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 ；在同、光两朝，慈禧秉政的年代，“清流”专指“主战派”，以李鸿章为首的“主和派”则为“浊流”。而王序将咸丰末年政见不同的尹耕云、郭嵩焘混而称之曰“清流”，“权臣”肃顺则“兼善”之，隐然已将肃顺视为当时“政府”。因为，不是“政府”，必有所偏；只有“政府”才能折衷取舍，不分清浊而俱为我用。所以，接下来“余为裕庭知赏，而号为‘肃党’”一句，则是对政敌们用“肃党”一词，污蔑具有政治合法性的肃顺“政府”为拉帮结派、招权纳贿的“政党”深表不屑。    
    　　反之，以慈安、慈禧和恭王组成的“锄奸团”，却实实在在符合前述的组党条件，称为“后党”，名正言顺。二后的野心在于垂帘听政，恭王的野心在于重返政坛，这是他们深相结纳、组成阴谋集团的政治基础。二后在热河，手头的资源只有“幼帝”；恭王在北京，掌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全面负责外交事务，并可调动与之相关的文武大臣。内外合力，才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是他们整合资源，妥协利益，夺取权力的政治战略。他们的群众基础，则是不满于肃顺“铁腕”的官员和旗民。    
    　　周祖培，前任户部汉尚书。某日，和满尚书肃顺同署办公，肃顺在审核其画诺公文时，佯问：“是谁之诺也？”司员告知为周中堂之诺。肃顺破口大骂：呸！这帮混混，就会吃干饭，哪里懂得公事！于是将公文拟稿“尽加红勒帛”（就是用红笔涂抹不合适的文句，表示严厉批评），连周祖培的画诺（相当于今日领导批示“同意”二字）一并加上“红勒帛”。周中堂“默然忍受，弗敢校也”，后来找个机会，跑到内阁躲避去了 。同事如此，关联部门的领导人也如此；包括大学士祁寯藻在内的多位省部级高官，就都因不适应肃顺这种“粗犷”的办公作风，终日不安于位，汲汲求退。    
    　　肃顺瞧不起同族，对待满人高官，他的态度就更为严厉。高官而“刑死”，除了柏葰，还有一个耆英。耆英代表清廷签订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善后和约，出任两广总督，兼办各国通商事宜，是“资深外交家”；咸丰八年，英、法、美、俄联军犯天津，耆英随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前往议和。前此，耆英在广东与英人交涉时，往往以私人决定谎称为国家政策，既保持了“国体”，又“抚慰”了西夷。后来章奏被英人译出，发现他说尽假话，于是“深恶之”；这次重逢，英人乃拒绝和他谈判。耆英害怕因此翻出旧案，背上“矫诏”的罪名，遂“惶恐求去”，不等下旨就跑回北京。“于是欺谩之迹益彰”，从前两边讨好的伎俩全部曝光，下狱议罪，拟绞监候（即死缓）。肃顺上疏，认为拟刑过轻，请立即正法。咸丰虽觉其言过当，但欺君之罪理无可赦，只好“即赐耆英自尽”。    
    　　肃顺在户部作老大，对本部门的腐败现象一点也不包庇，涉案官员一律从重处罚。户部因军兴财匮，行以钞代钱之法，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为具体办理机构。肃顺查账，发现宝钞处与官钱总局数字不符，“奏请究治，得朦混状”，涉案司员与商人一并论罪，籍没财产数十家。前述肃门湖南五君子之一的李寿蓉，时任户部主事，也在案内，肃顺不徇人情，依法办事，李因此判了徒刑；肃党被铲除，他尚在狱中，反被视为受肃顺“迫害”，不再追究“党附”罪名，倒是因祸得福。此外，肃顺还查出官票所“内外交通”的黑幕，关防员外郎景雯等人革职，籍没官吏亦数十家。前后担任过户部尚书的祁俊藻、翁心存皆因此与肃顺意见不合，“齮龁不安于位而去。心存且几被重罪” 。    
    　　任户部尚书前，肃顺掌管都察院和理藩院，曾奏减八旗俸禄。于是，基层的旗民也被他得罪。    
    　　最上层是与之有“一饭之仇”的慈安，和因为“钩弋故事”引发猜忌的慈禧，中间是各级被他得罪的官僚，最下是广大的在京旗民，构成了反对肃顺等人广泛的群众基础。    
    　　发动政变，需要武装力量作为保障，“后党”的直接军事后援则是胜保 。胜保出身举人，好誉喜事，在京任时“屡上疏言事，甚著风采”。咸丰二年，上疏论时政，批评皇帝赏罚不明，逸豫偷闲；咸丰优容，并未以此责怪 。此后，出京带兵，胜少败多，成效不著，十年，召回京城。正赶上英法联军犯阕，命带八旗军会合僧格林沁等军“勤王”。六里桥一役，带伤力战，裹创面圣，咸丰奖励他“忠勇性成，赤心报国”八个字，此后“每诵天语，感激涕零”，对咸丰个人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感。他的姐姐文殊保，是个小有成就的文艺女青年，慈禧入宫前就曾随她学书法。所以，胜保和慈禧，在政变前已有交情。咸丰死前，针对肃顺和二后的矛盾，他就说过要带兵前往热河“清君侧恶”的话；据说，慈禧听到，十分感动，特地绣了个荷包送给他，上有四字：精忠报国 。咸丰驾崩，留下孤儿寡母，他的立场自然偏向“后党”。胜保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地位，则令他的立场偏向具有左右大局的重要性。停战议和，各路溃军及陆续来到的勤王部队共万馀人，都由他统领，随又奉命兼管圆明园八旗和内务府包衣三旗，改练“京兵”。那时，他成了实际上的“卫戌司令”，担负起原来“九门提督” 任内的责任。这就是胜保的特殊地位，能够在军事上保障“后党”在北京实行政变。    
    　　以上，分析了“后党”势力形成的原因。反观所谓“肃党”，除了顾命八大臣，几乎再没有别的实力派作为“党羽”，所能凭恃的，只有先帝的“遗诏”——仅为口诏，不是朱谕；“后党”事后推翻或者进行“宪法解释”，远比废除黄绫红字的“成文法”来得省力，以及身处热河的地理优势。“遗诏”既奉，更在主观上麻痹了顾命大臣们的警惕性，没有利用滞留热河的时间，在舆论、人事和军事方面加强戒备，以应不虞。他们怀抱“妇人之仁”，不敢设想政敌们敢于公然违抗“遗诏”，发动政变；以两个女人领衔的政敌们却秉承“最毒不过妇人心”的古训，不恤人言国法，结合阴谋暴力，获得最后的成功。    
    


二、祺祥故事太后垂帘的阴谋论

    　　七月十七日，咸丰崩。八大臣辅佐幼主的领导体制开始运作。运作程序为：臣下奏章，顾命大臣与两位太后共同阅看，拟旨由顾命大臣率军机处负责，二后口谕则相当于以前的皇帝“朱批”。重要人事任命，由太后、顾命大臣和军机处共商确定。一般任命，则抽签决定。    
    　　圣旨用印，正文开始处用“御赏”印，结尾处用“同道堂”印 ，由咸丰临死前分别赐给      
    慈安和同治；同治年幼，不可能看懂章奏，“同道堂”印的使用权便变相归于其生母慈禧。说起 “同道堂”印，还有一个小故事。一日，咸丰上班迟到（估计是淹留在某“春”居所醉酒所致），慈安大怒，跑到寝宫追问昨夜“侍寝何人”。元凶带到，慈安升座痛责之。退朝后，咸丰没看见皇后，知道大事不好，急忙赶回寝宫，只见“宫监森然侍立”，很有可能再说几句就有人要被“杖毙”、“赐缳”，于是吩咐宫监不要报告皇后（怕慈安闻信则先斩后奏），“潜步入”，慈安见咸丰来了，只好让座，由他来处理。咸丰打马虎眼，问慈安：这下面跪着的是谁啊？慈安不和他开玩笑，直接来了一篇大道理：自祖宗建国以来，天子的作息时间都有定制。今天皇上因为贪欢晏起，上班迟到；外间不知道什么原因，只会怪我不能管理内务，所以我要问问她为何拼命劝酒，坏了宫里的规矩？咸丰只好用“罪在朕躬”的办法蒙混过关：“此自我过。彼何能劝我？且宜恕之”；慈安不好再追究，只好留下一句狠话：“此主子宥汝。以后无论何处醉，惟汝是问！”咸丰自觉惭愧，“即索所佩”，当时只带了这颗“同道堂”玉印，因“解赐后以谢”，于是“同道堂”印就成为咸丰感激慈安赞成“帝德”的信物 。现在此印从慈安转赠给同治（慈禧），也就蕴含了规制的深意。    
    　　抽签决定任命的程序，则如此操作：由吏部堂官选择候选官员，将姓名写在签上，密封进呈。抽签时，太后坐两边，幼帝坐中间，大臣立堂下，签筒交给幼帝，由他“掣签”。掣出后，太后用印，下发各部各省执行。    
    　　负责提名写签的吏部尚书陈孚恩，算是各部院实力派中唯一属于“肃党”的高官，他成为“肃党”的经历颇为辛酸，值得多写几句。陈孚恩，江西新城人。道光年间，依附穆彰阿，一直升到刑部尚书。道光三十年，咸丰即位，陈孚恩开始走霉运，原因则都与“肃党”有关。首先是“议礼”一事；道光皇帝觉得任内输了鸦片战争，列祖列宗颜面扫地，自己不配进入祖庙，享受后代祭拜，于是“遗命罢配郊祔庙”。咸丰“交廷臣议”，陈孚恩和怡亲王载垣意见不和，当着皇帝的面，戟指对骂。载垣“以失仪自劾”，咸丰没有过分追究，而“斥孚恩乖谬，降三级留任”。他大为失落，不久就以“母老乞养”告归。回乡后帮办团练，守城有功；七年，母丧后再回北京，明年，授兵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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