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引人注意的，则是曾国藩在此自强、倔强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强的概念。明强的意思，不外乎既要自强，又不能盲目自强；既要超过别人，又要注意一定的条件和场合。在这里，曾国藩以历史上的人物为例，提出要坚持孟子的集义而强、曾子的从自我反省中崛起，反对李斯、曹操、董卓、杨素那样的强，因为他们的强都用于谋一己私利上，所以没有好下场。    
　　唐代的顺宗在当太子时，亦好作壮语，恍然以天下为任。太子有盛名，服人心，自然也是使自己顺利当上皇帝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太子胜过父皇，又往往有逼父退位的举动，所以又常会遭父皇的猜忌而废黜。聪明的太子因此必须不能表现出太强的才干，造成太响的名气。顺宗作太子时，一日曾对僚属说：“我要竭尽全力，向父皇进言革除弊政的计划！”但慕王叔文却告诫他：“作为太子，首先要尽孝道，多向父皇请安、问起居饮食冷暖之事，不宜多言国事，况且改革一事又属当前敏感问题，你若过分热心，别人会以为你邀名邀利招揽人心，如果陛下因此而疑忌于你，你将何以自明？”太子听得如雷贯耳，于是立刻闭嘴哑言。德宗晚年荒淫而又专制，太子始终不声不响，直至熬到继位，方有了唐后期著名的顺宗改革。    
　　这种含才不露、不显身手的风格，就是明强，也就是知道如何对待自己的特长，在这个问题上处理得最好的历史人物大概应推范蠡了。范蠡在助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以为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且勾践为人可与同患，难以处安”，就激流勇退，放弃了上将军之大名和“分国而有之”的大利，退隐于齐，改名换姓，耕于海畔，手足胼胝，父子共力，后居然“致产十万”，受齐人之尊。范蠡虽居相安荣，但又以为“久受尊名，不祥”，乃归相印，尽散其财，“闲行以去，止于陶”，从事耕畜，经营商贾，又致货累矩万，直至老死于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范蠡三徙”。范蠡之所以辞官退隐，就是考虑到不要让尊名大利给自己带来身家性命之忧。事实上他的考虑是有道理的。与他共扶勾践的文种就因不听范蠡的规劝接受了越国的尊荣大名，结果死在勾践手下。说到底，像顺宗、范蠡这样处理名位的方式，都是为了形式上放弃之后，更永久地保有它。
　　第二部分：明  强担当大事 全在明强二字（3）
　　曾国藩饱读史书，对历史上这种因显示才能而招来杀身之祸的例子早已了熟于胸，尤其是身处官场，又值乱世，各种激烈的矛盾冲突随时会把自己卷入漩涡。因此，曾国藩无论是在官场，还是在带兵之际，都时时提醒自己要小心谨慎，不让自己处在太显眼的位置。    
　　在天京攻破前夕，曾国荃贪功冒进，曾国藩对此忧心如焚，不断寄信给曾国荃，要他审时度势，适可而止，当时的这一段历史集中体现了曾国藩心中的明强思想。    
　　曾国荃部获得无为州、运槽镇之捷后，距金陵仅二百里，但由于节节分兵守安庆、枞阳、庐江等处，兵力顿显单薄。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四日，曾国藩奏请准曾国荃回湘募勇六千人，准备再大干一场。曾国藩在安庆写信至湘乡说：“沅弟不特不能幅巾归农，且恐将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为之计。”所以望他“迅速回营，不可再在家中留恋”。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由于李秀成进攻上海甚急，谕令曾国荃统带老勇八千名赴沪。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清廷正式任命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即赴新任”。正月二十三日，又“飞催曾国荃将所募湘勇留防安庆，克日督带老勇八千，求援上海，择要堵剿”。二月初三，又将曾国荃补授江苏藩司，再次令他速援上海。接到这些廷寄，曾国藩本也是叫他遵命率师赴援上海的。但是曾国荃执意不肯去，因为他眼睛盯着的是攻下金陵的功业，心中想着的是充斥金陵的财货。曾国藩无法，只得听之任之了。    
　　曾国荃在湖南停留了几个月，带着新募的七营湘勇，于同治元年二月十五日回到了安庆大营。他满腹阳刚之气，大谈“事求可，功求成”，而且“不免代天主张”。这种急功近利的俗念，引起了曾国藩的担忧，所以曾国藩“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极力想从“无为”这个方面来开导他稍释名利思想。    
　　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荃乘船离开安庆。于三月二十日进占巢县、含山，二十二日进占和州。与此同时，多隆阿部于四月十五日攻占庐州，彭玉麟部攻占芜湖、东梁山。五月初一，曾国荃率师万余人克复秣陵关，初二日夺得大胜关、三汊河，初三日连克头关、江心洲，薄仓洲，在彭玉麟水师的掩护下，进驻雨花台。对于曾国荃的这次进军，曾国藩“既以为慰，又以为惧”。    
　　曾国藩为什么忧惧？一是他想起了前车之鉴，向荣、和春驻江南大营，先后领兵七万人，屯守八年，最后溃败，而曾国荃当时仅二万人。二是认为曾国荃打乱了自己的部署。曾国藩当时设想，攻取金陵，仍然须采取攻夺太湖与安庆的办法，围城打援。他计划“于太平、采石南路进一支”，由曾国荃担任；“于句容、淳化东路进一支”，由鲍超担任；“浦口、九洲西路隔江进一支”，由多隆阿担任；“镇江北路”进一支，由李续宜担任。在其余三路都还没有来得及按计划到达金陵附近时，惟独曾国荃不顾及友军的配合，贸然进军。曾国藩闻讯后，于初七日给曾国荃写信说：“句容东路纵无兵来，隔江一支则断不可少。此次弟不候多军至九洲，而孤军独进，余深为焦虑。又上游南陵空虚，季弟不留兵守之，于宁国、芜湖均有妨碍。”第二天，又给曾贞干写信说：“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一则北岸多军未到，二则后面句容一路无兵，恐援贼来抄官军之尾。”因此，他希望两位弟弟“稳慎图之”，“以待多军之至”。当时，“曾国荃军合水师不满二万，孤军深入，诸将帅皆以为不可”，“人人代为危虑”。曾国藩转告他说：“外间则议弟处新营太多，兵不可靠，几于众口一词”。    
　　然而曾国荃本人却不以为然。他振振有词地说：“诸军士自应募起义，人人以攻金陵为志。今不乘势薄城下，而还军待寇，则旷日持久，非利也。且金陵为贼根本，拔其根本，即枝叶不披而萎。金陵恃江南北各城为屏蔽，江南北各城亦恃金陵为应援。克其一城，移军他住，贼又随踞之；徒使我疲于奔命，贼而旋走旋据，是攻夺无己时也。今以一军直捣金陵，苏常各贼闻江宁攻急，必更来援。彼时遣别将间袭苏常，吾因而乘之，殄寇犁穴，在此举矣。”    
　　曾国荃为夺取金陵根本之地，拟围城打援，原本符合曾国藩本意的，惟独这种恃勇冒进，与曾国藩的着着求稳未能合拍。    
　　曾国藩的担心是很有道理的。当曾国荃部刚抵南京城郊时，洪秀全便严诏李秀成从上海战场班师救援天京。此时，曾国荃部三万余人深入虚悬，且立脚未稳，湘军其他各部又都阻隔在数百里之外，李秀成一举将其歼灭，是完全有可能的。可是李秀成不顾洪秀全的多次催促，于五月撤至苏州后，便按兵不动。过了三个多月，才率十万大军西救天京，于闰八月二十日(公元1862年10月13日)开始向雨花台发起进攻。当时，瘟疫正流行到曾军。加上粮饷不足，弁勇靠喝粥度日，面有菜色，纪律也因此松弛，甚至发生捆绑营官，以索发欠饷的暴行。这正是太平军进击的大好时机。且李秀成军几乎五六倍于曾军，把曾军围困数重。至九月，李世贤部又自浙江来助战，陈坤书部也出太平，窥金柱关，使彭玉麟水师不得与曾国荃部相沟通。形势对太平军极其有利。曾国藩在给家人写信说：“沅弟金陵一军，危险异常。伪忠王率悍贼十余万昼夜猛攻，洋枪极多，又有西洋之落地开花炮。”然而，李秀成部在这里苦战了四十六天，终因一时未能攻破湘军的长壕，加上军粮、军衣严重不足,贸然于十月初五(11月26日)下令撤兵，功亏一篑，使曾国荃得以死里逃生。自李秀成攻雨花台以来一直“寸心如焚”的曾国藩，这才舒了口气。
　　第三部分：坚忍不怨不忧 勿忘勿助（1）
　　◆原文    
　　稍论时事，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联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联句颇多，惜皆未写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联云：“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用木板刻出，与此联略相近，因附识之。    
　　夜阅《荀子》三篇，三更尽睡，四时即醒，又作一联云：“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至五更，又改作二联，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一云：“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那有空闲的光阴。”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在泛论时事时，我说应当挺起骨头，尽力支撑。三更时睡不着，于是作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以自警。我一生中作过很多的联句自箴，可惜没有写下来。丁未年在家写有一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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