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工作也不会是像造酱菜那样简单了。关于乡镇企业，要逐步向民间转移，向个体经营转移，这一点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都靠财政周转金活着，这样的乡镇企业是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
　　郑天良看黄以恒不动声色中又将他奚落了一顿，他就毫不客气地说：“黄书记，你不能对乡镇企业有偏见，财政周转金只是关键时刻支持一下，比如合和酱菜厂收菜的时候需要的资金量大，临时性的借用，不超过一年就还了。怎么能说靠周转金养活的呢？”
　　黄以恒说：“老郑，你看你真是三句话不离老本行，一谈又谈到合和酱菜上去，你总不能让合安县的整个经济发展的出路全都靠吃酱菜来实现吧？合和酱菜厂是在一年内还了周转金，可其他乡镇企业呢，至今还欠县财政三千多万没还，只要是县财政的钱，好像是外块，捞到手就不想还，当然更多地是还不起了。财政局李局长几次向我辞职，你们可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不用有限的资金去搞大企业，不彻底改变全县的经济面貌，我们就永远穷争饿吵，永远不会有出路。”
　　会上的气氛有些压抑，会议室里的烟雾将一张张脸模糊了。他们在烟雾中发扬民主集中制，在一天一夜民主后，最后由黄以恒集中起来形成了决定。郑天良必须接受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这天夜里，北方一股冷空气正在东移南下，明天和后天将影响我县。县电台的播音员就是这样说的。
　　等到他们散会的时候，郑天良裹紧了衣服，他的袖子里灌满了初冬玻璃碎片一样的风，抬头看天上，天上的星星各就各位，很遵守纪律，它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发着清冷的光，它们永远也不开会，因而也没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想到这，郑天良身上打了一个寒颤。
　　合安县工业区离县城一点五公里，重新命名后工业区面积达八平方公里，大量农田被征用，一些农民由此而吃供应粮而成了县国营企业的工人，而合和酱菜厂的工人在城边上干了十年，不但没有成为城里工人，还要搬到乡下去，成为个体户的雇工，于是合和酱菜厂的工人们开始了集体抗争。
　　工业区工地上一片热火潮天，化肥厂、塑料厂、缫丝厂正在大规模扩建，电子元件厂、啤酒厂的拆迁和整地工程同步进行，“三通一平”在三个月里基本完成了，省电视台、市电视台的记者几乎常驻在这里报道合安县的“深圳速度”。工地上彩旗飘飘，尘土飞扬，机声隆隆，歌声嘹亮。可宏光大道建设与啤酒厂兴建工程在进行到合和酱菜厂时，遭遇了前所未有抵抗，城建局吴成业带领的市政工程队在合和酱菜厂被工人赶跑了，吴成业的眼镜在与工人的推搡中被打碎了，啤酒厂工地的推土机和挖掘机被扣留了，工人们还放掉了机器轮胎的气，让它们彻底瘫痪在工地上，像几条被打死的狗一样趴在那里不动了。工程不得不停了下来。
　　正在接受省报记者采访的黄以恒听宣中阳说吴成业要找他，他就对宣中阳说，让他等一会。黄以恒对省报记者说：“合安的改革与经济腾飞与省委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与全县三十八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是分不开的，我们深切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改革热情是空前高涨的。有了上级党委关心支持和人民群众拥护相应这两个保证，才有了今天的‘合安速度’。县委县政府的意志高度统一，我们认为，改革需要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更需要勇气和胆识，挑战和机遇共存，抓住机遇，乘势而上，错过机会，有负众望。县城的五条商贸大道拆迁建设正在同时进行，先扒房，进篷帐，支好灶，再给粮，拆迁户安置得很好；工业区进展一帆风顺，各项建设正在高速的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送走了记者，工商局凌局长抢在前面要找黄以恒，吴成业说他先来的，就不答应凌局长先汇报，两个人在县委办吵得不可开交。黄以恒叫宣中阳让他们两个一起进来，都是为五八十工程的事。
　　凌局长说，由于拆迁范围太大，这个月工商税减收六十多万，而一些没有拆迁的工商户也赖着不交工商税，说拆迁影响了他们生意，收税的工商管理人员有好几个被打伤了，他气愤地说：“这些人简直就像天安门广场的暴徒，我请求县公安局派警察帮助我们镇压。”黄以恒说：“你怎么能把人民群众说成是暴徒呢，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让人民群众充分理解五八十工程，要让人民群众自觉地支持和服务于这个大局。”凌局长火上浇油说：“除非你把他们都提拨为科局长，直接归你指挥了，他们才能服从大局。你不派警察，我只能对你说实话，下个月工商税要减少八十万，我已经做好了下台的准备，不过你要是撤了我的话，只会越收越少。”黄以恒坐在那里不支声了，他过了一会儿才说：“凌局长，我知道你们工作很辛苦，但是为了合安的改革发展，我们只能这样了，工作慢慢做。我将抽出时间来跟你一起下去收税，另外再让县电视台、电台、报纸加大对五八十工程的宣传力度，但绝对不能抓人。”
　　坐在一旁冷场了好半天的吴成业插话说：“前些年省委魏廷旺副书记来的时候，你不是让公安局抓人了吗？我今天也是来申请派公安协助我们抓人的。”
　　黄以恒说：“老吴呀，你是一个老知识分子了，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次天安门事件后，还能轻易出动警察吗？你这不是存心想让我县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毁在我手里吗？”
　　吴成业眼镜摔裂了，他从碎裂的镜片里看到的黄以恒也是一种分裂的形象，于是就说：“反正合和酱菜厂的工人已经将我的眼镜打碎了，下一步他们就准备将我的骨头打碎，如果你再不派警察加强力量，我只好先申请你赔我眼镜，然后再赔我骨头。”黄以恒说：“你为什么不去找老郑？”吴成业说：“郑天良现在是副县长，不是酱菜厂厂长，也不是马坝乡乡长，局面失控了，我当然向你求救，老郑是无权调动公安的。”黄以恒说：“你先回去，我马上跟老郑商量这件事的处理办法。无论如何，月底，一年要将道路让出来！”
　　凌局长和吴成业还没走，财政局李局长进来了，他一进来就喊道，财政上已经分文没有了，都用去“三通一平”了，老干部的医药费，还有下个月的工资，怎么办？我的县太爷！吴成业临走前丢下了一句话：“羊不吃草，想吃树叶，它爬到树梢上后，才知道要付出代价。”
　　黄以恒还没弄懂这话的意思，吴成业已经走了，凌局长李局长更是一头雾水，他们的理解能力局限在人民币的图案的设计上，这与他们的职业有关。
　　郑天良身上有许多农民的习性和乡村兽医的拙朴，他习惯于在一条直线上思考问题，又喜欢在一条直线上解决问题，他一直活在一个平面中，他生活在乡村土地上，土地的一览无余成为他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性质。所以，他在当官十几年后，还是那般容易让人一眼看透，就像一桶透明的水。比如说在反对黄以恒的租赁承包合和厂这件事上，人们就一眼看出了他对合和厂的个人情感，而且捍卫得毫不含蓄，捍卫得理屈词穷，这就是他的直线思维的必然结果。
　　黄以恒找来了郑天良，他在沙发上坐定后，黄以恒照例坐在他身边的另一张沙发上，以保持永远平起平坐的格局。郑天良却照例表现出对五八十工程的异议，他说：“五条大街一起建，影响到近一百多家工商户，四百多户居民，十一个大大小小的工厂，税收大幅度减少，县财政眼看就要断炊，钱，钱从哪里来？我早就跟你提醒过，但你是一把手，就是不想对我的善意发扬一下民主。工业区现在是四面楚歌，有三个工程三个月开不出建筑费，工地的工人们要到县政府食堂吃饭，这些工作我可以帮着做，但钱怎么办？自来水厂说管线的钱不到位，马上就要停水，他们已经顶不住了。你想过没有，我们县三十八万老百姓现在每人要背上八千块钱的建设债务，而现在每人年均收入只有六百多块钱，如果让他们还清这些建设债务，不抽烟不喝酒不买衣服不娶老婆，全县老百姓要还十二年。你这不是大跃进那一套又是什么？”
　　黄以恒静静听郑天良将牢骚发完，然后问他一句：“你讲完了？”
　　郑天良说：“我当然没讲完，但这些就够了。”
　　黄以恒照例先给他递去一支烟，又点上火：“终于轮到我能说话了”，他永远是举重若轻地说：“关于五八十工程的事，现在再说是毫无必要的。天塌下来，我一个人顶着，资金的问题、社会稳定的问题由我来解决，而工业区的建设，你去解决，这是分工，也是职责。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让你去做一下合和酱菜厂的工作，让工人们立即撤出工厂，全和厂在马坝的新厂房我已经看过了，比现在的合和厂气派得多。我觉得这个厂的职工是会听你指挥的，再说啤酒厂的建设也是你负责的。老吴的眼镜都被工人们打碎了，这还像话嘛，但有一点我们必须保持一致，也就是无论如何不能激化矛盾，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马上我还要去省里跑资金。这事我就全权委托你了。”
　　郑天良说：“工作我可以去做，但是他们提出的条件我答应不了。”
　　黄以恒说：“条件你可以代表县政府跟他们谈，我们人民政府不要忌讳人民向政府提条件，只要撤出工厂，什么都可以谈，就像只要台湾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一样，原则立场是不能让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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