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为人艳称的盛世当然是

    “贞观之治”加

    “开元盛世”。这个盛世的背景一样是空前惨烈的人口损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624年），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

    《隋唐演义》中章章都是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贞观六年（632年），魏征描绘战乱的后遗症时仍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集校》卷2《直言谏争附》）贞观十一年（637年），马周上书时仍然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续数十年的大屠杀和大破坏。

    明清易代之际，人口损失至少四千万，其中直接死于清军屠城的就高达七百万。

    据《扬州十日记》所载，仅扬州一地，焚尸

    “约计八十万余”。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变化。《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

    “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休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

    赵文林谢淑君所著《中国人口史》认为真实的数字并没有这样极端，有大量逃亡隐匿人口没有被王骘统计出来。

    他估计说1626年，四川人口为三百五十六万。到了三十多年后的1661年，人口还剩下九十五万。

    也就是说，损失了四分之三。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要条件。

    中国传统王朝崩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人口压力，提供了兴起的宽阔舞台。

    正是隋末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实行均田制，给每个男丁发放一顷田地。

    战乱导致的自然

    “土改”，同样是汉初

    “招附流亡”、清初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动乱，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

    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

    第二，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前代统治者倒行逆施的严重后果，给看够了人间悲剧的后代统治集团以极大警醒。

    三大盛世的君主们，都非常善于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汉王朝建立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思考强秦何以暴亡。

    贞观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

    “反面教员”。与此相似，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之镜鉴。

    明代后期帝王以好货贪利闻名。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百姓剥削过甚。

    而清人入关之初，立即废除明末

    “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鉴于明代教训，清代统治者所定的赋税水平为历代最低，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恪守

    “永不加赋”原则，怕重蹈晚明覆辙，不敢越雷池一步。明代后期帝王的懒惰登峰造极，万历更是创下二十年不上朝的历史纪录。

    而清代皇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政的一个帝王群体，个个未明而起，勤奋不懈。

    有明一代朋党之祸最烈，造成严重的政治腐败。而从康熙到乾隆，三代帝王持续不懈地大力打击朋党，使清代成为中国历史上朋党之祸最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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