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说的是俄语。确切地说，他是在用俄语唱歌，肥大的身躯向前移动，走S形，目标是一个深红色、有条纹的陶瓷组合体，它耸立在院子的地面上，好像火山口或者粪坑。这位共产主义哲学家身穿黑色西装，打天蓝色领带，头发花白。虽然给人的印象是随时会摔倒，但他奇迹般地巍然屹立。他的歌曲并非总是那一首，有时也插入属于其他歌曲里的英语或者法语、流行歌曲或者探戈，都是赞美酗酒或者爱情的旋律。但是，这样的插入是短暂和自然的，很快就回到主旋律上来；主旋律用俄语，阿玛尔菲塔诺不懂俄语（虽说在梦里如同在《福音全书》一样，人们常常有语言天赋），但他凭直觉感到歌声凄凉之极，是伏尔加河上一个牧牛人的故事或怨言，他整夜航行在河上，借助月亮哀叹人类生生死死的悲惨命运。当那位共产主义哲学家终于走到火山口或者粪坑前时，阿玛尔菲塔诺惊恐地发现那人正是叶利钦。难道叶利钦是共产主义最后一位哲学家吗？如果我能梦见这样荒谬的事，那么我发疯到什么程度了呢？但这个梦与阿玛尔菲塔诺的灵魂相安无事。因为不是噩梦。另外这个梦让他感到心情稍稍舒展一些。梦中的叶利钦好奇地望望阿玛尔菲塔诺，仿佛是阿玛尔菲塔诺搅乱了叶利钦的梦，而不是叶利钦搅乱了阿玛尔菲塔诺的梦。叶利钦说：同志，请注意听我讲话！我来给你讲讲什么是人类桌子的第三条腿。我来解释。以后你就别打搅我了！生活就是求和供，或者是供和求，一切仅限于此，但是仅仅这样是没法生活的。还需要第三条腿，免得桌子倾倒在历史的垃圾堆里，历史则不断倾倒在虚空的垃圾堆里。那么，请记住。公式是这样的：供＋求＋魔力。什么是魔力呢？魔力就是史诗，就是性，就是希腊酒神的迷雾，就是游戏。随后，叶利钦在火山口或者粪坑边缘坐下，让阿玛尔菲塔诺看他缺少的手指头，给他讲自己的童年生活，讲乌拉尔山和西伯利亚，讲一只游走在一望无际雪原上的白虎。接着，叶利钦从衣袋里掏出一瓶伏特加，说道：
　　“我认为应该来一口伏特加了。”
　　喝完酒，又用猎人般狡猾的眼神看看这位智利教授，之后，用尽可能洪亮的嗓门唱起主旋律来。随后，叶利钦被红色有条纹的火山口或者红色有条纹的粪坑所吞没；剩下阿玛尔菲塔诺一人，他不敢看火山口或者粪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醒了过来。




　　第三部分　法特

　　他想：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我什么时候浸没在水中的？这是个朦胧熟悉的阿兹特克深水湖泊。是噩梦。怎么出去呢？如何控制局势啊？接着，又是一些问题：我真的想出去吗？真的想把这一切留在身后吗？他又想：痛苦已经无所谓了。又想：也许一切都是从母亲逝世开始的。又想：痛苦无所谓，千万别痛苦加剧，变得难以忍受。又想：操，疼，操，疼。没关系，没关系。他周围全是幽灵。

　　母亲逝世时，昆西·威廉三十岁。一位女邻居给他上班的地方打电话。
　　她说：“亲爱的，埃德娜死了。”
　　他问什么时候死的。他听见电话那边女邻居的啜泣声，还有别的声音，可能也是女人。他问怎么了。没人吭声。他把电话挂了。拨了母亲家的号码。
　　“谁呀？”他听见一个女人愤怒地发问。
　　他想：母亲已经到了地狱。又把电话挂了。重新再拨。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接了电话。
　　“我是昆西，埃德娜·米勒的儿子。”他说。
　　女子喊了一声，昆西没听懂。片刻后，另外一个女人拿起了话筒。他说：我要跟我家邻居说话。对方回答：她在床上，刚刚心脏病犯了，昆西，我们在等救护车，好把她送进医院。昆西没敢问是不是因为他母亲的缘故。他听见有个男人骂了一句“浑蛋！”那家伙大概在走廊里，母亲家的门是敞开的。他拿手摸摸前额，话筒没挂，等着什么人给他说明情况。两个女人的声音在呵斥刚才骂人的家伙。她们说出一个男人的名字，可是昆西听不清楚。
　　隔壁桌子写东西的女人问昆西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昆西举起一只手，好像在倾听什么重要的问题，一面摇摇头。那女人继续写字。片刻后，昆西挂上电话，拿起椅子靠背上的夹克穿上，说他得走了。

　　昆西一到母亲家，看到有个十五岁左右的姑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见昆西进来，姑娘站了起来。她大概有一米八五高，很瘦；下身穿牛仔裤，上身穿带黄花的黑衬衫，十分肥大，好像长袍。
　　昆西问：“她在哪儿？”
　　姑娘说：“在卧室里。”
　　母亲在床上，双眼紧闭，打扮得好像要上街。甚至有人为她抹了口红。就差穿鞋了。有好一阵工夫，昆西站在门边不动，望着母亲的双脚：两个脚拇指上都有老茧，他还看见脚掌上也有，那些老茧大概让母亲吃了不少苦头吧。可是，他记得母亲去刘易斯大街找过足疗医生，好像叫什么约翰逊，一直是这个人，因此不应该为老茧吃苦。然后又看母亲的面孔：像是白蜡。
　　那姑娘站在客厅里说道：“我走了。”
　　昆西离开卧室，想给姑娘一张二十美金的钞票。可姑娘说她不要钱。昆西再三坚持。最后，姑娘接过来钞票，装入裤子口袋里了。装钱时，她不得不把衬衫拉到腰间。昆西想，她像个修女，或者像邪教信徒。姑娘递给他一张纸片，上面写着小区一家殡仪馆的电话号码。
　　她严肃地说：“他们负责一切。”
　　他说：“好的。”
　　他问了一下女邻居的情况。
　　姑娘说：“她在医院里。大概正在给她装起搏器吧。”
　　“起搏器？”
　　姑娘回答说：“对，装在心脏上。”
　　姑娘走后，昆西想母亲一定深受左邻右舍的喜爱，而母亲那位女邻居（他无法清晰地回忆出她的模样）一定是更受爱戴。

　　昆西给殡仪馆打电话，是一个名叫什么特里梅因的接的。昆西说他是埃德娜·米勒的儿子。特里梅因查了登记表，再三向他表示慰问，最后找到了表格。他让他稍等，然后把表格转给了一个什么劳伦斯。这个劳伦斯问昆西要办成哪一类的葬仪。
　　昆西说：“简朴而私密。特别简朴，特别私密。”
　　最后，双方商定：他母亲要火化，如果一切渠道运作正常，仪式将于次日下午七点在殡仪馆举行。到七点四十五分一切结束。昆西问是否有可能早一点举行。回答是否定的。随后，劳伦斯先生谨慎地触及经济问题。昆西说：没任何问题。他想知道是否有必要报警或者打电话给医院。劳伦斯先生说，没必要，这事由霍莉小姐负责。昆西寻思霍莉小姐是谁，但猜不出来。
　　劳伦斯先生说：“霍莉小姐是您母亲的邻居。”
　　昆西说：“是的。”
　　有一阵工夫，昆西和劳伦斯没有说话，仿佛试图回忆或者恢复埃德娜·米勒和她女邻居的音容笑貌。劳伦斯先生清清喉咙，问他是不是知道母亲属于哪个教堂。问他有没有什么宗教信仰。昆西说，母亲是基督教迷失天使堂的常客。也许这教堂的名字不是这个。他记不清楚了。劳伦斯先生说，的确不是这个名字，而是基督教天使苏醒堂。昆西说，对，正是这个。他还说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宗教信仰，因此办个基督教仪式足够了，绰绰有余。

　　那天夜里，昆西睡在母亲家中的沙发上；他一进母亲卧室就瞅了一眼遗体。次日早晨，殡仪馆的人来要抬走母亲。他连忙起床招待大家，给他们一张支票，然后注意看着他们如何抬着松木棺材走下了台阶。接着，回屋重新在沙发睡觉。
　　醒来时，昆西以为梦见了一部从前看过的电影。但是，一切都不一样了。梦中的人物是黑色的，因为梦中的电影好像是真实电影的底版。里面发生的事情也不一样。故事情节一样，但演绎起来却不同，或者说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情节突变，成了完全不同的玩意儿。但其中最可怕的是，他在做梦的同时，却知道没必要非如此不可，察觉到梦境与影片的相似之处，他以为自己明白这二者出于同样的假设，还明白如果从前看过的影片是部真实的电影，那么梦中的影片就可能是一个有道理的评论、一个有根据的批评，而没必要是个噩梦。他一面洗脸，一面想：总之，任何评论都会变成噩梦。这时，母亲的遗体已经不在家里了。
　　他还想到了如果母亲活着会说什么。她会说：当个男子汉！背上你的十字架吧！

　　在单位，大家都称呼昆西为奥斯卡·法特。上班后，没人对他说什么。没理由说什么。他看了一会儿以前搜集的关于巴里·西曼的笔记。邻桌的姑娘不在。随后，他把笔记放进抽屉锁好，去吃饭。在电梯里，他遇上了杂志主编，陪着主编的是一个胖姑娘，写过少年杀人犯的文章。三人打个招呼，就各奔东西了。
　　法特吃了一份洋葱汤和一个法式蛋糕，餐厅物美价廉，距离两个街区。昨天他没吃东西，这顿饭感觉舒服。已经买了单，正要离开，一个在体育部工作的家伙叫住了他，邀请他喝啤酒。二人在柜台前坐下等酒的时候，那家伙告诉他：那天上午，拳击组的负责人死在芝加哥郊区了。实际上，拳击组是个委婉的说法，因为整个组只有他一人，而且还死了。
　　法特问：“怎么死的？”
　　那家伙说：“芝加哥几个黑人把他给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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