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可能并非意味着我们随意的想象，而是确实可以存在和延续的东西。现在这一世界的安排刚好能够让它维持其存在；假设安排稍差一点，这一世界就已经无法存在了。所以，一个更加糟糕的世界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一个更加糟糕的世界无法继续存在。现在这一世界因此就是所有可能的世界当中最糟糕的一个。不仅如果行星相互碰撞，甚至只要某一行星轨迹中确实出现的混乱不是逐渐被其他的混乱所平衡，而是继续增加，那这一[394]世界很快就会完结。天文学家就知道这一切得取决于何种偶然的机会才行。他们经过艰难计算所得出的结果就是这一星球将继续维持存在。虽然牛顿持相反的意见，但我们希望天文学家没有计算错误。这样，在这样一个行星系里所实现了的机械持续运动就不会像其他星系一样最终停止下来。另外，在这星球坚固外层之下集结着强大的自然力。只要某一偶然的机会给予这些自然力活动的空间，它们就必然摧毁这星球的表层以及在这上面的生命。这种情况在这地球至少已经发生了三次，并且很有可能更加频繁地发生。里斯本和海地的大地震、庞贝城的被掩埋只是对这种可能性的小小、玩笑般的暗示。大气层一个小小的变化——这一变化甚至无法在化学上得到证明——就引起了霍乱、黄热病、黑死病等，并夺走了数以百万计人的生命。而一个更大的变化则会毁灭全部的生灵。温度稍为升高就让所有河流和泉水干涸。动物并没有足够的器官和力量保证它们在施展全力的情况下能够获得自己以及后代的食物；所以，一旦动物失去了某一肢体或者丧失了完美运用这一肢体的能力，这一只动物通常就会遭受灭亡。甚至是拥有了悟性和理智的强大工具的人类，仍然十占其九地持续与匮乏作斗争，始终是几经艰辛和努力才勉强使自己不致毁灭。因此，对于无论维持整个种属还是个体来说，条件是苛刻、不足的。所以，个体的生命就是一场为生存而展开的没完没了的搏斗，每迈出的一步都隐藏着毁灭的威胁。正是因为这种对生存的威胁屡屡得逞，繁殖后代的种子数量才达致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因为只有这样，个体的灭亡才不至于引致种属的灭亡，而种属才是大自然所关注的。所以，这一世界的糟糕达到了可能中的极致。曾经一度生活在这一星球[395]的各种不同动物所留下的化石——作为我们说法的证明——就为我们提供了以前世界的记录：以前的那种世界不可能延续，因此，以前的世界就是比可能中最糟糕的还要糟糕。
　　乐观主义归根到底就是生存意欲毫无根据的自我赞扬——而生存意欲才是这个世界的真正发动者，它把自身惬意地显现在自己的作品上面。据此，乐观主义不仅是一种虚假的理论学说，而且还是相当有害的，因为它把生活表现为一种令人羡慕的状态，人的幸福就是生活的目的。一旦从这一观点出发，那每一个人就都相信自己对幸福和快乐有着最正当的要求。而一旦这些幸福和快乐并没有降临在他的头上——这可是常有的事情——那他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不公，甚至会认为错失了他的生存的目标。但实际上，把劳作、匮乏、磨难、痛苦和最终的死亡视为我们生活的目的——就像婆罗门教、佛教以及真正的基督教所认为的那样——则是更加正确的观点，因为正是所有这些痛苦、磨难导致了对生存意欲的否定。在圣经《新约》里，这一世界被说成是苦海，生活则是净化的过程，而基督教的象征就是一种刑具。所以，莱布尼茨、萨伏斯伯里、波林布鲁克[1]和蒲伯的乐观主义所引起的普遍反感主要就在于乐观主义和基督教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一点伏尔泰在其杰出的诗作《里斯本的灾难》的前言作了陈述和解释，而伏尔泰的这一诗篇也正是针对乐观主义而发。德国一切向钱看的无耻文人对伏尔泰肆意谩骂，相比之下我却认为伏尔泰绝对是比卢梭更高一级的伟大人物，因为证实伏尔泰更加深刻思想的是他所获得的这三个观点：（1）恶毒、不幸和生存的苦难，其数量和范围在这世上占据着优势——对此伏尔泰深信不疑；（2）意欲行为遵循着严格的必然性；（3）洛克[396]这一原则包含着真理，即能够思维之物也可以是物质的。相比之下，卢梭却在他的《沙伏雅牧师的信仰表白》——这是一本肤浅的新教牧师哲学册子——以空谈怀疑和否定了所有这些观点。卢梭还秉承着这一精神以偏差、空泛的议论和逻辑错误的推理攻击伏尔泰上文提及的优美诗篇，并为乐观主义推波助澜。他1756年8月18日致伏尔泰的长信就是纯粹服务于这一目的。的确，卢梭全部哲学的根本特征和迈出的“首要错误一步”就是以人的原初美好本性，及其可被完善的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取代了基督教所宣讲的人的原罪和人类原初的堕落本性。根据卢梭的看法，人的优良品性只是因文明及其后果而误入了歧途。卢梭就在此基础上奠定了他的乐观主义和人文思想。
　　总而言之，把这一世界视为是一个全知、全能和慈爱的生物所创造出来的成功作品的观点在一方面与这一世界所充斥的苦难尖锐矛盾，在另一方面，也与这一世界最完美的现象——亦即人——所仍然带有的明显欠缺完美，甚至可笑的扭曲完全不相协调。这里面的不协调和矛盾之处永远无法解释清楚。相比之下，这些欠缺和苦难的例子却与我们的说法相符并成为了证实我们说法的例子，如果我们把这一世界视为我们罪孽的产物，这一世界因此是有不如无的话。在第一种观点里，上述例子成了对造物主的严厉指控，并为讽刺这一造物主提供了话柄；但在第二种观点里，表明人的种种欠缺和不足的种种例子却是对人自己的真实本性和意欲的谴责，它们还有助于让我们谦卑起来。这是因为这些实例使我们得出这样的见解：我们就像是放荡的父亲生下的孽种：来到这一世上的时候已是背负着罪责；正是因为我们必须不断地偿还这[397]一欠债，我们的存在才变得如此凄惨，死亡也才成为我们的结局。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加确凿无疑的了：总而言之，这一世界的许多和巨大的痛苦正是这世界深重的罪孽所引致——在此，我指的并非自然物理、现实方面的关联，而是形而上的因果。在圣经《旧约》中，与这一观点互相吻合的也只有原罪的故事——这一故事使我还可以忍受《旧约》。事实上，这一原罪的说法在我的眼里是整部《旧约》中惟一的形而上的真理，虽然这一真理被裹上了寓言的外衣。这是因为没有什么比因走出错误一步和罪恶的肉欲而招致这样的恶果更与我们的生存相似的了。我忍不住向深思的读者推荐克劳迪乌斯[2]对这一问题的专文讨论——这篇文章很流行，但却相当深刻，它把基督教根本的悲观精神充分显示出来。文章的题目为《因为您的缘故，这是可诅咒的土地》。
　　要掌握可靠的罗盘以随时辨认生活中的方向，要能够正确理解生活而不至于误入歧途，最适合不过的方法就是让自己习惯于把这一世界视为一个赎罪的地方，因此也就好比是监狱、劳改场、罪犯流放地，而“感化地”就是最古老的哲学家对这一世界的称谓。在基督教教士当中，俄勒冈尼斯[3]以可嘉的勇气表达出同样的看法（参阅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对这种世界观理论上和客观的说明不仅见之于我的哲学，在各个世代的人类智慧思想里也随处可见，亦即婆罗门教、佛教、恩培多克勒[4]、毕达哥拉斯[5]的哲学等。西塞罗在《哲学断片》第七卷中也提到：古老的智者教导人们这一世界观，并且，人们在接受秘密的宗教仪式时，也受到同样的教诲：“由于前世犯下过失，我们现在就来到这一世间赎罪。”人们尽可以把瓦尼尼[6]的肉身烧掉，但却无法驳倒他的观点——他[398]的这一说法把这种观点表达得最强有力不过了：人充满许多巨大的痛苦，如果不是因为这样的言论会招致基督教的反感，我甚至斗胆这样说：“如果真有魔鬼的话，他们就是化身为人，并为自己的罪孽而遭受惩罚。”甚至真正、被正确理解的基督教也把我们的生存理解为罪孽、过失的结果。一旦我们习惯于这样的看法，我们就会实事求是地调节对生活的期待，因此也就不会把生活中大大小小的艰难、痛苦、烦恼、匮乏以及种种讨厌、可恶的事情视为奇怪和意外。相反，我们就会觉得这些东西的存在是规律之中的事情；我们也就懂得在这一世上，每个人都得为自己的存在而遭受惩罚，而且，遭受惩罚的方式因人而异。监狱里的坏处之一就是监狱里的其他犯人。与这些犯人不得不朝夕相处对于更为高贵的人来说，个中滋味到底如何是不用我说的了。本性高贵的人，还有天才，在这一世上的感觉有时就跟一个高贵的政治犯的感觉一样：他现在被迫混杂在一群偷鸡摸狗、杀人越货的惯犯当中在橹船上做苦役；所以，这两种人都不愿与其他人交往。总的来说，上述看待事物的方式会让我们不再诧异、当然更不会愤怒地看视那些所谓不完美之处，亦即大多数人无论是道德上，还是智力上的可鄙本性，以及与这些相应的这些人的面相，因为我们会牢牢记住人的处境，并把每个人首先视为只是由于罪孽而存在，这个人的一生就是为其出生而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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