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考就算了，哪儿都一样过日子；如果你要继续折腾，我可以出点主意。但你必须明白，我对你没义务。”
　　“仁至义尽啊。”
　　“可不嘛，我一贯如此。”她又问，“你准备回去还是留在北京？”
　　“我玩两天，回去复习托福，同时提高逻辑——估计没戏啦，再考一次，不行拉倒。”
　　武彤彤沉吟片刻，说：“也行，很多人都考几次，最后以最高分为准。”
　　“有新男朋友了吗？”我见缝下针，她笑起来：“这关你啥事儿啊？”
　　“这是咱家的事。”我嬉皮笑脸地，她威胁我如果再胡说就挂电话，无奈地同意了，“还有啥指示？”
　　“真还有一件小事麻烦你。”
　　“能为你效劳，天大的荣幸，说吧。”我来了精神。
　　“你能不能去‘纽东方’总部帮我买一套GRE和托福材料，最新版的。”
　　我纳闷：“你还用这个干嘛？你不已经读了一年了吗？”
　　“我不太喜欢现在这个导师，也不太喜欢这个学校，我想去美国最顶尖的大学。”
　　“二流大学已经很不错啦，三流要我我也去，还兴高采烈敲锣打鼓的。”
　　她笑：“那是因为你没追求。”
　　“啥时间要？”
　　“越快越好，钱你就先垫着吧。你现在还有钱吗？”
　　“毛病啊，一家人说啥两家话？”我说，掌柜向地主汇报似的，“咱家还有些余粮。”
　　我翻身起床。在挂断前，她突然补充道：“你注意安全！”
　　莫名涌起一阵温暖，心旷神怡地穿衣洗漱，兴高采烈地下楼，神情坦然地突破性工作者的围追阻截，精神抖擞地向小区外走去。一路长途奔袭，终于赶到“纽东方”总部。按书目买了全套资料，又赶到办理国际邮政的中关村邮局。工作人员兴高采烈地接待了我，打了个漂亮的包裹。他们没法不高兴，区区三百块的书，生生收了我四百多大洋邮寄费。


第8章
　　1
　　复习托福同样无聊，仅一月我就无法忍受。模拟考试中，我的语法和阅读几乎满分，作文自我感觉也不错。问题出在听力上，和GRE的逻辑有些相似，老是无法集中精力。最多听几分钟，我就开始走神，思维放散如梦游，可以从亚马逊森林里的大蟒蛇跳跃到共产国际季诺维耶夫再回到茅厕里的秽物啥的。
　　莫非我有精神分裂症或神经衰弱症？去看了几个医生。看着我生龙活虎谈笑风生的样子，他们压根就不给我检查，一致判断我除了毛病啥病也没有。啥毛病他们语焉不详，大意是个体差异大，左右脑发育不平衡，形象思维抽象思维不平衡啥的。一个医生还煞有介事地说，你这方面不发达，另一方面就畸形发达；瞎子耳朵灵聋子眼睛尖，就这道理。这病没治，也不必治。在我的坚持下，医生开了一堆价格不菲的安神补脑液让我滚蛋。这玩意就跟红糖水，一点效果没有，灌花。
　　一不留神我成了疑难杂症患者，莫非与我家住闹市区噪音太大有关？入秋后，在成都的姐姐要我去她家住几个月，她家非常安静。我算了一下，如果在她家住两个月，正好元旦后在成都两门一起考，我也就解脱了。我觉得根本没必要上啥培训班了，先天性的智商低下和后天性的神经错乱就TMD增高鞋聪明液一样，咋补也白搭。
　　我除了自己复习，还辅导外甥的功课。当小学四年级的他看见我老是在纸张上画那些或矩阵或迷宫似的排列组合时，好奇地问我那是啥，我把题意翻译给他后，他键笔如飞，居然辅导起我来。一段时间下来“听力走神症”依然如故，“逻辑紊乱症”也未见好转。我决定从城北搬到城南的川大附近，那里更有气氛，查资料、报名、考试也方便。
　　在棕南村找了个楼房，和一对中年夫妇合租。此后加快复习节奏，延长复习时间。天气越来越寒冷，我在没任何取暖设施的屋里，如同呆在冰窖中。成都的冬天阴冷潮湿，空气和衣服都能拧出水来，冻入骨髓和灵魂。每天上午我都披着我姐夫的军大衣，龟缩在写字台前，推演那些无聊的逻辑题，或者戴着麦克风如同梦游。双脚不停地蠕动，或轻踏冰冷的水泥地。直到午饭时，放风一样出门找个小餐馆，狼吞虎咽把胃部缓和缓和。运气好的话，下午有一丝灰蒙蒙的阳光艰难地斜射进来，那是我最幸福的短暂时光。
　　年终脚步一步紧似一步，效果始终不妙。爱谁谁吧。我赶到川大留学考试处预约，三天内两门考完。当天，入住川大招待所。
　　托福情况比模拟时糟，考室外老是有人吵架似的耳语。考听力时照例陷入精神分裂，和考逻辑时差不多。隔天考GRE，几道逻辑题后，就不可救药重蹈覆辙了。手忙脚乱的我索性握着电脑鼠标啪啪乱点一气，直到毫无犹豫点击“确认”，和上次相差无几，我连成绩都懒得记，走人。
　　去TMD托福！见鬼去吧GRE！——GRD（注：GRD，一句国骂，疑似“狗日的”。）还差不多！我躲进网吧雅座消磨一个下午，走之前给武彤彤发了邮件，宣告我从此解放了。当晚，喝了半斤烧酒的我在凄风冷雨中的成都街头东倒西歪，一片迷濛。午夜，武彤彤把电话打到我的房间，我们语气异常平静，像两个客气的朋友。
　　“折腾这一年，也够难为你的了，毕竟丢了那么多年了。”
　　“反正闲着，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很必要。”我的声音如同折翅的小鸟。
　　“你的GRE抛开逻辑还算不错，就看托福了，把考号发过来，一月后我给你查查。”
　　“破费了。”
　　“十美元，小Case，我还欠你的呢。”
　　“我都忘了。别提了，谁也不欠谁了。”
　　“那你准备咋办？”
　　“谁知道？解脱了，你也解脱了，放心，不会再纠缠你了。”我长出一口气。
　　“别说那么难听，还是朋友嘛。”她缄默了片刻，“还去北京吗？”
　　“去干嘛？找陈宁安开书店？”我笑。
　　“我要是不走，我们可以合伙，我们做朋友还行。”
　　“做啥啊，我现在都不名一文啦。”我一声叹息。
　　“股市亏掉了？”
　　“差不多亏光啦，尽割肉。”
　　“够惨的，你在怪我吧？多少次让你别打电话，让你别轻举妄动，先冷静下来，你不听。”
　　我苦笑：“我没怪你，只怪自己命运不济，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遇到了错误的人。”
　　“呵呵，还是怪我。”她笑起来。
　　“恋爱中的人都像蠢驴，我知道我傻。”
　　“你也别自责了。人有很多生活方式，自己觉得好就行。”
　　“听起来跟支书或政委似的。”我冷笑起来。
　　“呵呵，讽刺我吧？”
　　“行啦。你好好搞学问，早日拿到学位，拿到绿卡，找到老公。我也放心了。”我强压哽咽，努力在装A和装C之间寻求支撑。
　　她又笑起来：“担心我嫁不出去啊？”
　　“是啊，麻烦到哪儿都是麻烦。”我也笑。
　　“我一点也不麻烦，如果愿意，马上就可以解决你所臆想出来的所谓麻烦。”
　　“哦，我忘了你在那边属于稀有物种了。”
　　“其实，和你做朋友我还是挺乐意的。”
　　“深感荣幸。”我酸溜溜地，“留美博士和下岗职工交朋友，这事可上‘新闻咸播’和《知己》杂志啦。”
　　“咋又来了，光荣啊？有你这么年轻的下岗职工吗？再说，你老这样说，谁在乎啊？真成祥林嫂啦。人只在乎你是不是成功，你缺心眼啊？”她责备道。
　　“呵呵，我是有自知之明。”
　　2
　　家人感到宽慰，希望我不要瞎折腾了，美国对他们而言实在太遥远了。我决定在成都玩几天，托人带来那部难产的书稿。从头到尾修改一次，到打印室守着一字一句输入，存入软盘。我和联系过的出版社一一联系，都没明确的说法。
　　2001年春节后，我常去网吧消遣，看一些火爆起来的网络文学，就想在网上连载看看反应。几家门户网站同时推出后，读者反应之强烈令我大吃一惊，一天评论便上万条。我给编辑们联系，让他们看看盛况。武彤彤也很兴奋，动员留学生去看。家人为我高兴，我妈第一次去了网吧，她戴着老花镜，看着电脑屏幕上她儿子的照片，读着一些评论，觉得这也不错。我蠢蠢欲动又想去北京了。
　　一份大报上有一篇人物专访。东北青年胡蒙，诗人，四处晃荡，忽觉人生珍贵，拒绝再玩。他跑到北京，抓住一次机会，策划了一本关于高科技的书卖给美国人，转眼赚了一千万，成了出版界神话。热血沸腾之余，想和这个传奇人物通个电话。我那破书能赚个百八十万就心满意足啦。
　　我找到那个记者，客客气气说明来意，他很爽快地给了胡蒙手机号码。我估计胡蒙这样的人一定忙得钞票掉地上都顾不上弯腰，惟独午后那段时间要么打盹要么蹲马桶，总有谈话的空档。于是午后打过去，电话通了，可能因为这一段风头太劲，啥样电话习以为常，“喂——”那一声很随意。我先对他恭维一番，他呵呵不值一提不值一提，以后还有很长路要走。他说出版市场复苏，机会来了。我趁机提起我的书，让他上网站看看。他让我三天后给他电话。
　　三天后的通话异常愉快，胡蒙不但要我这部书稿，还要我这个人。他觉得我这人脑子不算太笨，望我加盟，职务都给我留了：图书总策划兼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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