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报了病假。他当时的情景，确实也跟大病了一样，脸色灰暗，急剧消瘦，一开始连说话的心思和力气都没有，而且还拒绝去看病，真把我们一家人都吓坏了，也急坏了。那两天里，省轻工业公司每天一个电话催我回省城。他们办了个

    高级技工培训班，急等着我去开课。但东林这副模样，我怎么能一甩手就走了呢?而且还不敢跟东林的老婆和闺女说。怕她们担心，更怕事情闹大了，越发地说不清楚。于是，我让培训班的领导把我的课往后挪了挪，又坚持着在东林身旁守了两天。那天东林的情况突然好转，一直不吃东西的他，居然还喝了半碗肉糜粥，小半个馒头。傍晚时分，还在院子里走了走。到晚上，心急上火了好几天的我，也是累得不行了．终于能松下一口气来了，便想早一点歇着；没料想刚躺下，就听到东林从他那个房间里细细簌簌地走了出来，好像是要找我说点儿啥。在我房门前犹犹豫豫地踯躅着。我浑身乏力，强撑着下了床。打开房门=他歉疚地对我说，好些天没刮胡子了，想借用一下我的刮胡刀具。我赶紧给他准备好热水和一应用具，但他却呆坐在那儿．并没有想刮胡子的意思。“咋的了?哪儿又不舒服了?”我问=他苦笑笑。拍拍身边的沙发，对我说道：“陪我待一会儿……这两天把你一家人都折腾坏了。我这也真是的……”他一边自责，一边再一次地歉疚似的苦笑了笑。他这么一苦笑，倒让我难过起来。跟他交往这么些年，还真没看到过他如此谦和，如此自责过。“算了算了。余大头有余大头的难处，你就想开点算了……”我趁机劝了劝。“坐一会儿吧……”他再次这么请求道：给我一个明显的感觉，在房间里独自憋了几天后，他想找人聊聊了，想发泄发泄了=我想．这也好．索性让他敞开来说一说，有助于他情绪的平复和振作，便立即顺应着他说道：“你要真不想睡，我陪你上我书房去坐会儿?”书旁在院子的另一个角落里，在那儿怎么聊，都不会吵了别人的休息。他果然很痛快地跟我去了书房。果不其然，坐下没聊几句．他就开始向我诉说起当初接受任务来陶里根搞这秘密调查的背景情况来了：这些情况，他一直也没跟我细说过。我也不便向他打听。没想到今天他却主动倾诉起来。

    他说，那天在兴安宾馆从余达成那儿领受了任务，他还是挺有顾虑的。当时他没有马上回家。出了兴安宾馆的大门，驾驶着支队里的那辆老“普桑”，回到市中心中央广场西南角那棵老楸树下，望着被浓重的夜色笼罩下渐渐冷清起来的广场和广场对面日伪时期建的那幢结实而庞大的钢筋水泥大楼，望着从大楼一旁幽静又黝暗的街口驶进驶出的汽车．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流，他问自己，都快到退休年龄了，还有这个必要去卷进这么大一档子事情里去吗?即便是“还有这个必要”．已然到了这个年龄段的自己，“还有这个可能”去跟一些人“作对”吗?他清楚．在这档子事情里，自己将要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否则像余大头那样的人也不会把事情做得如此的神秘和谨慎。他还清楚，这样的事情，往往是个串案——它必将涉及一串人，而且还会是一串很了不得的人。为了不失去手中的既得利益，他们必将会掀起一股很大的漩涡来反击。虽然从常理来分析，余大头背后肯定是有那位高人——老书记在给撑着，但老书记本人已经离开了权力中心；人们虽然对老人仍会保持一种高度的尊敬，但是，仅靠那点“尊敬”，最终是无力平复那些重大漩涡的。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物理学公式：在力的对抗中，总是此消彼长。这也是一个极普通的社会政治常理。而经验又告诉劳爷，像陶里根那样一个偏远的小地方，方方面面的规章制度都不那么完善，几年问如此迅速膨胀发展，这里肯定会出现一些违规的人和事。就看你想不想去查；有没有那个力量去查；什么时间去查；查到什么程度。但凡去查，可以说，一查一个准。至于问题最后会查实到哪些人头上，这就说不好了，就得查起来看了。水至清无鱼。但水太浑了，最后也得死鱼。“至清”和“太浑”间的界线到底怎么拿捏，分寸如何把握，的确无时无刻不在检验着、也考验着每一个执政者心灵的洁净度和从政的良知、勇气、智慧和技巧。现在的问题是出了一个“陶里根集团”。(这里请原谅我姑妄借用这个民间的说法。)其重要“成员”之一，省会城市的副市长，开枪杀人；又传：他的开枪杀人跟另一个主要“成员”、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现任的代省长、省委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有关。而

    这位现任的代省长偏偏还是这位老书记当年一手提拔起来的。老书记为此内心不安，想搞清这里的“名堂”，想派一两个可靠而有能耐的人先悄悄去趟一下这“水”，探探底细，再来决定采取什么可补救的措施。作为深爱这方土地、又曾主宰过这方土地命运的前任“封疆大吏”，他这一番的心情和用意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事儿可不是“浅尝”一下便可“辄止”得了的。你一旦把马蜂捅出了窝，那局势就不是由你一厢意愿来控制的了!他是老书记，不管事情发展到哪一步，是谁也动不了他的。而你劳东林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大要案支队的副支队长。如果被你捅出来的真是一群“马蜂”，而万一你又收拾不了它们，那么，这群“马蜂”不把你蛰死，也一定会把你蛰个半残。

    干不干?

    ……这一夜，劳爷无法入眠。这一点，他的妻子泉英当然也是真切地感觉到了的。他几次三番地从床上坐起，又几次三番地躺下，几次三番地趿上拖鞋，悄悄地走到黑黢黢的阳台上去抽烟。泉英没问他出什么事了。多年来．她已经习惯了。或者案子一时间上不来线索，或者已有的线索突然中断，或者在破案方向上和大多数领导的看法发生重大分歧．东林都会这么折腾自己一番。但今晚明显不一样。真是“几次三番”啊，这是很少见的，而且是久久地在阳台上发呆，显得那么的缺乏自信，眉目间又隐隐地透出一种阴郁的黑气，好像大祸就要临头似的。但她又不敢去发问。她倒不是怕别的什么，只是不愿意打扰了他=再说，问了又能怎样?难道还能帮他去破案不成?经验告诉她，这时刻，啥也别问，啥也别动，保持一种安静，一种常态。由着他在必须的那种思虑和推理中去折腾自己；等天快亮了．他也折腾出一点名堂来了，到那时候，赶紧给他煮一杯浓浓的咖啡(或沏一杯上好的茉莉花茶)，再准备一大桶热水，让他一边慢慢地啜着咖啡(或茶)．一边透透地泡个热水澡，在“里外一起涮”的当间，彻彻底底地放松一下，比啥都强。他需要你做的，无非也就是这个。东林在妻子跟前，的确挺大男子主义的。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既然如此为难．为什么不干脆拒绝了这个“委派”呢?余大头说得很清楚：大主意还是你自己拿：他为什么不拒绝?这一点，圈外人可能就又有所不知了：作为一个老警官，劳爷习惯了“服从”和“执行”。在种种从上面压下来的“差使”面前，他往往难以推卸，也不会推卸。几十年来早就习惯了这样一种局面：干得了要干，干不了也得去干。另外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优秀的老刑警，对“大案要案”，他具有一种天生的和几乎可以说是无法克制的向往。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责任感”所使然。这种“责任感”体现在劳爷身上．有时便成了一种近似于盲目的“自负”：这事儿，除了我，还真没人干得了。“舍我其谁?!”他一辈子都吃亏在这“自负”上，也一直想改掉这种“自负”，但一直又改不了，同时却又暗暗地为自己能有这么点“自负”而得意……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更是深层次的了。假如他自己不说，我也是绝对分析不到那儿去的。早年他受过处分，被开除过党籍，取消过二级英模称号。虽然后来党籍恢复了，但处分留下的隐痛和震惊明显影响了他后半生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他后半生的活法。你们可能已经了解到东林的为人了。其实在受处分前，他为人的个性要比现在突出十倍一百倍。热情，豪放，慷慨，聪明，能干，好交朋友，好打抱不平，也挺任性。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心里有话，掖不住藏不住。用俗话说，就是这小子敢说敢当，是个真男人。当时年轻，又一帆风顺。天大的荣誉降临到自己头上，鲜花掌声，云山雾罩的，的确也让他有一点把握不住自己了。一方

    面没处理好和直接领导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某些生活细节上也的确有一点放纵自己，交了一些不该交的朋友，包括个别行为举止不那么得体的异性朋友。又没认真对待领导的劝诫，跌跤是肯定随之要发生的事。但后来事情居然整到“开除党籍”和“撤消英模称号”的地步，却是他，也是许多人都万万没想到的。一下子从天堂坠落地狱。他才开始懂得“夹着尾巴做人”这句话在中国当代所拥有的必要性、残酷性和启示意义。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才重新恢复自己生活的信心，他终于又成了省十大神探之一，成了总队大要案支队的副支队长，让事业和生活重新走上了轨道。但这时的“劳东林”，肯定已经不是早年的那个“劳东林”了，早已成了深刻领会

    “夹着尾巴做人”的重要性的“劳东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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