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这是一个从书上看到的名词，仅仅是听过而已。
　　据说那一晚，在中国的某个地上，一夜之间有一座城市被完全抹平，死伤人数达几十万。当然这是后话，我们躲在山头上哪里知道这些。
　　从那以后查文斌每晚都出来看星星，他有时还会摆出石子计算。我问他看出了个什么所以然。他说，这片土地要出大事，而且很快了。
　　天象和人事往往会有惊人的巧合。据说在1947年陕北志丹县，有一天下午，西北方天空中有一团很大的火球向西南方坠落。当时陕北的老乡都说：“蒋介石快完蛋了。”果然两年多一点，蒋家王朝就崩溃了。
　　1976年开春以来，周恩来、朱德两位革命前辈相继离开人世，唐山发生大地震，毛主席有重病有床，这其中难道真蕴涵什么预示吗？我不得知，或许他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吧。
　　那年9月，毛主席病逝，全国陷入了一片哀悼中，我们在山上，但是查文斌却在头一天就已经告诉我了：那颗紫薇帝星没了。
　　又过了一个月，秋，四人帮正式倒了台，全国的各种冤案都被陆续平反。当我看到我家的烟囱第一次冒烟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
　　家，我离开了整整一年，但是我总算还有一个家。接下来的时间是平反和无穷无尽的调查，我因为是逃离的，知青的手续还在东北，这边的户口又落不下，分不到粮票也拿不到工分。好在当时都知道我父亲的冤案，组织上也没太难为我，只是把我和查文斌带到县城里去做了记录，登记在册，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那是1976年的腊月。过年前，我收到了北方寄来的照片，我、胖子还有袁小白跟查文斌的合影，不知道他们三人有没有各自收到。
　　1977年农历春节，我曾经去过五里铺，但是查家没有人，听他们村里的人说查文斌走了，在一个月之前和他那个疯疯癫癫的师傅一块儿走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家，两间土坯房，有一个篱笆围成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枣树。过节，家家户户贴红挂彩，唯独这家门框上写着一副白底黑字的丧联。
　　1978年，我是在洪村度过的，父亲的问题基本被调查清楚，他是被冤枉的，母亲也同样清白。但是经历了这一波折腾之后，他们俩都老了，一下子就头发花白，因为常年被关在阴暗潮湿的地方，我的父亲得了严重的关节炎，以至于再也不能下地；而我的母亲也同样落下了病根，她的腰受到了重创，据说是被那些人用碗口粗的木棍打的，原因是她不愿意指认我父亲是个特务。
　　1979年，我已经成年，家道也开始中落，在农村，失去了劳动力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我的家曾经只剩下半个番薯，父亲让给母亲吃，而母亲则说自己不饿，最后谁都舍不吃而喂了老鼠。那一年，我开始接过家庭的重担，同样因为治病和生活欠下了六百多块钱的债务，在那个年月，对于我这样的家庭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
　　1979年五月，被逼的实在没办法后，我准备放手一搏，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猪凑了路费和很多人一道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深圳，那时候还是个小渔村，我的目的地是广州。这里对我而言是陌生的，我听不懂那儿的语言，也吃不惯那边的饮食，但是每天都有无数像我一样为了讨一口饭吃的人来到这里，而我也正是开始了露宿街头的生涯。
　　广州是现实的，也是残酷的，我每天都在街上转着只想能够糊口。我没有多少文化，我也没有社会经验，扛过沙包，也去工地搅拌过水泥，力气和二三十岁的比有差距，最终我谋得一份在广州拉黄包车的活儿，也就是人力车夫。
　　广州作为最早的开放城市，这里的一切对我这个乡下土包子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这里的人脑子精明。比如他们从香港进电子产品回来加工，一块电子手表的成本只要两元钱，但是批发出去就可以达到十块，很快当时我从那些坐在我车上的商人嘴中得知，就这么一块表如果带到北方，那它的价格将会再翻两番。
　　这样的利润是建立在那个年代的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缺乏的卖方市场，庞大的中国人被文革压抑了十年之后社会需求瞬间释放了出来，一盘盗版的卡带运到北方都会有人抢的头破血流。于是，半年后，我也加入了这个大军：倒爷！
　　我倒腾的第一笔货是喇叭牛仔裤，一共五十件，那是我在广州拉了整整半年黄包车攒下的，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在上海，我刚走出火车站之后就打开了包裹就地摆摊，不到五分钟，这批货被人一抢而空。欣喜若狂的我当天就定了返程的车票，从此，倒爷的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衣服、电子产品、音响制品，生活用品，五金机件，总之什么赚钱，什么货好拿我就拿什么。大约有一大半的时间，那阵子我是在火车上渡过的，而去往的城市也仅仅是随着我能买到最快的北上列车，无论终点是哪里。
　　这样的生活我持续了半年有余，期间有亏有赚，亏的多半都是上当被骗，毕竟还是年轻。赚的呢也都寄回了老家。半年过去后，我本人依旧还是两袖清风，四海为家。
　　我和胖子再见的时候是在西安，那一次带了一大箱的邓丽君卡带，市面上的畅销货。在西安老的城门楼子下面，我一边啃着羊肉泡馍一边不急不慢的打开了拉链包，把那些卡带一张张的放在一块蓝布上。
　　“兄弟，这卡带咋个卖？”
　　我头也没抬随口答道：“一本五块，三本十块，要多少？”
　　那人说道：“这么贵，我看一本最多五毛钱，怎么样，就五毛我全要了！”
　　“滚、滚、滚！”我最烦这种没事找事的主了，我注意到眼前的那双脚还停留在原地，一只肉呼呼的手朝着我的卡带伸了过来。
　　“咦，你这人，我说了不卖！”我抬头一看，一张脸盆大小的脸带着深蓝色雷锋帽正冲着我“嘿嘿”直笑，那张大手抓起一把卡带掂量了几下道：“就五毛，卖还是不卖？”
　　“滚犊子！”我站起来一拳打了过去，他还是那么的结实。
　　钟鼓楼广场一家饺子馆叫“德发长”，我和胖子的面前各摆着一坛杏花村，我是不胜酒力的，但是我还记得两年前我们分开的时候也喝了。
　　醉了是必须的，我们整整喝了一个下午。
　　胖子绕道太原后回了成都已经是两个月后，转辗通过朋友找到了他父亲的战友打听到了家人的下落。他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在监狱里自杀了，是用长裤撕成了布条吊死在床档上的，他的老娘随后也跟着去了。俩夫妻死后尸体就被扔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一连七天都没人敢去收尸，最后是他爸身前的几个部下偷偷找了俩独轮车半夜拉走的。
　　胖子家的那个大宅也成了革委会办事处，他也就跟着没了去处，临走前，胖子到汽车连去偷了一箱汽油半夜溜回了大院。那地方他太熟了，从小跟那长大，守院子的狼狗以前都跟他在一个碗里吃饭，把那栋原本属于自家的宅子用汽油浇了里里透透，一把火点了之后就开始逃。到现在，他也还是个黑户，有家不敢回，只能在西安这一带混混日子。


第四十三章 千钧一发
　　“文革结束了。”我说道。
　　胖子端着碗拿在手里晃了晃，然后猛的往嘴里灌了一大口酒道：“结束了，都结束了。”如他所说，对于他而言什么都结束了。
　　胖子的“家”就在西安城外一片荒地上，他指着那间用木板和水泥袋糊的大棚子对我说：“哥们，既然到这儿了总得带你回家坐坐，别嫌弃，冬暖夏凉，还不用交租金。”
　　说实话，我是没有想到胖子如今混到了这个田地，看着那棚子两边齐腰深的野草我的心里说不出的难受，还没走近就已经闻到了一股臭味。
　　他大概是看出了我的不舒服，嘿嘿笑道：“在这儿收些破烂玩意，城里不让堆，我就拉这儿来。换几个钱买点小酒，天不管地不管，倒也潇洒，走吧。”
　　我跟着胖子一块儿过去，各种各样的破烂堆满了整个院子，从建筑材料到废铜烂铁，从瓶瓶罐罐到塑料垃圾，屋里屋外，只要能见着的地方都是这些东西，我亲眼看见好几只老鼠在院子追着互相到处跑。胖子的“床”是用两块门板拼的，屋子里还有台少了个喇叭的卡带机正在放着革命歌曲，窗台边有个煤球炉，上面架着一口破锅和没洗的两个碗。
　　胖子转身进了隔壁房间一阵鼓捣，没一会儿摇头晃脑的拿着两瓶橘子汽水出来对我说道：“冰的，喝吧，我这儿是啥都有，啥都不缺，早就实现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了。”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好家伙，还真有台电话机放在床头，就是不知道还能不能响铃，反正我是没见着电话线。
　　我喝着汽水坐在床边问道：“做这行，赚吗？”
　　胖子冲我笑笑：“你看我瘦了没？”我上下一打量还是那身肥膘便说道：“看样子还不赖，比我强啊。”
　　“你也比我好不到哪去，倒腾卡带有啥出息，小忆你不是在广州吗，那边听说离香港很近？”
　　“怎么？你去过？”“我没法买火车票，实话告诉你，你要真在那边我给你指条路子，去深圳收旧电器。什么日本的，美国的，西德的全让人用船来到香港，那边有人专门翻新，然后再弄到国内来，起码翻这个数。”胖子对我伸出的是一个巴掌，那就意味着是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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