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已经骑虎难下。他在给母亲的信中一再说自己有了相当不错的工作、相当可观的薪水，可实际上什么也没有，为了让母亲安心，他不得不继续维持这因善意而导致的谎言。
　　他开始自己出去找工作，再苦再累也行。因为只有钱才能使他彻底摆脱林友良，才能使他的生活走上正轨。
　　然而，似乎有人在跟他作对，每次于了几天，老板就都毫无理由地将他打发走。
　　其实，这一切都是精心策划的。林友良，作为幕后操纵者，他对相中的目标是决不会轻易放过的。
　　从一开始，林友良就敏感地发现，李钊身上有着某种东西，那是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随着接触的增多，交谈的加深，林友良又惊喜地发现，李钊的父亲死于“文化大革命”，李钊本人从小就饱受创伤，他对祖国怀着一种发自潜意识的惶恐，甚至想要竭力躲避。于是，林友良开始下手了，而此时的李钊还完全蒙在鼓里，对林友良的一切几乎毫无所知。
　　林友良确实来自台湾，然而他的身份并非只是台大社会系的毕业生，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职务——台湾“青民”的理事长。该组织作为台湾当局一手扶植起来的“民间团体”，它所从事的是对大陆“青年民主人士”的策反工作。几年来，由于他“卓有成效”的实绩，“林友良”的名字已荣登台湾安全局有功人员的花名册。此番他来美国，就是要以大陆青年为主体，在华盛顿建立起“台湾青民”的第一个国际分支。
　　没想到，出师不利。李钊这个眼看就要装进口袋的猎物，现在却要摆脱掉林友良的控制。“他妈的！”林友良心里骂道，“想滑脚，没那么容易。”星期四晚上，林友良把垂头丧气的李钊叫到学院附近的一家咖啡馆。
　　“阿钊，大陆永远是一个开放则腐败、封闭则专制的国度，你的经历也能证明这一点。”林友良目光辣辣地盯着李钊，他觉得现在该是彻底摊牌的时候了。
　　李钊开始捋鼻尖。
　　林友良喝了一口饮料，又点上1 支烟。他早从李钊身上发现了他捋鼻尖的习惯。他有点得意，勾起李钊的心酸回忆，无疑是成功的先兆。
　　李钊还在捋鼻尖。他并不瞧林友良一眼，也不去捕捉林友良的话外音，他只是在遥想过去：抄家；父亲带着高帽子被拖出去游街；母亲绝望地垂泪……
　　“阿钊，”林友良抽完1 支烟后又开腔了，“只要你肯答应我的条件，你会很有钱，能把你母亲接到美国来，欢度美好时光。”说着，他打了个响指，让女招待端上两杯威士忌。
　　李钊默默地看了林友良一眼，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他感到酒很苦，浸泡着他那颗苦涩的心。于是，他又要了1 杯，又一口子了。
　　“阿钊，民主、自由，已成为全球性的大趋势，我是为你着想。”林友良开始加码。
　　“什么条件？”李钊在喝完了第三杯威士忌之后，带着醉意地问。
　　“加入‘台湾青民’，号召大陆青年为争取民主而斗争！”林友良激动了，眼睛曜曜生辉。他是个天才的演说家，他接下来的那番话足以使人们相信，他是一个“民主”的天使。
　　酒酣冲动之下，李钊在那张该死的“台湾青民”成员登记表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李钊有了体面的工作，在一家贸易公司当公关经理的助手。月薪1200美元，真正的白领阶层。然而，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这家公司其实是由“台湾青民”一手操纵的据点。
　　不过，有一点李钊终于弄清楚了，那就是林友良的真实身份，以及林友良看中他的原因。以大陆青年出面组织“台湾青民”的分支机构，其隐蔽性要远远高于他自己赤膊上阵。
　　在最初几个月的平静之后，李钊嗅到了一股异味。那天打扫寝室，他偶尔发现林友良的抽屉里有1 支“韦森——38”型手枪。为此，他问过林友良，可林友良支支吾吾的，怎么也说不清。几天后，林友良又突然告诉李钊，让他别把枪的事告诉其他人。在当天的《华盛顿时报》上，李钊读到一条消息：
　　1 名大陆留学生前一天被“韦森——38”型手枪击毙。
　　“友良，你说你到底干了什么？”李钊责问着，他感到害怕。
　　“李钊，你别问了，那是迫不得已。”“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民主吗？那么暗杀事件如何解释？”林友良眼露凶光地盯着李钊，他的话也同样凶狠：“我让你别问了，不然，你也休想再活下去！”李钊对一切都明白了，可惜此时已为时过晚。
　　这天，是李刽到美国整整一年的日子。早晨，他早早地起了床。他发现林友良的床位空着，显然，昨夜他又没回来。李钊打开窗户，阳光真美，红红的亮线舔着翠绿色的草坪，清新而神怡。不知怎么，他突然想起母亲前天写来的信。
　　钊儿：
　　再过几天你离开妈妈就要一年了。妈妈很想你，天天都梦见你，你在妈妈身边该有多好。
　　妈妈现在的身体很好。你爸爸以前单位的同事们几乎天天来看我，还有一个当初整过你爸爸的女同志硬要帮我料理家务。
　　国内形势发展很好，你该回来看看了，钊儿。别老记着过去。要多看看今天，想想未来。只要你能回来，你就会发现，一切全变了。……
　　“回家？”李钊喃喃自语，他仿佛感到一种阔别已久的情感正渐渐地回到自己的身上。于是，他又抬手捋起鼻尖，嘴里刚吐出“妈妈”两个字，泪水却已经夺眶而出。
　　“可我有什么脸面再去见自己的母亲？”李钊泪水涟涟，长期的压抑使他本已脆弱的性格变得更加阴郁、忧愁。
　　他又想到了林友良那张气势汹汹的脸，他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李钊沐浴在朝阳里。蓦然，他似乎想起了什么，返身坐到写字桌前，他急速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母亲，一封写给大陆青年。随后，他站起身。他觉得此时他才算是堂堂正正地站着。
　　当人们从梦乡中醒来的时候，他们发现，在世界贸易中心门口躺着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据目击者说，死者是从78  层楼的屋顶跌下的。
　　那死者是李钊，他以他父亲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魔鬼与“蓝衣女”
　　香港之夜。全城染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之中。
　　刘颐沿着一条大道，由东向西行，此刻他要去的地方是希尔顿酒店。二表兄常一焕跟他约定夜里10  点半见面。“都是些夜猫子！”刘颐初来乍到香港，还不习惯夜生活，而这里的应酬往往安排在夜晚10  点以后。
　　二表兄对他说：“今夜要应酬的客人，是香港的实力派人物。你要想在香港有一席发展之地，就不能不仰仗他，所以要小心应答。”刘颐点头称是。他晓得二表兄常一焕不是个等闲人物。舅舅常辅中1949年离开大陆到台湾，在国民党情治系统身居要职，原以为从此再无见面之日，想不到两年前，一封辗转而至的海外来鸿，使刘颐母子激动得抱头唏嘘了好一阵。后来，二表兄常一焕专程前来上海探亲，除了带来刘颐渴慕已久的彩电、冰箱外，还关切地问起表弟的“出息”。
　　刘颐乘机倒了一腔“苦水”：“我这半辈子算沾了舅舅的光，才过得如此潦倒。小时候从小学到中学，功课一直名列前茅，只因舅舅这个‘海外关系’，大学连考3 次都名落孙山。后来遇上‘文化大革命’，又成了狗崽子。
　　只能在工厂里当个小技术员。‘四人帮’倒台了。我总算透过气来，但谈不上什么‘出息’。老实说，我对大陆这一套厌烦透了。如果给我一个机会，保险混出个人样儿来！”常一焕冷冷地听着表弟的倾吐发泄，观察着表弟的一言一行，觉得是块被埋没的料子，只要“精心调理”，将来可以派大用场。
　　等刘颐“苦水”倒完，常一焕安慰他说：“你和姑妈的情况，家父和我都知道。只是过去鞭长莫及，爱莫能助。现在好了，我回去与家父商量一下，将来把你和姑妈接到香港去。”刘颐一听，喜出望外，从二表兄离开上海绕道香港回台湾，他就伸长头颈等候佳音。
　　再说常一焕和他的父亲常辅中。常辅中离开大陆到彼岸时，还只是情治机关中的少壮派。凭他的巧妙周旋和办事才干， 70 年代中期他青云直上，在台湾情治机关内身居要职。常一焕，毕业于台湾中央大学，子承父业，加入了台湾情治系统，表面上以经商为掩护，在台湾、香港都有几个像模像样的实业公司。一提起常一焕董事长、总经理，台湾商界人士莫不刮目相看。
　　从80  年代初，常一焕就经常回大陆经商，利用洽谈贸易等机会，暗中为他的情治机关物色人才。一开始他没有立即找刘颐母子，而是转弯抹角，弄清了刘颐的底细，最后才出其不意，出现在母子俩面前。以后常来常往，几番“考察”，常一焕认为刘颐是可用之材，当然也包含着至亲关系，格外想提携一把。
　　从那次对刘颐说了要把他母子接到香港定居的事后，常一焕立即回台，与“机关头儿”一番密议后，作出了周密安排。
　　刘颐正翘首以待，接到了来自香港的“金玉良音”。他以台湾上层人物亲属的名义向有关部门申请去香港定居。这一着果然灵验，过了一个时朗就接到获准通知。正在他办理赴港手续时，老母一病不起，等不到的往香港与一别30  余年的亲兄弟会面，就撒手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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