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除拣出其中一两份外，指出一份对刘说：“这种东西粗看像是共产党的，其实是我们的同行搞出来的，不过搞得还不错，连我们的同志都信以为真，一般人就更不容易分辨出来了。”接着他便对邮检方面的工作做了一番指示，教他们如何注意研究问题，不要粗枝大叶。并说，对付共产党是多方面的，我们有些单位是专门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反共宣传活动的，如果把这类东西也扣下来，无形中就替共产党做了工作。
　　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后，郑跑到军统局找毛人凤商量了很久，接着又把人事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的负责人找去商谈了一阵，最后又把沈醉找去，叫沈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注意协助他工作。郑介民和毛人凤商谈的具体情况沈醉不了解，以后只知道郑要求军统调派人员时，要选军校出身的，担任过公开军职的，要尽量避免特务身份，同时又希望军统不断提供有关的情报给他。
　　郑介民派到各地担任执行小组工作的人，都是经他自己决定的。曾任陆军大学调查组组长的邹陆夫和军统军事情报处副处长的胡屏翰派给他时，开始他认为不大妥当，以后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才勉强同意调他们去。
　　郑去北平不久，却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到北平当了他的顾问。
　　他在北平工作时，对司徒雷登特别表示亲热，尤其与司徒雷登的亲信秘书傅泾波拉得很紧，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令，叫人事处立即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胥某担任北宁铁路警务处副处长。大家对此都感到奇怪，因为像这样一下把一个少校超升到上校，在他平日还从来没有过。后来一打听，原来肾某是傅泾波的妹夫，傅向他提出之后，他立刻给以超级重用。
　　毛人凤考虑问题非常用心思，别人向他请示重大问题时，他从不轻易马上做出答复。他在工作作风上处处学戴笠，而且想超过戴笠。在他担任保密局长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比戴笠过去杀的人还要多。他对军统内部防范也很严密，生怕别人不听他指挥，特别对外勤各省站站长不放心。和戴笠一样，他把一批江山县籍的译电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人。
　　毛人凤在杀人方面，不但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多杀为上，更主张斩草除根，连革命人士的孩子都要杀。在重庆进行大屠杀时别人问他，小孩怎样办，他回答：“当然一起杀。难道还留下来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实际上蒋介石指示他杀杨虎城时，并没有指出连小孩一起杀。毛人凤对革命人士如此，对保密局内部也是用杀来对付的。解放前，只要发现哪个特务有一点投向人民的表现，被抓住了，便立刻杀掉。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荪、在长沙随程颂云先生起义的刘人爵，都是被他杀掉的。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务来不及逃出来，他就派人去进行暗杀。因此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李肖白、长沙绥靖公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大陆后，都不敢去台湾。云南和平解放时，沈醉随同起义，毛人凤也派郑世勋从台湾到昆明准备暗杀沈醉。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到云南，准备指挥李弥、余程万的残部攻打昆明时，毛人凤再三叮嘱汤尧，攻破昆明后，立即将沈醉逮捕解送台湾。以后郑世勋、汤尧被俘与沈醉在一起时，都把这一情况告诉了他。
　　唐纵为人一向谨慎小心。抗战前他在特务处当书记的时候，因戴笠出门去了，在他主持下逮捕了几个改组派的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来，他因此被撤职。后来他随鄷悌去德国，在驻德大使馆里当副武官，回来后更加小心。
　　凡是上峰交给他办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完成，并能绝对服从指挥。所以戴笠把他推荐到蒋介石身边去当参谋，几年间由中校晋升到侍从室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蒋介石集团中的情报工作。他认为，只要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便不愁没有出路。他不想多得罪人，所以和政学系、CC  派的人都能处得很好。
　　在郑、唐、毛三个人当中，唐贪污得最少，他搞钱是自己不出面，叫老婆来搞。他自奉比较俭朴，年轻时虽在南京和一个女记者打得火热，以后地位高起来，不敢再乱来，因此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弄清戴笠死因
　　在郑、唐、毛大斗法期间，毛人凤的得意之作之一，就是找到了谋害戴笠的凶手。戴笠入土后，马汉三、刘玉珠等人似乎也笃定泰山地认为万事大吉，尽可以高枕无忧，庆幸大功告成，言语行动间便不再处处小心设防，并渐次张狂起来。不想马汉三这一得意忘形，便怠慢得罪了毛人凤，从而留下无穷后患。毛人凤顺藤摸瓜，弄清戴笠之死系马汉三所为，马汉三终致杀身之祸。
　　马汉三在戴笠生前，因设防戴笠的需要，极力巴结逢迎毛人凤，毛人凤也处处给予援手，交谊甚密。但是自戴笠死后，马汉三认为毛人凤已失去利用价值。军统局局长由郑介民接任，马利用郑主持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工作和长期坐镇北平的机会，用接收贪污的敌伪汉奸财产将郑“喂足”，郑成为马的大后台。马汉三外有桂系支持，内有郑介民撑腰，下有乔家才（军统北平站站长）、刘玉珠等一帮人作党羽，羽翼渐丰，便渐渐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进而冷落怠慢起来。此时的毛人凤，正一方面等候马汉三将北平捞得的汉好财产与他分肥；一方面攒足了劲与郑介民争夺军统的天下。他渐渐发现马汉三竟对自己敷衍疏远，而和郑介民打得火热，心里早恨得牙齿痒痒，只是一时不能得手，就命令华北总督察王蒲臣加紧搜集马的劣迹，以便伺机捕杀。王蒲臣是早有任务在身的，他初到北平时，尚受到马汉三的猜忌怀疑，后来王改变手法，表面上处处与马汉三小集团的人同流合污，一起花天酒地、吃喝玩乐，无所不为。马汉三此时也将王列为可以争取的“自己人”，而渐渐放松了警惕。结果却被王蒲臣将马派小集团的内幕活动打听得一清二楚，报告毛人凤记录在案。1947  年12  月，郑介民被毛人凤赶走，去当体面的国防部次长，保密局长由毛人凤递升。毛人凤遂决心给马汉三颜色看。
　　1948  年3 月29  日，国民党于南京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即所谓“行宪国大”，主要议程就是选举总统、副总统。总统一职是蒋的囊中之物，自不必说，问题是副总统的入选，按蒋的腹案，早属意于孙科，岂知桂系巨头李宗仁出来力争。蒋盛怒之下，下令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全力支持孙科，并给毛人凤下令，除了所有保密局系统的国大代表必须投孙科的票以外，还要利用特工手段和力量为孙科拉票。所有当选为国大代表的军统特务和保密局各外勤机构主要负责人都接到毛人凤转达的领袖的秘密指令。马汉三当时既是北平市主持选举工作的民政局长，又是河北省“国大代表”。他表面上也复电毛人凤表示拥护“总裁”指示，暗地里却早成为李宗仁在华北地区组织竞选班子的核心成员之一。他为李宗仁出谋划策，利用孙科当年任立法院长时与女谍川岛芳子缠绵悱恻的传闻，要李宗仁以惩治汉奸做号召，以揭发孙科丑闻为策略，作为选举的制胜之道。按马汉三的初衷，一方面要帮助李宗仁战胜孙科，以增强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则在于借刀杀人，剪除川岛芳子以灭口。果然，马汉三的这一手十分厉害，川岛芳子本由戴笠生前保下，准备利用她在内蒙古地区开展反共特工活动。不料，被马汉三“旧事重提”，复于“行宪国大”开幕前4 天执行枪决；而孙科更因这一说不清的丑闻，被搞得满身臭气，却使李宗仁声势大张。由此，孙科虽有蒋介石的强有力的支持，终以143 票的微弱劣势而败北。据说，蒋在4 月29  日听到副总统竞选的结果时，气得一脚将收音机踢翻，坐上汽车，在中山陵、官邸、汤山之间发疯般来回狂驶，可见其受刺激之深。恰在斯时，王蒲臣在北平将搜集到的马汉三暗中帮助李宗仁竞选的情报密报毛人凤；毛人凤又将马汉三贪污汉奸财产、组织“建国力行社”的小集团与背叛领袖、投靠桂系的罪行，一起报蒋介石，并签请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一并逮捕，处以极刑。
　　蒋介石闻报当然十分震怒。但蒋是慎重的，他认为马汉三不但是北平市民政局长，而且是“国大代表”，马帮助李宗仁竞选的“罪名”本不好公开宣布，如果反以贪污汉奸财产和组织军统小集团的罪名将一个“国大代表”处决，难免致人攻击的口实，于是，只准予扣押讯办。毛人凤领旨，当即于6 月30  日亲赴北平将马汉二、乔家才、刘玉珠3 人秘密逮捕，并彻底查抄马汉三等人的住宅，搜出黄金、珍珠及其它珍贵物品不计其数，其估值的市价竟达7000  亿元，仅4 个金佛就重达数十公斤。当毛人凤从王蒲臣口中得知马汉三追诛川岛芳子的背景时，立即敏锐地意识到马的问题似乎不仅在支持桂系，而是另有重大图谋，决定对马汉三的问题进行彻查。毛人凤于7 月6 日将马汉三、乔家才、刘玉珠3 人用专机秘密解回南京，立派保密局著名的办案专家、局本部司法处长李希成到北平全面清查马汉三的问题。李希成从清理戴笠的遗产和飞机失事时的遗物入手，很快发现古剑的不同寻常之处，并从弄清古剑的价值、出处和来龙去脉着手，一路追寻下去，一步一步地将马汉三私藏宝剑、投敌叛变、暗杀戴笠的弥天大罪清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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