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这次出行，警卫人员没带多少，随身警卫只有何谦和成元功两个人。人手本来就紧张，可是行船又遇顶头风。在去仰光之前，总理的警卫秘书何谦阑尾炎突然发作，被送进了医院，成元功为此十分着急。为了确保周恩来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党中央于4 月11  日晚开会，决定派公安部杨奇清副部长以代表团顾问的身份随团去印度尼西亚，全权负责会议期间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全警卫及情报工作，并增派警卫局李福坤副局长代何谦出国作为总理的随身警卫。
　　根据这一决定，外交部很快给杨奇清和李福坤办了护照，并派人专程送到昆明。可是做制服已来不及了，李福坤只好穿用何谦的行装。此外，空军也派人以代表团工作人员的名义同机去印度尼西亚，以负责飞机的安全。
　　对周恩来的安全，邓颖超也很惦念，她从北京来信表示关切。周恩来却安之若素。他一方面安慰代表团成员和昆明的党政军领导，对他们说：“我们是为促进世界和平、增强亚非人民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而去的，即使发生了什么意外也是值得的，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一方面于4 月12  日晚复信给邓颖超，说：“你的来信收阅，感谢你的诤言。有这一次的教训（指“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我当更加谨慎，更加努力。
　　文仗如武仗，不能无危险，也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一切当从多方考虑，经集体商决而后行。望你放心。”临行前，周恩来针对已经发生的问题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开了个动员会，提请代表团每一个成员都要提高警惕，加强组织纪律性。为了使飞机多带一点汽油，周恩来还要求大家尽量少带行李，每次行动都要对自己的行李自行负责，严格检查；并要求不准给任何人随机捎带东西……
　　4 月13  日晚，周恩来又找留在昆明的人员谈话，进行安抚，随后又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告诉她：“何谦昨日忽患慢性阑尾炎，今日似转为亚急性，决定留昆请王大夫于明早动手术，由伍全奎陪他，望告林玉华（何谦同志的爱人）放心。现由李福坤代何出国，附上云大学生来信和戏单各二纸，俾知我们在昆明的生活一斑。”4 月14  日晨7 时15  分，周恩来不顾个人安危，和陈毅率代表团按原计划乘印度空军空中霸王号飞机从昆明起飞，迎着南方的暑热，踏上了飞往千岛之国一印度尼西亚的行程。“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发生后，周恩来一再讲安全第一，这次上飞机后，因飞机多带了1000  加仑汽油，周恩来又亲自宣布了一条纪律，即在飞机上不准吸烟。
　　中午12  时（当地时间为10  时30  分）空中霸王号飞抵仰光。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下飞机后便住进了总统府。
　　下午，当地时间3 点30  分，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去吴努官邸拜会吴努总理，成元功和李福坤随行。吴努总理将周恩来、陈毅迎进客厅，成元功和李福坤则一面在院子里等，一面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大约5 点左右，一名服务员用盘子端着几件衣服走来，向成元功和李福坤打手势，意思是要把衣服交给他们。成、李两人一看是周恩来、陈毅和浦寿昌的衣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由大吃一惊。他们想问一下服务员，但又语言不通。怎么办？只有进去看看再说。他们用手势告诉服务员让他把衣服送到车上，便快步向客厅冲去。一进门，只见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吴努总理。奈温将军和浦寿昌都换上了缅甸民族服装，正谈笑风生地起身往外走。浦寿昌把情况一说，成、李两人才知道是吴努总理让周恩来、陈毅、浦寿昌换了衣服去参加泼水节。虚惊一场，一块石头落了地。
　　每年4 月14  日为缅甸的泼水节，即缅甸的新年，一连三天，盛况空前，颇有点像中国的春节。中国代表团抵达缅甸当天，恰恰正值泼水节，在仰光大街上到处可以见到用竹木树枝搭起的彩棚，棚前摆着贮满清水的大缸和桌椅，旁边开着消防水龙头，自来水不住哗哗往外流。不时有男女青年坐着汽车来到彩棚处，互相往身上泼水，打水仗，据说互相泼水，可以洗净身上一年的过错。所以他们便以互相泼水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
　　成元功和李福坤唯恐周恩来和陈毅有闪失，便紧紧跟随在身边，不离左右。
　　周恩来一行一共参加了5 个彩棚的泼水仪式。开始，可能因为他们是贵宾，群众还比较拘束，他们只是用小碗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或用树枝沾上水向他们身上洒，后来在吴努总理的带领下，群众不再用小碗和树枝了，而是用盆和桶，嬉笑着大盆大桶地向中国客人身上泼来，还有的干脆提起他们的衣领往衣服里边灌。中国客人也不再客气了，便把对方的盆和桶抢过来向对方回敬，以致把许多妇女脸上的脂粉都冲得一道一道的。尽管如此，她们谁也不嗅怪。5 个彩棚的泼水仪式下来，周恩来一行每个人的身上都被泼得水淋淋的。尤其是成元功和李福坤，由于没有换缅甸民族服装，浑身上下湿得就像个落汤鸡，新做的中山装被泼得变了形，于后皱皱巴巴再也无法穿了，只好另换一身。
　　开始，成元功和李福坤对周恩来和陈毅去参加泼水节很担着一份心，因为彩棚那里人很多，难免鱼龙混杂，弄不好就会出岔子，后来才知道，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中国客人所去的5 个彩棚，全都是吴努总理特意安排的，向他们泼水的群众不是缅甸的政府官员的眷属，就是他们的子女。
　　新加坡机场出现台湾特务
　　为了等待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到来和举行中、印、缅、埃四国政府首脑会谈，15日中国代表团在仰光又停留了一天，到16  日凌晨1 时过10  分（北京时间2 时40分），才从仰光直飞雅加达。
　　本来起飞时间是凌晨3 点，但机组考虑到，飞机小，时速慢，建议把起飞时间提前两小时。周恩来同意机组的建议。为了保证安全，周恩来还指示：
　　无关人员不得接近飞机；乘机人员所带行李要严格检查，并由专人负责押送机场，经机组检查同意后再上飞机；送行人员一律停在距飞机50  米以外。周恩来身体力行，他与吴努总理、奈温将军的告别，也是在50  米以外。
　　空中霸王号起飞后，大家便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有的由于连日劳累干脆进入了梦乡。
　　空中霸王号大约飞行了8 个小时，进入了新加坡空域，不料正赶上航线前方有雷雨区。由于空中霸王号是印度空军所属的一种双引擎无密封的小型飞机，时速仅为360 多公里，不能超高空飞行，无法飞越雷雨区，机长要求在新加坡机场降落，待雷雨过后再继续飞行。在这种特殊情况下，考虑到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的安全，只能应允，除此而外，别无选择，于是成元功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同意在新加坡机场作短暂停留后，机组人员立即通过无线电话与新加坡机场进行联系。
　　当时中国与新加坡在外交上虽然没有关系，但新加坡机场的老板却很热情。在他得悉是中国的包机，而且是周恩来的专机后，立即与英国驻马来西亚的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取得了联系，并在空中霸王号着陆后，亲自登机邀请周恩来、陈毅和代表团成员，到机场贵宾候机室休息。
　　考虑到安全，周恩来、陈毅只带了廖承志、李福坤等人去机场贵宾候机室。代表团其他成员除两名下机看守飞机外，其余一律留在飞机上。
　　麦克唐纳系英国工党首任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他早就想见一见中国这位杰出的总理，听说周恩来的座机将在新加坡降落，立即赶到机场贵宾候机室。
　　成元功和李福坤随周恩来和陈毅等人，在机场老板的陪同下，走到贵宾候机室。在门口碰上了两个中国人，一个30  多岁，一个40  多岁，两个人微笑着直向他们招手。成元功以为他们是新加坡人，因为新加坡人也都是黑头发、黄皮肤、鼻梁低低的。他们冲中国代表团招手、微笑，显然是友好的表示，所以也就未加在意。谁知廖承志认识他们。一进接待室的门，他就把成元功和李福坤拽到一边，悄悄地对他们说：“那两个人是蒋介石的特务，我认得的，你们要特别注意。”廖承志当时主管侨务工作，在去香港时常被国民党特务跟踪，所以认识一些蒋介石的特务。成、李俩人一听那两个家伙是蒋介石的特务，当下就急了。又一看那两个家伙正站在窗外，并未离开。丰福坤同志忙对成元功说：“你在里边盯着点，我到外边去。”接着他便匆匆向门外走去。当时成也很紧张。不知这两个家伙是和中国代表团不期而遇，偶然碰到一起的，还是他们已经获悉了周恩来的行踪有备而来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事件已使中国代表团失去了11  位同志，教训是深刻的，决不能再让这样的事情重演了。
　　机场老板和英国驻马亚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倒是彬彬有礼，他们亲自给周恩来、陈毅和廖承志等人拿点心、递饮料，边吃边谈。这时，中国客人们都有点饿了，在主人的殷勤招待下他们饱餐了一顿。但李福坤守在外边，成元功又不便去招呼他。因为那两个家伙一直站在窗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警卫人员只能坚守岗位，提高警惕，保证首长的安全，而决不能有任何的懈怠，否则就是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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