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聿明见戴笠情意恳切，当即表示感谢，并表示将全力支持军统在东北地区的工作。
　　3 月16  日，戴笠由北平返回天津，当即带领早已做好准备，因戴笠突然去北平而延期出发的随员由天津直飞青岛。天津机场上，戴笠笑容满面地与送行的马汉三、陈仙洲、黄天迈等平津地区的大特务话别。马汉三即于当日返回北平。
　　戴笠在天津起飞前，分别向军统上海办事处和重庆局本部发了两份电报：发给上海的电报是给上海办事处参谋长李崇诗的，戴指定由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3人于3 月17  日下午2 时到上海龙华机场接他；发给重庆的电报是给毛人凤的，戴笠要毛人风向蒋介石报告他的行止，他将于近日内由上海返回重庆，向蒋汇报此行的情况。
　　戴笠于当日到达青岛，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一见面就向戴笠报告，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已于当日飞上海，准备由上海乘机回国，并约定与戴笠在上海见面，最后商谈“援助”问题。戴笠马上决定在青岛小慈一夜，于第二日上午赶往上海，并指示人下机后，所带行装、物品，包括马汉三的10  大箱礼品均不下机；飞机停在青岛沧口机场，由梁若节派特务严密看守，确保安全。
　　3 月17  日上午，经青岛沧口机场向上海龙华机场联系，龙华机场天气晴好，下午可能有雨，戴笠听后十分高兴。因他乘坐的这架由航空委员会拨给的DC47  型222 号专机，是美国提供的导航设备最完善，可以全天候飞行的军用运输机，堪称40  年代世界一流飞机，相当安全可靠。为此，戴笠于17  日上午9 时决定：专机11  时起飞，并告诉飞机师多备油料（达800 加仑）。戴笠考虑，万一上海龙华机场天气条件过于恶劣，不便降落，则转降南京机场，或直飞重庆。布置完毕，戴笠还兴致勃勃地说了句“老天爷帮忙”。这是戴笠一方面出于对专机性能的信赖；另一方面急于赶赴上海的心情不容他在青岛多作停留。此时，胡蝶早已到达上海，正等候戴笠到上海后帮其办理与丈夫潘有声离婚手续；柯克因卸任从上海回国，戴笠必须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与其作一次深谈。上海的这两件大事处理结束后，戴笠还将按原先已向蒋报告的在3 月中旬迅速赶赴重庆：一是向蒋介石汇报这次外巡的情况；二是参加新八人小组会议，对付黄埔系“三大哥”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的“端锅”行动；三是主持庆祝战后第一次“四一”大会等等。
　　戴笠的起飞时间确定后，有一个人立即忙碌起来，这就是早两天已到青岛秘密守候戴笠到达的刘玉珠。
　　刘玉珠到达青岛后，以军统局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暗中与青岛机场的航空检查人员混得很熟，并与机场和军统青岛办事处的有关方面打通关节，以便及时掌握戴笠的行踪。马汉三、刘玉珠等人十分了解戴笠的特点，知道他历来对自己的行动计划极其保密。一般来说，戴笠座机移动的时间和路线均由他自己作出决定，从不肯受别人左右或影响；戴笠每次作出决定后一般只通知极少数有关人员，以免张扬泄密；并且常常在作出决定后，突然改变行动时间和行动路线，使手下人搞得措手不及。针对戴笠的这些习性，马汉三与刘玉珠事先作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因此，刘玉珠到青岛后，不是抛头露面，而是沉入基层，只在暗中积极活动，秘密建立情报网络，开辟计划实施时的掩蔽渠道。这一手确是厉害，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手中又有大把大把的钞票，并且又十分熟悉青岛地区军统内部的情况，所以，仅仅两三天时间一张大网已经织好，只等戴笠到来。当戴笠决定于上午11时起飞时，情报很快反馈到等候在沧口机场的刘玉珠那里。于是，刘玉珠立即按计划实施暗杀戴笠的方案。
　　刘玉珠驱车到达机场，向警卫222 号专机的特务提出登机检查“安全状况”，以确保飞机安全。由于刘有军统华北督导员的特殊身份，有这个权力，况且特务们均和他很熟悉，近来又得了他不少好处，因此，谁也不会对刘督导员的登机产生怀疑。于是，刘玉珠很顺利地一个人登机用马汉三事先预备的钥匙，打开一个木箱，塞进了经过伪装的高爆力定时炸弹，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龙华机场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
　　但是，上午11  时正已过，戴笠并没有马上起飞。由于接见山东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王洪九等人，戴笠将起飞时间一再推迟。这一突发变故使暗中窥测在一旁的刘玉珠惊出一身冷汗，他完全弄不清戴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一般的延迟出发时间呢，还是察觉了他们的阴谋？假如出发时间超出定时引爆时间，不但一切计划均被打破，而且他们的阴谋将很快被发觉，他和马汉三都将死无葬身之处。就在刘玉珠惊慌失措、六神无主的时候，11  时45  分，戴笠终于登机，下令起飞。专机像一只大鸟冲天而起，向上海方向逶迤而去，刘玉珠被吓得蜡黄的脸上才泛出了一点血色。
　　222 号专机从沧口机场起飞后，即遇大雾。飞不多久，经与上海龙华机场联络，说是上海方面雨大如注，气候恶劣，该机不能降落。于是，戴笠决定直飞南京。飞机到达江淮地区上空，正值大雨，云层很低，能见度差，飞机偏离航线。约在下午1 时零6 分，飞机到达南京上空。1 时13  分，当飞机抵达南京郊县江宁板桥镇上空时，刘玉珠设定的高爆力定时炸弹起爆，飞机顿时失控，一头栽倒在板桥镇以南一座不足200 公尺高的小土山——戴山的半山腰上。由于机上所备油料充足，飞机坠毁后，大火在雨中熊熊燃烧了两个多小时才熄灭，机上所有行李、物品，包括10箱书画古董，均被燃烧殆尽。
　　机上人员无一幸存，他们分别是：戴笠，国民党军委会军事调查统计局局长，陆军少将领中将衔；龚仙舫，军统局秘书兼局本部人事处长，军统少将；金玉波，军统局专员，帮会工作专家，杜月笙的徒弟，江苏人；徐焱，副官；马佩衡，英文秘书，香港大学文学士，刚从牢房开释，其英语口语水平很高，很受美国人欢迎，戴笠原拟用他作为与柯克会谈时的翻译；黄顺柏，戴笠保释的汉奸，此次跟随戴笠赴上海与杜月笙合作筹备军统北洋保商银行；曹纪华，卫士；何启义，卫士；冯振忠，上尉飞行员，正飞机师，有丰富的飞行经验；张远仁，中尉飞行员，副飞机师；熊冲，少尉飞行员；李齐，通讯员；李开慈，机工长。
　　自戴笠以下，共13  人，全部死亡。奇巧的是，戴笠一生中极为忌讳的事和数，竟一连串地凑在了一块儿： 13 时、13  分、13  个人于浓雾、雨中葬身戴山。
　　困雨沟的“黑炭棒”
　　222 号专机坠毁以后，最先感觉到不祥预兆的是军统上海办事处3 少将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
　　3 月17  日下午2 时，李崇诗、邓葆光、王一心按戴笠先一日的指令，冒着倾盆大雨，驱车去上海龙华机场迎接老板。在机场，他们耐心地守候了两个小时，始终不见戴笠座机的影子。
　　李崇诗似乎有些不安，他先通过机场电台向北平办事处查询。马汉三回电，戴老板已于3 月16  日由天津飞青岛。再询青岛办事处，梁若节回复，戴老板已于上午11  时45  分飞上海。3 名少将焦急不安起来，推算起来，戴老板的专机应达上海，为何仍不见踪影？于是，他们急返市区杜美路办事处，命令军统电台连续向北平、天津、青岛、南京等地的军统办事处和军统站查询，并将情况报告重庆局本部毛人凤。但各地的电讯陆续返回，均无消息。
　　戴笠和222 号专机一起神秘地失踪了。李、邓、王至此既不敢回家，也不敢将老板失踪的消息透露出去，更不敢想象老板可能遇难。他们只是在杜美路办事处苦守电台，等候各方面出现有关戴老板行踪的新消息。
　　戴笠座机失踪的消息，在南京、青岛、天津、北平等地军统组织的高级特务中，犹如瘟疫一样，引起了大家的恐慌。陆军总司令部调查室主任兼军统南京办事处主任李人士接到上海方面的查询消息后，立即赶到南京机场查询，得知222 号专机午间前后曾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但很快中断。李人士是很冷静的，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经过分析，认为在南京附近并无其他大型机场，老板的座机确已起飞，从时间上推断，若无例外，本应到达南京、上海，而且确实与南京机场有过联系，说明222号座机肯定到达或经过南京上空。目前的情况，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情况是222 号转降其他大型机场，但现在尚无任何消息证实；另一种情况则是222 号在南京地区附近迫降或坠毁。这虽然是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想象，但李人士不得不从这方面做最坏的打算。于是，他当即向南京四郊地区的军统组织和情报人员发出指令，要他们仔细寻找DC47  型222 号军用运输机的下落，并派出陆总调查室和南京办事处的特务四出寻找，打听消息。
　　军统青岛办事处主任梁若节、军统天津站长陈仙洲得到老板座机失踪的消息，也在不断地向机场打听消息，通宵不敢睡觉，苦守在电台旁，等候上海、南京及重庆方面的电讯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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