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初起时，曾和罗、王之间，表面上是依靠乡情、友谊，合作办事的关系。实际上，三人之间，曾国藩才是无名有实的真“老板”。这一千多人，最初以团练的名义纠集起来，到了长沙，却成为一支新军。新军没有名义上的“总统”，自然会造成管理紊乱。这支军队，作为地方最高长官的巡抚可以依法“饬派”，奉了钦命的前侍郎曾国藩可以酌需“札遣”      
    ，罗、王自己也可以根据匪情缓急，自主行止，不受“遥制”。巡抚骆秉章关注的重点在于绿营，日常工作多是和本省提督协商，并未将主要精力用于管理湘军；所以这支军队的日常训练、饷需供应和调遣分派，实际操作都由曾、罗、王三人负责，三人之间倘若不能取得共识，就不可能协调一致，临事有济。由于具有多重身份，三人中必然以曾国藩为主，进行统筹：奉旨帮办团练事务，是“差事”；丁忧在籍，是乡绅；前侍郎的正二品官衔，则可以在和自巡抚以下的官场打交道时获得尊重。出省以后，曾国藩经常慨叹自己“不官不绅”的身份，导致办事不顺；建军之初，却正赖于这“不官不绅”的身份，免去了很多制度上的麻烦。法律规定，在籍官员不能干涉家乡公务，他奉了旨，却可以练兵、剿匪乃至查吏、办捐；办团经费，有官拨、捐输两种来源，谕旨规定“一切经费均归绅耆掌管，不假吏胥之手” ，他身无实授官职，恰好可以“绅耆”的身份上省要钱，下乡劝捐；民团和官府、官兵之间，总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他仗着前侍郎正二品的威望，可以出面调和。这种关系可以总结为：罗、王没有曾国藩的支持，建立不了新军；曾国藩没有罗、王的湘勇，却可以另行招募，建立新军。所以，他才是湘军真正的领袖。    
    　　但是，随着这种关系的建立，曾、王之间的冲突也与之俱来。这种冲突，在表面上表现为制度与战术之争。    
    　　咸丰三年夏，江忠源助守南昌，兵力不够，向湖南请援。罗泽南、江忠淑等人率湘乡一千人、新宁（江忠源故乡）二千人分两路赴援。江忠淑初经战阵，行军不备侦探，在瑞州猝遇埋伏，全军溃散。罗泽南所部虽然闯进城内，但是阵亡八十多人，其中包括其弟子谢邦翰等四人。这四个人是王錱的邻居、同学，也是最要好的朋友，王錱闻讯大怒，“誓率湘中子弟慷慨兴师”，“为诸人报仇雪耻” ，恰好与曾国藩扩建湘军的思路不谋而合。但是，在谁统领这支部队的问题上，曾国藩却别有想法，他认为王錱虽然“忠勇冠群，驭众严明”，但是“局量狭隘，只堪裨将” 。募集三到四千人的话，只能自统一营，其他各营需由他人管带。王錱当然不觉得自己只是统领数百人之才（湘军初期营制并没有硬性规定每营五百人，而是上下浮动百馀人左右，粗别为大营小营），为此愤愤不平。    
    　　王錱的军事才能，体现在实战和理论两个方面。实战，则以平定省内暴乱和防御太平军进攻湖南为主要成效。湖南衡、永、郴、桂四州，在太平军起事后，经常爆发大小不等的农民起义，“动辄帖粤匪之伪示，张太平之逆旗。甚至乞儿偷盗，三五成群，亦敢倡言谋乱，毫无忌惮” ，王錱所到之处，次第平息。咸丰四年至七年间，太平军从江西、两广等地屡次来犯（其中包括石达开率领的精锐部队），王錱也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撑住了湖南一省的门户。太平军中，甚至有“出队莫逢王老虎”的忌讳。理论方面，则在建军初期，已经著成《练勇刍言》一书 ，对于军队的营制、职司、号令、赏罚和练法，都有详细的规定。胡林翼曾在湖北重印此书，奉为鄂军的圭臬 。左宗棠在王錱病亡后，接管了他的部将和士兵，营规制度也一并继承，赖此肃清闽浙，鼎定西北。可见，王錱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统帅，当曾国藩奉旨北上援鄂，肃清江面的时候，自然应当带上他，以为辅佐。可是，出征的名单里，并没有王錱的名字。这是为什么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不得不说说曾国藩被逼离开省城，移驻衡阳的事情。    
    


一、每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出长沙记

    　　自从曾国藩三年元月到长沙，短短半年间，就把满城文武都得罪了。    
    　　得罪文官，是因为他在行辕内设置的“审案局”。他的审案局类似于今天的“严打办”，专管治安案件，凡有被举报从匪、抢劫及其他严重违反治安管理条例的犯罪嫌疑人，统统属于“审案局”承办范围。解到之后，只有三种处理办法：“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审案局并不尊重正常办案程序，即使已被州县立案、尚未就审的嫌疑人，      
    也是“闻信即提来”，“即时讯供，即时正法，无所期待迁延” 。不但一般“恶民”他要杀，“公务员”也不放过：“有上言胥吏贪恣，辄捕治斩之” 。他自觉为民除害，问心无愧，即使“身得武健严酷之名，或有损于阴骘慈祥之说，亦不敢辞” ，而且“三月以来仅戮五十人，于古之猛烈者，曾不足比数” 。这是一到四月的数据，而到七月底再统计，审案局共杀掉二百多人 ，势头越来越“猛烈”，可以媲美古代酷吏了。但是，案子就是钱，案子就是人情，曾大人把案子都拿去了，全省上下，自布政使以至知县的人情、案费就都不见了，人家能没意见吗？所以，长沙城中“文法吏大哗”，都看不惯他（当时官绅李瀚章、魁联、朱孙诒、郭嵩焘、欧阳兆熊等都给他写信，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抗议）。巡抚骆秉章也不以为然，想要制止他。但是皇帝支持他，还鼓励他“务期根株净尽” ，所以“未有以难也” 。    
    　　越俎代庖的治安严打，得罪了文官，恪遵职守的练勇治军则得罪了武将。刚到省城，每月逢三逢八之日，他就召集乡勇和标兵（巡抚、提督的亲兵）“会操”，亲自校阅。但只练了几次，对于藉此提高标兵技战术水平的可能性，曾国藩就感觉希望渺茫，“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 。但他还是不想放弃，希望通过弹劾和保举这两种非常手段，以示奖罚严明，提升士气。去年太平军攻城，挖通地道，炸坍南城，协副将清德吓得摘掉顶戴，跑到市民家躲藏，部下兵丁则四处逃窜，脱掉的号衣堆满街道。直到今年，这还是长沙市民茶馀饭后的笑料。他和巡抚、提督关系好，所以未被奏革，继续在军营里混日子。清德有养花的雅好，平日下乡剿匪，也不忘寻访奇花异草，每次都要带回满船的花木。每月五次的会操，他从未参加，天天呆家里伺候花草。曾国藩要拿来祭刀的，此君自然是当仁不让。塔齐布刚因去年守城有功提拔为参将，今年则不仅会操一次不落，还遵命密捕了几个巨盗，和曾国藩甚为相得，早已是身在绿营心在湘军。带同部下诸殿元按照湘军的制度训练手下辰勇（当时勇源不止湘乡一处，湘乡以外勇丁，有少部分托管给提标军官管带），也颇有成效。曾国藩用来树榜样立模范的，自然是这两位。于是，六月十二日，他连上两摺，分别参劾清德和保举塔齐布、诸殿元。摺子里不管说好说歹，都是斩钉截铁的狠话：参摺不但要求革职，还请求将其解交刑部，从重治罪；保摺则请求破格超擢，并将塔、诸二人的未来表现一并担保：“如该二人日后有临阵退缩之事，即将微臣一并治罪” 。为了不让和清德共事已久的巡抚骆秉章从中阻挠，参摺和湖广总督张亮基会衔上奏，保摺则秘密上奏。摺上，俱蒙批准：塔、诸分别赏给副将、守备衔；清德革职拿问，交督、抚讯明定拟。    
    　　骆秉基和清德料不到曾国藩下手如此狠辣，不声不响就告了黑状，但是天命难违，只好吃了这个哑巴亏。提督鲍起豹是清德的铁哥们，却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于是，“驱曾运动”开始了。    
    　　首先，泄愤于塔齐布。以炎夏操练，虐待兵丁为借口，禁止塔齐布参与会操，并停止日常训练。鲍起豹扬言，没有提督的命令，“敢再妄为者，军棍从事”。    
    　　其次，内部传达密令，怂恿轻侮湘勇。本来，七月以前，绿营兵和湘勇就有摩擦，甚至对曾国藩也大为不敬。二月在桂东，六月在三江口，都发生了绿营兵殴斗、杀伤湘勇的事件。曾国藩的亲兵仆人“每次上城必遭毒骂痛打” 。三月，标兵与曾国藩亲兵发生冲突，甚至打烂了他的轿子 。现经提督倡扬，驻城标兵欺负起湘勇来，就更加无顾忌了。七月十三日，湘勇试枪，误伤提标长夫（类似今日的工程兵或者勤务兵），标兵立即执旗吹号，持械列队，找湘勇开战。曾国藩自觉理亏，只好把肇事湘勇交出，送到提标营内打了三百军棍。八月四日，塔齐布管带的辰勇和标兵赌钱，因小事造衅，标兵再次纠集起来，要和湘勇开战。这次曾国藩不服气，给鲍起豹发公文，要求严惩带头闹事的标兵。鲍起豹二话不说，捆了肇事者就往曾公馆送。然后鼓动标兵在公馆前示威抗议，把皮球原封不动的踢还给曾国藩。怕引起兵变，曾国藩不敢杀；怕属下耻笑，曾国藩不敢放。就这么犹豫不决，过了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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