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的“败落”和房子的“陈旧”，只说明他的为人做事有了另一种追求而已。

　　而已而已。

　　难道真是这样？让我们“且看下回分解”。

　　……屋子里有些幽暗，书籍杂物也堆放得到处都是，但倒也并不显得特别零乱。那个一向以来被当作客厅使用的大房间里，安装有一个俄式圆筒状铸铁大壁炉，还有几个高大的实木书柜。柜子里和柜子顶上，以至柜子面前的那片地板上，全陈放着当年他玩剩的那些古瓷器、古玉器和古佛像，还有一些出自老坑的名贵青田石，呵气便凝珠的古砚和成残断状的硅木化石。这些玩物他撂下已有些年头了。现在他钟意的角落在靠南边的那个窗户底下。那里安放着一个单人沙发，一个所有线条都成弧形的小沙发，一个非常柔软结实的小沙发，一个用黑褐色磨砂牛皮做成的小沙发。一盏造型非常现代、线条非常简洁明快的黑杆儿落地灯。一个宽平低矮厚重的脚凳。沙发周边立着几个高低不一的硬实木雕花书箱，最高的那个也超不过一身高。这是他读书的地方。也是这两年像曹楠那样的小丫头上这儿来看望“李主任”，听他“谈古论今”的地方。每一回这样的小丫头来，他都会在这小沙发跟前，替她们单放一把小藤椅。在那样一把小藤椅里，她们陪他度过许多有雨和没雨的傍晚。他给她们讲过许多她们听得懂和听不太懂的话。而她们往往看重的反倒是那许多听不太懂的话。这些个二十二三岁、二十五六岁的漂亮女孩觉得，现如今，只要她们愿意，什么东西都能“获取”得到，就是不太容易找见这种既“听不太懂”，但又能让自己隐隐为之激动的东西。这也是她们经常愿意上这儿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况且他还有这么一个“公安厅老厅长的儿子”和“厅办公室前主任”的头衔哩。有了这样一个头衔，他是能为她们办不少事情的。

　　事后邵长水才得知，实际上赵总队这一回压根儿就没去哈尔滨开会。他这个“命案必破”大会战指挥部副总指挥，除了担负指挥部平时让人看得到的那许多日常工作以外，还干着一件为多数人所不知道的另一档子事：悄悄地指挥和领导着另一帮人在侦破“劳爷”的非正常死亡案和重新认定祝磊的死亡性质——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赵五六跟邵长水一样，从感情和直觉上都不相信，劳爷的死是由那位司机在酗酒后，“无意间”造成的。也不信祝磊会死于“自杀”。经验和直觉都在告诉他，因为有人需要这样的定性和结论，才出现了这样的定性和结论。至于到底是谁需要这样的定性和结论，他不清楚。也许过上一段时间，才能闹个明白，但也可能就“永远”也闹不明白了。这样的事情，他一生遭遇过不止一回。这在他们内部有个说法，叫公安工作（刑事侦查）也得服从政治大局。哪些案子要快破，哪些案子要暂时按兵不动，哪些案子查到一定程度就不要（不能）再往下追查了，哪些案子则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鱼死网破，哪些案子破了后绝对不能声张，哪些案子破了后则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力争做到家喻户晓……都会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和政治需要，做不同的处理。但以假充真、移花接木、故意栽赃陷害、制造冤假错案的事，他只是听说过，真还没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过。劳爷这案子发生后，上边一开始没让他们刑侦总队插手。他也没去争。劳爷原先就是他们刑侦总队的人，根据避嫌的原则，刑侦总队不去插手这个案子，有一定的道理。后来案子定性了。他去找厅领导谈过自己的看法，那也只不过是“谈谈看法”而已，他仍然没向领导请求，让他们刑侦总队来接管、复核此案。他仍然觉得，该不该让他们刑侦总队来复核这个案子，是领导考虑的事，自己不能去争。后来，对这个案子的定性，不仅在公安厅内部反应越来越大，社会上对此也传说纷纭，甚至有省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专就此事来质询省公安厅。厅党组认真研究了一下，才决定交刑侦总队“复查此案”。“复查过程中，我得注意哪些问题，掌握好哪些大原则？”接受任务时，赵五六曾向厅党组领导请示了这么个问题。这也是多年来的一个惯例。经办某些大要案时，都得这么请示一下，也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大要案在政治上有什么“忌讳”和必须“防范”和“防患”之处。换一句话说，也是让厅里在这方面给个“底线”，以免自己在办案过程中踩了什么雷区，触犯了哪条“黄线”。一般情况下，厅领导都会把他们掌握的那些“底线情况”很具体地交代给他们这些具体办案的人。但那天厅领导的答复却出乎意料地“原则”，尽拿些“社论语言”来搪塞他。厅长答道：“啥大原则？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狠狠打击一切犯罪活动，坚决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你还要啥原则？多问的！”整得赵五六无话可说。散了会，赵五六心里总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捉摸半天，又硬着头皮，单独去找厅长请示了一回。厅长指着他的鼻子笑道：“我知道你小子会再找上门来的。我就等着你哩。”赵五六应道：“那你干吗不在会上把该说的话一起都说了，非得要这么再折腾我一回？”其实赵五六心里也特明白，有些办事的“底线”是可以在会上当众说的，而有些“底线”却只能私下里单独交代。厅长沉吟了一会儿，说道：“这档子事关系重大。我早就想让你们刑侦总队来接管这案子，但总有些不方便的地方。现在省人大干预了，总算可以把案子接过来了。你们就开始查吧。但要悄悄地查。在整个儿的侦查过程中，一定要严格做好保密工作。不管查到什么，先都不要声张。更不能在社会上扩散。这要作为一条铁的纪律向参与办这案子的全体同志宣布。参与办这案子的同志，原则上要少而精。在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这一点，你要严格把关。一方面，我们要力争通过我们的工作还原事件的真相，揪出真凶；另一方面，也许还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千万别在政治上给我捅娄子。这个案子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还有它的重大性，不用我细说，你也应该明白。办这案子的真正难度也就在这儿……”随即，他们又确定，把这案子交给邵长水去办。这也是从政治可靠，业务精良，性格沉稳，再加上一条别人都不具备的长处考虑的：这家伙刚调到省厅，目前还没定岗定职，在省城和整个儿的上层都没有那么些复杂的社会关系，自身比较“干净”，目标较小，容易贯彻“悄悄地把这案办了”的基本方针……

　　“有啥困难？”赵五六在说明了全部情况后，问邵长水。

　　“困难当然会是大大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现在根本不知道今后会遇到些什么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现在整个儿两眼一抹黑。”

　　“那当然喽。要是现在眼前一派光明，啥情况都整得特别清楚明白了，还要你来干啥？ 


”李敏分淡淡一笑道。

　　“除了我，还有谁办这个案？”邵长水小心翼翼地问道。

　　“还有我……”赵五六笑道。

　　“还有谁？”

　　“我和你。你和我。”赵五六不动声色地笑道。

　　“我能不能也算一个？”李敏分也笑道。

　　“你？编外吧。干活可以，没有岗位津贴，也不发夜班补助。”赵五六逗笑道。

　　“那我不是亏大了？”李敏分也跟着逗乐。

　　“还想问啥？”赵五六回过头来笑着问邵长水。

　　“……”邵长水稍稍地愣了一下。他心想，都啥时候了，这两位领导还有心在这儿跟人逗乐打趣？！随后，赵总队告诉他，以后还会调派一些同志来的。但不管调谁来，“这案子都以你为主去办。将来调给你使的人，也只能是一些年轻的新手……”

　　“为什么？总队里有那么些老同志……他们都特有经验……”

　　“厅里有指示，为了保证这案子办得公正和客观，要尽量调用那些跟劳爷没有工作往来关系和私交感情的同志来干这档子事。”总队长说道。

　　“别以为自己初来乍到就不能办这么起大案。你要看清楚了，现在组织上用的就是你这个‘初来乍到’。你不是‘初来乍到’，这回还不一定用你哩。所以，你就别再犹豫和推托了。有总队长在背后给你撑着哩，怕啥？”李敏分又插嘴道。他总是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和“尖刻”。不知道为什么，邵长水总有点不喜欢这个人。

　　“对。我们要的就是你这个‘初来乍到’。”赵总队随即附和道，“我们当然也不是随便抓一个‘初来乍到’，就以他为主来干这个活儿的。这一点，我想不用我细说，你也会明白。”说到这里，一直在总队长脸上挂着的那种似有若无的微笑，顿时消失殆尽。他显得异常严肃起来。这个身材不高，脸膛黝黑，没当过一天兵、却浑身洋溢着一股子军人气质的老刑警，露出了他“本来面目”——在重大问题上，在关键时刻，绝对严厉、绝对严谨和绝不轻言退却。“这个活儿应该说是百年不遇的，是那种一个刑警干一辈子都不一定能遇上一回的大活儿。你心里得非常清楚，它绝对不只是在为我们一个战友、一个同行澄清他的死因而已。绝对不是这么一档子简简单单的事。绝对不是。”他补充道，强调道，“这里还牵涉到……牵涉到……牵涉到……”他连着说了三个“牵涉到”，最后也没说出它到底将牵涉一个什么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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