘上我家的房子,回忆那些消逝的岁月,可是我没去看。看了又有什么用呢?—我永远也不会再住进那所房子了。在列车越过边界的时刻,我象圣经中的老祖宗罗得一样,知道我身后的一切都是尘土与灰烬,一切凝结成了象盐一样苦涩的历史。
　　我以为,当希特勒将要实现自己仇恨的梦和作为凯旋而归的统帅占领那
　　座曾经遗弃过他——一个穷愁潦倒、一事无成的年轻人——的那座城市维也
　　纳的时候,我预感到了一切可能发生的可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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