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9厂的，早就不招工了。”
　　“以前多红火的厂啊，还洞洞厂矿呢（注：洞洞厂矿，四川方言，指三线建设时期修建的中央直属企业，因厂名常以数字代替而来。）。”我帮她叹息。
　　“是啊，现在都垮完了，命不好嘛。”她一脸囧样。
　　中国人并不忌讳打听别人的财务状况，我也有这臭毛病，女孩很是尴尬：“我都不好意思说，三百多，喝稀饭还不够。”
　　我突发奇想，这不是我的“临时女友”吗？
　　5
　　二十二岁的雪儿准时出现在医院门口，远看一簇火焰，近看乔装打扮，脸盘上尤具匠心，清秀之余添了几分妖媚。我心里一跳，化妆品这玩意真TMD助纣为虐误导众生。我正想和她谈如何应付，她一把挽住我，剥夺了我演主角的机会：“你配合就行了。”
　　我父母惊喜地接见了这位冒牌货，拿出水果招待她，她毫不客气。雪儿对我父母问长问短，我父母的问题她也对答如流。雪儿说我们半年前在溜冰场认识的。父母工人阶级，她在一个事业单位打字，独生女，大专文化——在自修大专，法律专业。雪儿说她性格内向，不喜欢打麻将，喜欢读书，崇拜周总理、鲁迅和拿破仑……我忍不住笑，佯装内急溜进卫生间。
　　雪儿和我勾肩搭背，还采取喂宠物的方式和分食了一个橘子。雪儿看见按摩师为我老爸按摩也去帮忙，医生说她按得有板有眼像模像样的。我口上插科打诨，心里却纳闷，如此聪明伶俐的女子咋屈就于茶楼？不得不承认生活对人的可塑性，生活的艰辛像一把刀子，既可以把你削尖，也可以把你削平，还可以将你拦腰截断。
　　在我老爸老妈高高兴兴将我们送出医院后，雪儿立马原形毕露，手一摊：“钱——？”
　　我兑现了她一百，她又甜甜地说：“哥，再付五十吧。”
　　“你毛病呀你？”我不满起来。
　　“哥，我给你爸按摩了快一小时，这对他很有好处，医生都说我按得好。就是街头野店也不止这个数呢，还有往返出租车，五十块不多吧？”
　　“那是你自己主动的，不过我还是再给你五十块。”我掏出五十给她，警告，“下次我没点头，不许单方面增加服务内容，你不能违约嘛。”
　　“啊——？还有下次！太好了！啥时候？”她大喜过望。
　　“可惜不是你了，但你可以推荐。我和老爸老妈说过，有几个候选人，择优录取嘛。”
　　“哼，花花公子！”她撅起嘴巴。
　　“啥花花公子？都是演戏。有可能再找你，但下次不行——你有人选吗？”
　　“那我有啥好处？”
　　“我只出一百块，另给二十块好处费——三十吧，谁让今儿个我高兴呢。”
　　“好吧，那你现在先给我五十块订金吧，你到时就给她八十。我找我表妹吧，不漂亮不给钱。”
　　雪儿表妹媛媛并不漂亮，呆若木鸡，一眼就看出瓷器国应试教育的后遗症，要不是我临时给老爸老妈通报了消息，加上她已经到了医院门口，我都要退货。细节毋需敷述，更像一部照本宣科按部就班的木偶戏，无论是我还是老爸老妈都一致认为，这个本科生比中专生雪儿差远了。看他们高兴，我又雇了雪儿几次。她演技出众，嘴巴甜，有一阵，我差点就入了戏。
　　6
　　其实在宽慰父母的同时，自己已四面楚歌了。砸掉泥巴饭碗并不可怕，戳洞洞鱼甚至拾废品也比那挣得多。问题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钱突然不好挣了，连扛着镰刀斧头都不如以前好使了。尽管我摇舌鼓唇，把这本内部机关刊物吹嘘成本地的《求是》杂志，暗示只要花点小钱，树树形象，仕途上一片光明，那些比我还聪明的“猎物”们却谢绝入瓮了，明说暗示宣传未必有用，没准还会引起反效果。的确，与其让上级通过报刊间接看到自己光辉而猥琐的形象，还不如直接将银子偷偷打点上去。神不知鬼不觉，还避嫌。
　　斤斤计较市场回报的私企就别费工夫了，只能在这个欠发达地区的机关或不景气的国企里转来转去，很快就竭泽而渔，还常常出现一家报刊几个人在同一个单位撞车的尴尬事儿。最糟的一次，一个农村气质的同事被当成骗子扭送专政机关。我意识到，这招摇撞骗的事业难以走进新时代了。
　　有人拉我去做少儿英语培训，我拒绝了。我实在无法殚精竭虑歇斯底里地和一帮流着鼻涕穿着开裆裤的小屁孩鬼混。我妈看见一则广告，一所中学在招英语代课老师，每课时十块大洋。我听了直摇头。想当初哭着喊着想去教书而不能，现在去瞎教什么？何况，当年稀饭学院的同学不是教学骨干就是教育腐败带头人，难道去做个工资只有他们三分之一、没编制、没油水、还受他们领导的代课教师吗？我TMD还要晚节吗？
　　我也不想再去做啥街头窜窜，摆个地摊什么的，钱挣不了几个，人弄得灰头土脸气急败坏的；遇到发了情的城管或喝高了的大盖帽，没准小命都难保。我曾目睹这些家伙像“动物世界”里的猛兽攻击食草动物一样攻击摆摊的，连老弱女人都不放过。像我这样的倒霉蛋，放在体面人的眼里，纯属TMD烂虾米一条，再不敝帚自珍一把，也就眼睁睁堕落为一堆不耻于和谐社会的狗屎堆了。
　　父母长住医院，我一人赋闲在家。白天去股市上晃一圈，套得一塌糊涂，估计几年是出不来了，索性不理它。回家后看看电视吧，千篇一律的新闻和假模假式的电视剧让我忍无可忍；看看盗版美国大片吧，那种远离下岗职工生活的玩意很快索然无味。其余时间，在医院、单位和社保局为老爸的医药费问题和他们死磨硬缠，除此无事可做。
　　我开始恍惚，失眠。拿句小资产阶级的话说，我有点迷惘。想起几年前从深圳铩羽而归后极度空虚时写的那本书，一阵翻箱倒柜，居然还在！我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觉得这小子真是最不可救药的那种人才。
　　一年前北京有个作品研讨会，一个名叫“追魂”的文化公司发起的，给我发了个邀请函，后来得知是冬瓜推荐的。我一看，除了交通食宿自理，会务费倒便宜，四百九十九块，还可以见到中国文学界一群“大尾巴狼”。我一直想去北京瞅瞅，在京的大学同学杨星辰和李皓也邀我去。于是带着书稿进京，半是玩儿半是开会。两周时间，结识了一大帮五湖四海形迹可疑的文学老、中和青年。研讨会上，一群“大尾巴狼”们吹得我如坠云雾。这部尚未出版的粗糙作品被冠以“解构性写实”“后现代”“黑色幽默”“囚徒困境”等吓人名词，把我说成一个若经他们调教必将冉冉升起的文学新星，还假模假式地和我签了出版代理合同。一直没下文，稿件也就扔进了墙角，现在，是修改它的时候了，至少还有事情可做。
　　吃饭问题很好解决，我姐开了个小餐馆，我每天蹭上两顿，风雨无阻。其余时间，陷入了文字的汪洋大海。
　　此后一段时间，还找过雪儿一次，家里聚餐，需要她出场，她没收费。她也来找过我两次，我依然不冷不热地接待了她，她两次夜不归宿，波澜不惊。她忽悠我和她合开茶楼，还想“转正”，我严正拒绝了。她几次约我出去玩，我也推掉了。家里对她意见不太统一，父母觉得还行，说她白白净净，又挺机灵；我姐和弟觉得我可以找更好的，按他们的说法，雪儿有些妖精，有些咋咋哇哇（注：咋咋哇哇，四川方言，指废话多且不顾场合。）
　　两月后将全书大改一遍，感觉好多了。把这手写的稿子拿到一打印室，蹲守了几天做校对。为了不至于稿件在某一家出版社墙角发霉，决定自印二十本，同时寄出去。老板在计算器上乱按一阵，开出了一千四的价格。
　　“七十元一册，比正式出版物至少贵三倍，你拿我当猪头啊？”我气晕了。
　　“老哥，您在杂志社干过啊，这个成本主要是排版出片，多印几本没啥关系，一点纸钱而已。您如果印一千册，我就给您每册三十元。”老板寸步不让，说得也合情合理。
　　我看那打字的小妹哈欠连天，趴在桌子上揉眼睛，于是减价二百。老板的脸拧成一团，就TMD刚做了包皮切割手术似的，一阵痛定思痛，终于哭丧一句：“哥，算你狠！”
　　一周后我拿到了成品，杂志大小，印刷清晰，装帧扎实，封面还设计成一叶扁舟孤帆远逝什么的，看起来像模像样的。我笑逐颜开付了余款，挑最牛逼的出版社一口气寄出去十八本，一本寄给了“追魂”文化公司，一本自留。邮局说自印品非印刷品，既不能走印刷品，也不能走包裹，只能按信纸走，态度坚决，不容分说。一称重量，加上挂号费，一本居然要三十多，五百多块一眨眼就出去了。
　　我兴冲冲地拿着书稿去医院。刚走进理疗室就觉得走进一个新的磁场，诡秘而阴冷，几个护士正在紧张收拾廖老头的床铺。老爸老妈一脸悲凉，我爸苦笑着说：“老红军见马克思去啦。”
　　这不过是父母住院一年多来目睹的接踵而至的死亡事件中的最新一桩。沉默了一阵，我老爸询问我这一段时间所作所为，警告我找点正经事干，别无事生非，把公安局招来。他的担心不是没道理，我曾经两次把公安招来。一次因为在街上练摊和几个摊主发生冲突，一次因为拒缴保护费和几个资深烂滚龙血拼。两次流血冲突我都幸运地免于治安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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