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笔为数达几十万银元的糊涂帐就这样马虎了事。
　　1946  年夏天，沈醉回到湖南，接到郑由北平发来的急电，叫他立即赶回重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沦沉没。
　　这只船上装有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他希望尽一切可能将它找回来。
　　当天晚上，郑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沈醉，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一定把她母亲的棺木找到。沈醉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
　　沈醉于3 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回了唐家沦，沈醉怕棺材里面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撬开后才知道，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
　　沈醉回到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他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棺盖打开，看到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这一定是他在胡闹。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沈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柩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到下关江边去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2000  辆10  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沈醉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5000  大桶。
　　有一天，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沈醉。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抗战胜利后帮助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沈的关系也很好。陆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1000  桶，随同运往重庆。沈则以公文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50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53  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1 两。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桶汽油可卖黄金2 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沈醉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沈醉去听电话。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沈帮助陆购汽油1000  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沈当然得答应照办。第二天，沈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6500  桶。沈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500 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沈在结帐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1000  多两黄金。
　　1947  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有地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至于郑介民做50  生日他老婆大收寿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
　　郑介民在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1947  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了“郑介民将军在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了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受美金蒋介石置疑
　　国民党退到台湾以后，鉴于党政军情报机构系统复杂、工作重复，特于1954年成立“安全局”。郑介民为局长，陈大庆为副局长，所有“中统”“军统”，以及国民党中央的“二组”“六组”统在该局控制之下，而在上面负责领导责任者则为国防会议秘书厅。这样，情报系统完全划出党政机构之外，而直属最高当局了。
　　郑介民任“安全局”局长后，曾到香港一趟，与美方高级官员有所洽商，后者告诉他，过去台湾特务人员以较多注意力来对付“第三势力”分子，这是不对的，应该改弦易辙，有所更张才行，郑唯唯听命。事后美方人员对郑很有好感，认为他识大体，非其他凶神恶煞的负责人员所能企及，遂寄以厚望，视为应该争取的主要对象。
　　后郑介民应邀赴美，商谈情报交换事宜，美方有关部门负责人交给他1000  万美金，作为他个人额外开销，郑不敢收，对方坚持再三，始拜领而归。
　　郑介民一到台北，即将此款交最高当局，并陈始末，以示清白。当局表面嘉其忠贞，仍令携回，以备不时之需，但当局认为郑接受美国的收买，从此对他另眼相看。
　　郑介民也知其然，遂以心脏病为由，从事长期休养，所有“安全局”对内外一切事务悉由副局长陈大庆负责主持。但情报系统如有三长两短，蒋介石仍惟他是问，所以他的如临深渊履冰薄的日子很不好过。
　　遭痛骂猝然病故
　　这时，台湾出现了一个台独领袖，欲取蒋介石而代之。
　　这个领袖名叫黄阳辉，据台湾警备司令部的公布，说他是共产党，其实毫无根据，他的真正底牌是东京“台湾共和国大统领”廖文毅的正前锋。
　　早在廖文毅在东京就任“台湾共和国大统领”之时，黄阳辉即奉到“密令”在台湾南部发展组织，联合台湾青年，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为口号进行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工作，经过近3 年的努力，在南台湾一带，俨然成为一大危险势力，前后吸收成员近千人。黄不但自任党魁，而支持他的人来头也不小。这从他的活动费完全是美钞即可知之。
　　此事远溯到一年之前（1955  年），黎复在胡适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著文，声言台湾非有一个“反对党”不可，又指责青年、民社两党曲阿取容，不配称政党。此时，黄阳辉之“共和党”已开张大吉，但参加者不多。
　　1959  年夏威夷成为美国第50  州，华裔之共和党员邓友良成为美国会议员，黄阳辉乃宣传，此一个“共和党”即美国共和党之支系，将来台湾成为美国第51州时，凡党员均有邓友良第二资格。因而参加者顿时热闹起来，不少台湾籍名流，亦厕身其籍了。
　　黄是廖文毅之助手，经常通过美方之手给予指示。这“台湾共和党”是廖文毅的地下组织，自不在话下。
　　郑介民主持“安全局”，其最重要的工作是对美国，可是也最难，因美国在台既有特权，他所干的事因有特权掩护，不易对付。对黄这一个秘密，郑知得太迟与太少。1959  年8 月12  日，才在高雄把“共和党”30  人拘捕，黄当时逃入美方人员住宅，数日后逃出，“安全局”人员追及，黄竟敢开枪拒捕，伤后始俯首就擒。
　　及11  月30  日，有美国人探监，黄随之失踪。此事使蒋介石大为愤怒。12月10  日，蒋以“巡视重建灾区”为名，召郑介民随从，在台中时，他声色俱厉，言下怀疑郑已被美国收买（此亦有蛛丝马迹，郑曾保证其弟郑挺锋赴美考察，而逾期不归，又送其长子至美国留学），限令郑在三天内缉捕黄归案。
　　然三日限期迅即过去，黄阳辉依然无踪影。蒋介石赫然震怒亲手下令，将郑介民记大过两次，仍限其在一周内缉获，否则令全体人员即均依军法论处。
　　可是，严令过后，历时一周，缉捕又告失败。1959  年12  月11  日，台湾“中央社”台北报道：“国防会议国家安全局长、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郑介民上将，今晨2 时因心脏病不治逝世北投寓所，享年62  岁。”郑介民治丧委员会由何应钦出任主任委员，顾祝同、蒋经国、唐纵为副主任委员，决定以军礼治丧。丧礼这天，这些国民党官员一窝蜂前往那个熟悉的地方，只见极乐殡仪馆中甚为拥挤，门口车子往来不绝。张道藩、俞鸿钧、黄少谷、严家淦、黄镇球、郑彦芬、陈建中、胡健中、梁寒操、马超俊、薛岳、蔡培火、余汉谋、冷欣、黄珍吾、王叔铭、马纪壮、黎玉玺、蒋坚忍、李弥、钱大钧、李朴生、李士珍、刘牧群、卜道明、钮先铭、罗奇等一一来到致吊，直到下午，却不见蒋介石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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