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习老家的墙壁上，挂着一张照片，画面内容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江泽民同志与习老面对面站在那里交谈。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典仪式即将开始之前，江总书记向习老问好。习老触景生情，对总书记说：“江山是人民的，人民就是江山。”总书记会心地笑着说：“此话讲得好。”这又是一句多么重要而富有真理的话呀！此话由习老口中讲出，在国庆大典阅兵式即将开始的时候，便显得更加意味深长。江泽民同志认为“此话讲得好”，可见他是完全理解其中的深刻含义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第三代领导集体寄予的殷切期望。回忆习老长达76年的革命生涯，他的人生道路虽几经坎坷，数度逆境，但总是百折不挠，奋斗不息，共产主义理想的火炬总是高擎在心中，对党和人民，对共产主义总有着无比坚定的信念。无论个人的处境多么艰难，无论受到多么不公正的待遇，作为民族英才，国家栋梁，他都能始终坚定地与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都能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即使蒙受不白之冤，身陷囵圄，他也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使他几十年始终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敏锐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他总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恪守党性原则，总能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革命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习仲勋同志的一生，为人处世，堪称楷模。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顾全大局。他谦虚谨慎，淡薄名利，能上能下，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从不居功，从不护短，爱护干部，关心青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平易近人，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与工农群众、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民族宗教界等各界人士坦诚相见，广交朋友；他办事严谨，宽厚待人，实事求是，不讲假话；他严于律己，为政清廉，生活俭朴，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极严。“德高望重”、“高风亮节”这是习老在人们心中的形象，他在党内外人士和人民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威望。习仲勋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这是人民的评定、历史的评定。

    《时代潮》 (2002年第十一期)

    ·拜谒陕甘边
 
    ——写在新中国诞辰六十周年
 
    忽培元 

    “八十年代末，海峡两岸坚冰初破，一批退休赋闲的原国民党军中高级将领，他们多数领教过‘三大战役’的厉害，却都没有到过西北。当他们被台湾当局批准赴大陆探亲，头一站就迫不及待来到延安，要解开一个百思不解之谜——共产党人是不是真有三头六臂。但当他们看到当年毛泽东和共产党人个个相貌堂堂、衣着朴素、同老百姓亲如一家的历史照片，又是在吃饭穿衣都成了大问题的艰苦条件下，在那样简陋的土窑洞中，却指挥不足百万的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打败了他们美式装备的八百万国军！这令他们更加惊叹不已，感慨万端，甚至越发地迷惑不解。此刻，当我行走在陕甘南梁的山路上，面对当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和苏区政府、陕甘红军将领们住过的早已破败不堪的土窑洞，心中竟然也产生了几乎是同样的惊异和疑惑,……”这一段文字,是摘自笔者1994年南梁之行的日记。如今，时光老人又不知不觉地过去了整整15年，当我们的新中国60华诞即将来临之时，我自己也由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了不惑而知天命之人。回顾历史，我对这一段文字，有了新的感悟和注解。

    “闹红”的故事永远传颂着

    西北革命，当地老百姓生动形象地称之为“闹红”。它在中国革命史上，作用可是非同寻常，非同小可。西北革命根据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有别于“白区”的“红区”，包括陕甘边和陕北两大块，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马文瑞、汪 锋、马明芳和王世泰、贾拓夫、张达志、张秀山、贺晋年、刘景范、吴岱峰、崔田民、崔田夫、贺生春、王兆相等等等等，大批的闹红领袖人物和中坚骨干带领大家伙儿浴血奋战，前赴后继，经历千辛万苦，排除千难万阻，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先后创建的。西北这一片“红区”， 横跨陕甘宁诸省，是先烈用鲜血染红。能够保存下来，那可是一个奇迹。这是连料事如神的毛泽东也未曾料想到的。谁能够想得到，在敌人大兵压境，疯狂进攻和空前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全国的红区百分之百都被破坏或被迫主动放弃，而这一片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竟然会硕果仅存。还有一支红军部队在孤军作战，并且不断壮大， 在中央红军长征最困难的日子里，竟然大举反击，一连解放六座县城，使得两片红区连成一体。当毛泽东在甘肃的一个叫哈达铺小镇邮局敌人报纸上意外地发现这个消息，他惊喜之余，立即打消了在无后方作战的情况下，请徐特立、董必武等几老化妆离开部队的意见，也改变了继续西进入新疆向苏联靠拢的最坏打算，而决定北上陕北。可见西北这片红区的存在有多么重要！它改变了红军的长征路线，也更加坚定了党中央毛主席北上抗日的决心和信心。从一定意义上讲，它也改变了整个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事实上，这一片红区，和这一支红军，不仅迎接了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同时还提供了党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的基础地盘。而作为形成较早、作用更大、坚持最久和培养锻炼干部众多的陕甘边，其在西北根据地中的作用和地位就更显重要，更值得深入研究和大力宣传。

    可见我们这里所讲的“陕甘边”，既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党史命题。而其中心区域——南梁，就像当年的井冈山与中央苏区的关系。它作为西北红军的大本营和陕甘边以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原本只是甘陕交界地带的一片偏远闭塞的荒山野岭——即毛泽东所讲的，属“反动统治薄弱的一省或几省的交界地带”。就地理位置而言，它主要包括甘肃庆阳的华池县和陕西延安的保安（今志丹县）的结合地带，属桥山山脉子午岭中段的天然次森林腹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这里曾经轰轰烈烈地演出过悲壮的历史活剧，以致在七十多年之后，人们还要拜谒、回顾、研究、纪念。总之，再过一百年，“闹红”的故事还会是记忆犹新，感人至深的话题不会断，可亲可敬的人物叫你难以忘怀。

    先辈的足迹引领我们走进昨天
 
    1993年夏季，笔者有幸陪同参与创建西北红军和根据地，并在抗战时期担任陇东地委书记兼385旅政委长达7年之久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回到陇东。第二年，即1994年的金秋时节，又受马老派遣实地考察西北革命遗址。当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行走在南梁地区被天然次生林覆盖着的黄土丘陵地带的山间小路上，心情格外激动。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一代中共党员，我是来寻根，更是来朝圣的。在马文瑞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里，我接触了许多从南梁地区走出的西北老革命，听他们讲多了当年闹红的故事，也曾因为撰写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阎红彦和马文瑞的历史传记和生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在陕、甘，北京和全国各地采访过更多的西北老同志，抢救掌握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和真实情况。

    当时，我所走着的，正是当年一条出入苏区的主要通道。在拜谒南梁的山路上，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七十多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的惊天动地的历史事件。1994年时，这里还像当年，山间根本没有公路。川道里一条尘土飞扬的沙土路也只是通到梨园堡。记得那次，我们的车子在山间土路上足足颠簸了三个多小时，拐进一条小沟，车路就消失了，只能弃车步行。我们沿一条越来越窄的羊肠小道上攀，一直走到山顶，又顺着山梁绕行一个多小时，当地党史办带路的同志才说“南梁寨子湾到了”。我知道，寨子湾当时是南梁政府所在地和军事指挥中心，这里有刘志丹、习仲勋住过的土窑洞。当我有幸沿着前辈走过的道路寻求历史的遗迹，即感受到了那远去历史的亲切氛围，心中的震撼所料不及。你感到了信仰的力量和精神的作用有多伟大。那种身临其境的深切体验，是听和读永远无法达到的。这种徒步中的吐纳与揣摩，是你情不自禁地走进历史，感受“闹红”，由此所点燃的激情促使我写成了长篇人物传记《群山》。今天回想起来，调查研究西北革命的历史过程，身临其境，真切体验那充满了痛苦的曲折和惨烈的流血牺牲的情景，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和生活理想。那种艰苦卓绝的体验，使我由脆弱虚浮变得坚强变得扎实了，使我由畏惧软弱变得在困难面前能够挺起腰杆，使斤斤计较的我在名利面前能够从容淡定，在纷繁芜杂的历史和现实的纷争面前，努力地运用辩证思维，做到冷静客观。而这一切，对于我们年轻一代做人以致研究和审视历史，是多么的必要和重要啊。尽管自己还做得很不够，但当你意识清醒地自觉努力去做，这才是最重要的。
七十多年前，贫穷落后的大西北，是旧中国黑暗统治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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