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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鼓动大众的演说家就深谙此道。在以上两个例子里面,意欲都显示为原初的自然力量,智力对此是无能为力的。[255]
现在我们将对个人的素质,亦即意欲、性格的优缺点,和智力的优缺点,进行一番考察,以便通过了解意欲素质和智力素质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素质各自相对的价值,把意欲和智力这两种基本功能的差别清楚表现出来。历史和经验告诉我们:意欲(性格)素质和智力素质是互不相干的。至于卓越的头脑智力难得与同样出色的性格素质结合在一起——我们可以从这两种情形都同样极为稀有得到充分解释。然而,与这两种情形相反的例子却极为普遍;因此,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这两种相反情形结合在一起。但我们永远不可以从一副良好的智力推断出良好(善良)的意欲;也不可以从后者推断出前者,或从低劣的智力推断出卑劣的意欲等。每个不带偏见的人都应该把这两类素质彼此完全分开,而识别其各自的存在则只能在生活实践中进行。至为狭隘的头脑智力可以与伟大的博爱之心共存;同时,我不认为巴尔塔札尔?格拉西安这一句话是对的:“没有不带恶毒的愚人”。这一句西班牙俗语也表达了和格拉西安同样的意思:“愚蠢从来不会与恶毒分开”。不过,许多愚人之所以变得心地恶毒,其原因可能与驼背人变得心肠歹毒是一样的,亦即出于对大自然的歧视和薄待感到怨恨;愚人以为不时玩弄一些卑劣的小伎俩就可以弥补自己理解力方面的缺陷,博得短暂的胜利。附带说上一句,由此可以轻易明白为何几乎每个人在一个头脑比自己优越得多的人面前,随时会变得恶毒起来。另外,愚人经常都会获得心肠特[256]好的美名,可是这一点却又极少得到证实,我不由得纳闷这种人何以得到这一美誉,直到我终于可以夸口找到了下面这一答案。由于受到某种秘密特性的驱动,每一个人都会寻找一个在智力上比自己稍为逊色的人作为亲近的交往伙伴,只有和这样的人在一起自己才会感到舒服自在。根据霍布斯[13]所言,“我们心情愉快就在于有可供与我们比较并使我们可以看重自己的人。”出于同样的理由,每个人都会躲避一个比自己优越的人。所以,利希腾贝格的话非常正确,“对于某些人来说,有思想头脑的人比一个不折不扣的无赖更令人讨厌。”爱尔维修的话与此不谋而合,“平庸之辈有着某种准确和敏捷的直觉,以识别和逃离有思想头脑的人”。约翰逊博士[14]也向我们保证:“没有什么比在谈话中显示出横溢的思想才华更容易激怒多数人的了。在当时,人们会显得高兴,但妒忌会促使他们发自内心地诅咒他。”(《约翰逊的一生》,博斯威尔着)为把这一普遍和小心地掩藏起来的真理更加无情地大白于天下,我想引用歌德青年时代的着名朋友梅克对此的看法——他在故事《林多尔》中写道:“他拥有大自然赋予的和他经由知识获致的才能;这些才能使他在众多聚会中让在场的尊敬的先生们失色不少。公众在看到一个非凡的人物时,在高兴怡人的瞬间,人们会囫囵吞枣般地接受了这个人的优越之处,而不是马上对这些长处作出恶意的解释;但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仍会留下某种印象。如果这一印象经常重复,那么,以后在关键的时刻,它就会给这闯祸的人带来不良后果。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在意识中特别记住自己在上述情况下所受到的侮辱。不过,在私下里,人们并不会不乐意挡在这个人的晋升路上。”因此原因,拥有卓越的思想优势比起任何一切都[257]更有效地使自己孤立起来,并招致别人的憎恨——起码是在私下里。而与此相反的情形却使愚人普遍得到人们的喜爱,尤其是许多人也只有在这些愚蠢之辈的身上才能发现人们依据上述人性原则必然在他人身上寻找的东西。没有人会向自己坦白、更不会向别人承认隐藏在这种喜好背后的真实原因。这样,作为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他就会把心地特别好这一杜撰之词加在被他选中的人的身上,而这心地特别好,就像我已经说过的,实际上是相当少有的;偶然出现的话,也是与智力不足结合在一起。因此,缺乏理解力一点都不会有助于或者近似于这好心肠;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以说伟大的理解力就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其实,缺乏理解力的无赖还真的不曾有过。事实上,甚至最出色的思想能力也会与极度的道德败坏结合起来。培根就提供了这样的例子:他这个人毫无感恩之心、阴险狡诈、卑鄙下流、满脑子都是争权夺利。他在担任英国上议院议长和王国最高法官时,竟然习以为常地在民事诉讼中收取贿赂。遭到指控以后,他向贵族陪审团认罪,然后被逐出上议院、罚款四万英镑和囚禁在伦敦塔(参阅1837年8月《爱丁堡周报》上面登载的关于新版培根着作的评论)。为此,蒲伯[15]称他为“人类中最聪明、最智慧,但却又最卑劣、最恶毒的人”(《人论》,四)。类似的例子还有历史学家古齐亚迪尼[16],罗思尼[17]在历史小说《路易莎?斯朵洛兹》的附录——它取自可靠的同时代人的消息——里面写道:“在那些把思想与学问放在所有人类素质之前的人看来,这个人应被视为他所在的世纪中最杰出者之一;但对于那些认为德行才是最重要的人而言,这个人应该永世遭到唾骂。他在迫害、流放和屠杀人民方面,是手段至为毒辣的一个。”[258]
如果我们说一个人“心地很好,但头脑不行”,而另一个人则“头脑非常了得,但心肠不好”,那所有人都会感觉到在第一种情况,称赞远远压倒了责备;而在第二种情况,则刚好相反。据此,我们看到当某人做出了一件坏事的时候,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会试图把罪责从他的意欲转到他的智力上面,把心。的缺陷说成是脑。的过失。他们会把卑劣的恶作剧称为做错事,他们会说这纯粹只是不懂事,做事不加思考、轻率、鲁莽和愚蠢。事实上,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会以犯有阵发性的精神错乱为自己辩解;如果事情涉及一桩严重的罪行,人们甚至会假托犯有精神病,目的不过就是为意欲开脱罪责。同样,当我们自己一手酿成大祸或者造成损失,我们就会巴不得在他人和自己面前谴责自己的愚蠢,目的就是避免被指责为“故意”、“恶毒”。据此,在法官做出了同样不公平判决的例子里,这个法官出了差错抑或收受了别人的贿赂——两者有着天渊之别。所有这些都足以证实意欲才是惟一真实和本质的部分,是为人的内核;而智力则只是意欲的工具而已,并且在意欲不牵涉其中、不感兴趣的情况下,智力就总是错漏百出。在道德判决庭上,欠缺理解力根本就不是一道罪责,相反,它甚至还能给予我们某些特权呢。同样,在世界各地的法庭里,为使罪犯免受惩罚,把罪犯的罪责从意欲转移至智力方面就足够可以了。具体的方法就是证明这一罪行只是一个无法避免的过失,或者是由罪犯的精神反常所致。这样,就跟非我所愿的失手或者失足差不了多少,应负的罪责也不比这更多。我在《论意欲的自由》一文的补充部分《论智力的自由》里面,对此有过详尽的讨论。读者可参阅那一部分,我就不再赘述了。
诸如此类的情形比比皆是:那些一手促成某样事情的人,[259]一旦这结果难以令人满意,就会搬出自己当初的良好意愿——而这可是永远不会欠缺的。采用这样的方式,他们就相信可以保住那关键的、他们其实应该负责任的部分和他们的真正自我;而能力不足则只是欠缺适当的工具而已。
如果一个人相当愚笨,那我们可以说这并非他愿意的事情,他对此也无能为力,并以此说法原谅他;但如果我们试图用同样的说法原谅一个人的卑劣,那我们就会受到别人的嘲笑。其实这两种素质都同样是与生俱来的。这证明了意欲是这个人本身,智力只是它的工具而已。
因此,只有意欲活动…,才永远被人们视为取决于我们自己的事情,也就是说,只有我们的意欲活动才被视为是我们真实本性的表现,我们因而必须为此负责。如果有人试图因为我们的信仰,亦即我们的理解力和见识而责备我们,那就是荒谬和不公正的,我们有必要把认识上的问题和外在事件一道视为不在我们控制的范围之内——但它们其实都在主宰着我们。在这里我们同样清楚地看到:惟独意欲才是我们的内在本质;而智。力。及其遵循规律的运作、活动——这些跟外在世界的事物是一样的——在与意欲的关系中,只是作为某种外在的东西,纯粹一件工具而已。
高级的精神思想能力总是被人们称为大自然
或者神灵的馈赠。正因为这样,人们才把它们称为“天赋”、“得天独厚”;德语、意大利语和英语都把它们名为礼物(gaben,ingeniidotes,gifts)。这些礼物被视为有别于受惠者本人的东西,人们偶然交上好运才获得了它们。而对于道德上的优点,虽然这些也是与生俱来的,但人们却是另眼看待。人们会把这些视为发自这个人的内在、从根本上属于这个人,并的确构成了这个[260]人的真正自我。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意欲是人的真正本质,而智力则只是从属的、一个工具、一种天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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