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趟深圳、一趟北京已经花不少了。我现在没钱了。”
　　“别担心这个，这次去是赚钱。我只带三千块，用完了事。”
　　“股市里还有多少钱？”
　　“您就别关心了，您的两万块还完好无损呢。”我面不改色心不跳。
　　到股市守了几天，瞅准一个机会以十二元的价格卖了三手“长红”，还算不错，只亏了不到百分之六十。


第2章
　　1
　　人潮汹涌，灾民似的，我被撞得东倒西歪，还得奋力摆脱形形色色的粗暴拉客族。出站大厅，密密麻麻的警察和保安鹰一样的目光搜寻着人群，密集地抽查旅客证件。穿制服的总是让我这种人眼发晕腿发软，我问旁边一位河北旅友咋回事，他反问：“你买票没用身份证吗？”
　　“没呀。”
　　“那是你没赶上，查练功的。”
　　“没听说啊？”
　　“我也不知道。嗨，说得很严重，说是邪教。电视里不停地放。”
　　我心虚地经过筛选，一出广场，拥挤嘈杂燥热汗臭和汽车尾气让我几欲窒息。我饿狗抢食一样挤上20路公汽。在北京站广场又是一番挣扎，再次汇入另一片人山人海。看着巍峨的楼群开阔的街道闪烁的灯海，我如同十九世纪初到巴黎的外省人于连或拉斯蒂涅（注：于连、拉斯蒂涅，分别为法国作家司汤达（1783～1842）《红与黑》和巴尔扎克（1799～1850）《人间喜剧》中男主角。）一样局促不安。
　　一个从未想过的问题突入脑海：这个1000多万人的城市，每天拉的屎、撒的尿都顺着下水道流那去了？
　　汗流浃背的我拿出地图对照着走，穿过地铁通道，进入凉爽的恒基中心，然后通过长安街地下通道，来到长安大戏院背后僻静的贡院胡同里的四川驻京办。这儿位置好，凭四川身份证可打折。中国人是靠味觉来认知世界和自我的，对于异乡人而言，找到家乡客栈，听到乡音，吃到家乡菜，味觉上的认同就消弭了异域感，舒缓了紧张感，你也就获得了一种短暂而虚拟的安全感。
　　“没目的就不能来吗？这事够稀罕的。”看着登记薄上“来京目的”那一栏我就想笑。
　　“您第一次来北京吧？”那女子笑着问我。
　　“来过，前年还来过呢，住海淀那边一宾馆。”
　　“没让您填吗？我不信。”
　　“是会务组帮我登记的。”我想起来了。
　　“对吧，不是老乡为难您，规定不是我定的。”
　　“你说坏人来旅馆还会写下‘我是来犯案的’的？我算开眼啦。”我拿起笔来，飞速写下一溜字。那女子笑得直不起腰，另一女子纳闷地拿起登记簿念了出来：“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啊——！”
　　“人民想念毛主席——这理由正当吧？来一次首都我容易吗？全村都眼巴巴等我带回好消息呢。”在众人的笑声中，我拿起身份证、钥匙、出入证转身进了电梯。
　　房间正对西晒，踏进去就像进了烤箱。赶紧打开电风扇，还是大汗淋漓。我锁好钱包和手机，取出拖鞋，来到公共浴室。只有一男的。我一声不吭冲了一会，那男的和我搭讪：“四川人吧？”
　　“啊。”
　　“旅游还是开会啊？”
　　“瞻仰伟大领袖遗容——第二次。”
　　他大笑起来，笑声既像公公又像娘娘。我扫了一眼，斯文的中年男人，身子白得晃眼，如去了毛的行货。
　　“你身上好多毛啊！”他忽然说。
　　“嗨，我属猴子的，没进化完，嘢——，我直立行走了。”这无聊的地方，开开玩笑挺解闷。
　　他也大笑。突然，他一步上前：“哎呀，多雄性啊，好性感！”
　　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就搂住我，我吓得一退，呵斥道：“你干嘛呀你？”
　　“我给你搓背吧，我们互相搓吧。小伙子好性感啊！”他叫道，一只手伸到我背上。我奋力甩开他的手，让他滚蛋。这个放肆的“同志”尴尬退后，讪讪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草草穿衣滚蛋了。
　　次日，我并没有去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再伟大的木乃伊也是木乃伊。记得首次进京去瞻仰时，那宏大而阴森差点没让我当场晕过去，明明想挤出眼泪，结果却湿了裤子。打小就特怕死人，总担心那物事会突然坐起来冲你一笑什么的。我想如果伟大领袖在天有灵，一定大发革命雷霆，无神论领袖的遗体是尔等拿来展览的么？
　　我又看地图，又问路人，东拐西绕，走进一大片不见边际的迷宫般的胡同里，好不容易才找到“烧饼胡同”。这个压根就没烧饼铺子的胡同又窄又挤，一人多高的灰扑扑的老旧建筑，犹如八十年代初期的靀城背街，和胡同外宽阔体面的大街犹如两个世界。晨歌所在的赫赫有名的出版社就位于胡同深处。
　　老四合院门口，一老头命我登记。还好，登记薄上“来京目的”一栏换成了“来本单位事由”，所以“瞻仰伟大领袖遗容”就变成了“和晨歌谈稿”。老头拿起老花镜，看看我填的信息，再抬头扫视我一眼：“哦——四川的？出书的吧？”
　　我哼哼哈哈。他又问：“家乡人民生活还好吧？”
　　我有些吃惊，答道：“托您的福，家乡人民很幸福。”
　　他显然很满意这个答案，还做出礼贤下士状，亲自领我走进大院。晨歌正和一著名作家通电话。他看上去年轻，一表人才，站起来和我握手，捂着电话对我说先到对面主编室。冬阳娇小精干，前几年她和晨歌编辑的几套作品横扫中国之后，畅销书不断，名气如日中天，门庭若市。冬阳取下眼睛，看着我：“你是戈海洋吧？”
　　“是的。”我就像伪军见了太君似的点头哈腰。
　　“你这是专门到北京谈书稿来了？”
　　“好几件事呢。”
　　“你的稿子我看了。”她站起来给我沏了一杯茶，安排我坐下，接着说，“你年轻，有潜力。不过这部书稿要出的话还得大改，咋改，你听我的意见。”
　　“当然当然，给你们投稿，我不自量力。”我恭谦地说。
　　“我们社虽然名气大，但还是小社。”她说，“你看我们这办公环境，老民居，够寒碜的吧，来个人都不好意思。不过我们过两月就搬到写字楼去了，五A级的，以后有机会可以过来坐坐。”
　　然后她叫一女孩将我的书稿拿来，翻开，里面有一些用笔标出的记号，她随便指出几处：“你瞧，你这样写，看着倒痛快，出来肯定惹事。”
　　“那不过一个处级干部，这种芝麻官中国怎么也得上百万吧。”我小心翼翼地说。
　　“这个跟级别没关系，是写法问题，背后是态度问题。你这部稿子麻烦大了，还没出就被盯上了，出了你可没事，我们脱不了关系。也许别的社没问题，我们出过一次事，检讨个没完。”她解释道，“我们是出版社，上边不给你书号，你吃啥？”
　　“理解，理解。”我连连说。
　　冬阳要我把书稿拿回去动大手术，改完给晨歌。寒暄一阵，把我送出了烧饼胡同。为了确证烧饼胡同是否真有烧饼，我从另一头走出去，连烧饼味儿都没有，倒是有几家杭州包子铺把我的肠胃刺激得咕咕直叫。和四川包子相比，西湖边的包子实在难吃，北方饺子还行，个儿大，至少填个饱。
　　2
　　长安街上道路的宽阔、建筑物的宏大、车流的湍急和人流的密集，摧枯拉朽般让人产生蝼蚁般的渺小感。密集而警惕的警察、便衣和保安让人浑身痒痒，以致于我经过他们的面前时，努力装出一付上对得起党和政府下对得起人民的样子。我在王府井附近闲逛一阵，挤上1路公汽到了西单图书大厦这个中国最大的书店。这里不愧是个免费看书、免费纳凉的好地方。暮色苍茫时，乘地铁到大望路，然后倒车前往红庙。
　　几年前，李皓和杨星辰再也无法忍受清贫，从位于京郊的单位不辞而别，沦为京漂一族。后来，他们向我炫耀他们上报啦——被单位开除，报上发声明了。
　　1997年初夏到北京见了两人。李皓在一家翻译公司，没底薪，翻译千把字，可以挣一个盒饭啥的。还去杨星辰的“国际贸易公司”看了看。这是他从外贸公司辞职后刚成立的公司，光杆司令。我探头探脑地进去，吓了一大跳。地下室一间十平米小房，既住人，还办公。阴暗潮湿，散发着霉味，二十四小时开着惨白的吊灯，活像一处法西斯秘密专政场所。惟一有点公司痕迹的，是拥挤不堪的桌子上一台电脑、一台传真和一堆中英文文档，桌椅统统旧货。那个下雨天，天花板不断渗出水滴，杨总不得不在桌子和电脑上盖几张报纸，不停替换。他的生意是将国内小工艺品贴上自己的注册商标销往国外。杨总拿杯给我接水，饮水机活像患上慢性前列腺炎；我一坐下，屁股下的沙发发出哀嚎。我开玩笑说：“这哪是开公司，劳改啊。”
　　杨星辰苦笑：“劳改还管吃管住呢。哥们要真的撑不下去了，就学《警察赞美诗》里的索皮去。”
　　当时杨星辰和李皓都劝我留在北京，和他们构成“三剑客”或“铁三角”什么的，我也跃跃欲试，无奈老爸突发中风住院，放弃了。
　　在红庙站，我四处张望，后脑勺被人一拍，回头看一无所有，几米处一陌生人偷着乐。我正纳闷，脚腕处再被一击，我一个趔趄，顺势向下一看，两家伙正蹲在地上咧开大嘴笑呢。打闹着走向川菜馆。这是杨星辰的意思，先吃饭，再去他“家”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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