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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过去了。克利斯朵夫快满十一岁。他继续受他的音乐教育。他跟圣·马丁寺的管风琴师弗洛李昂·霍才学和声,那是祖父的朋友,非常博学的。老师告诉他,凡是他最喜欢的和弦,他听了身心陶醉,禁不住要打寒噤的和声是不好的,不能用的。孩子追问理由的时候,老师说就是这么回事,和声学的规则是这样的。但因他天性倔强,倒反更喜欢那些和声。他最高兴在人人佩服的大音乐家的作品中找出这一类例子,拿去给祖父或老师看。祖父回答说,那在大音乐家是了不起的,对贝多芬或巴赫是百无禁忌的。老师可不这么迁就,他生气了,挺不高兴的说那不是他们所作的最好的东西。
现在克利斯朵夫可以随便到音乐会和戏院里去;同时他每样乐器都学一点,小提琴已经拉得很好,父亲想替他在乐队里谋个位置。他实习了几个月,居然非常称职,便正式被任为宫廷音乐联合会的第二小提琴手。他就这样的开始挣①钱;而这也正是时候了,因为家里的情形一天不如一天。曼希沃的酗酒更厉害,而祖父也更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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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音乐总谱上关于小提琴的音乐有两种,低音部分的小提琴音乐是由第二小提琴演奏的。
克利斯朵夫体会到家里凄惨的境况,已经有了少年老成和心事重重的神气。他打起精神干他的差事,虽然觉得毫无兴趣,晚上不免在乐队里打瞌睡。戏院再也引不其他小时候那样的情绪了。那时,——四年以前,——他最大的野心是爬到他现在这个位置。但人家要他演奏的音乐,一大半是他不喜欢的;尽管还不敢下断语,他暗中认为它们无聊;要是偶然演奏些美丽的乐曲,他又看不上别人那种颟顸的态度;他最爱的作品,结果也象乐队里的同事们一样令人生厌:他们在幕下之后喘喘气,搔搔痒,然后笑嘻嘻的抹着汗,消消停停的讲些废话,好似才做了一小时的健身运动。他从前锺情的人物,那个金发赤足的歌女,此刻又从近处看到了;幕间休息的时候,他常常在餐厅里碰到她。她知道他小时候喜欢她,就很乐意拥抱他;可是他一点不感到愉快:她的化装,身上的气味,粗大的胳膊,狼吞虎咽的胃口,都招他厌;现在他简直恨她了。
大公爵没有忘记他的钢琴师:这并不是说,以钢琴师的名义应有的一点儿月俸会准起支付,那是永远要去催讨的;但克利斯朵夫常常被召进府去,或者因为有什么贵宾到了,或者因为爵爷们兴之所至要听他弹琴了,差不多老是在晚上,正当克利斯朵夫想独自清静一会的时候。那就得丢下一切,急急忙忙赶去。有时,人家教他在穿堂里等着,因为晚餐没有终席。仆役们为了常常看到他,和他说话的口气挺随便。然后他被带进一间灯烛辉煌,很多镜子的客厅,那些酒醉饭饱的人毫无礼貌的用好奇的眼睛瞧着他。他得走过上足油蜡的地板去亲吻爵爷们的手;他可是越大越笨拙了,因为他觉得自己可笑,而自尊心也受了伤害。
随后他坐上钢琴,不得不替那些笨蛋演奏(他认为他们是笨蛋)。有时候,人家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简直使他受不了,几乎要停下来。他缺乏空气,好象快闷死了。奏完以后大家随便夸奖一阵,介绍他见这个见那个。他觉得被人当做古怪的动物,跟亲王动物园里的珍禽异兽一样,所有赞美的话多半是对主人而不是对他说的。他自以为受了羞辱,因之他的多心几乎成了一种病态,而且因为不敢表现出来,所以愈加痛苦。哪怕是人家最无心的行动,他也看出有侮辱的成分:有人在客厅的一角笑,那一定是笑他,可不知笑他什么,是笑他的举动呢还是笑他的服装,笑他的面貌呢还是笑他的手足。一切都使他感到屈辱:人家不跟他谈话他觉得屈辱,跟他谈话也觉得屈辱,把他当做小孩子般给他糖果也觉得屈辱,要是大公爵用着贵人们那种不拘小节的态度,给他一块金洋把他打发走,他尤其难堪。他因为穷,因为被人看做穷而苦恼。有一天晚上回家的时候,他手里拿的钱使他心里难过到极点,甚至把它扔在地窖的风洞里。可是过了一忽儿,他不得不压着傲气去捡回来,因为家里积欠肉店的账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他的家长可想不到这些为了自尊心所受的痛苦,倒还因为他受到亲王的代遇而很高兴呢。儿子能在爵府里跟那些漂亮人物一起消磨夜晚,老实的鲁意莎简直想不出还有什么更美的事。至于曼希沃,那更是向朋友们经常夸耀的资料。但最快乐的还是老祖父。他表面上装做独往独来,说话毫无忌讳,瞧不起名衔地位,骨子里却是挺天真的仰慕金钱,权势,荣誉,声望;看见孙儿能接近那些有财有势的人,他真得意极了,仿佛孩子的光荣能直接反射到自己身上;他虽然装做若无其事,总掩不住脸上的光彩。凡是克利斯朵夫进爵府的晚上,老约翰·米希尔就得借端待在媳妇那里。他等孙儿回来的心情,竟象小孩子一样的不耐烦。克利斯朵夫一回家,他先装着漫不经心的神气,提出些无关紧要的问句,好比:
“嗯,今儿弹得不坏罢?”
或者是亲热的暗示,例如:
“哦,我们的小克利斯朵夫回来了,一定有些新闻讲给我们听了。”
再不然便用一句巧妙的恭维话捧捧他:
“公子在上,我们这厢有礼了!”
可是克利斯朵夫沉着脸,心绪恶劣,冷冷的回答了一声“您好”,就去坐在一旁生气。老人家继续问下去,提到些比较实际的事,孩子的回答只有唯唯否否。家里别的人也插进来问长问短:克利斯朵夫可愈来愈拧着眉头,一字一句差不多全得从他嘴里硬逼出来,终于约翰·米希尔发脾气了,说出难听的话。克利斯朵夫也不大客气的顶回去,结果闹得不欢而散。老人砰的一声带上了门,走了。这些可怜虫所有的乐趣都给克利斯朵夫破坏了,而他们也完全不了解他恶劣的心绪。他们奴颜屈膝的精神,可并非他们的过失!他们根本没想到另有一套做人的方法。
于是克利斯朵夫变得深藏了;虽然对家人不下什么判断,他总觉得自己跟他们隔着一道鸿沟。当然,他也夸张这种隔膜的情形;因为即使思想不同,要是他能推心置腹的跟他们谈一谈,他们也不见得不了解他。然而父母与子女之间要能彻底的推心置腹,哪怕彼此都十二分的相亲相爱,也极不容易办到:因为一方面,尊敬的心理使孩子不敢把胸臆完全吐露;另一方面,有自恃年长与富有经验那种错误的观念从中作梗,使父母轻视儿童的心情,殊不知他们的心情有时和成人的一样值得注意,而且差不多永远比成人的更真。
克利斯朵夫在家里看到的客人,听到的谈话,使他和家人隔离得更远了。
上他们家来的有曼希沃的朋友,多数是乐队里的乐师,喜欢喝酒的单身汉,并不是坏人,但俗不可耐;他们的笑声和脚声使屋子都为之震动。他们爱好音乐,但议论音乐时的胡说八道的确令人品恼。孩子的感情是含蓄的,那些大人兴高采烈的恶俗的表现把他伤害了。遇到他们用这种态度来称赞他心爱的乐曲,他仿佛连自己也受了侮辱,便浑身发僵,脸都气白了,装出一副冰冷的神气,好似对音乐全无兴趣;要是可能,他竟要恨音乐了。曼希沃说他:
“这家伙没有心肝,没有感觉。不知他这种性格象谁。”
有时他们一起唱着四部合唱的日耳曼歌,和声极平板,速度极慢,又笨重,又一本正经,跟那些唱的人一样。克利斯朵夫便躲在最远的一间房里对着墙壁咒骂。
祖父也有他的朋友:管风琴师,地毯匠,钟表匠,低音提琴手,全是些多嘴的老头儿,永远说着同样的笑话,无休无歇的讨论艺术,政治,或是当地世家的家谱,——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所讲的题目,只要能说话,能找到说话的对手就高兴了。
至于鲁意莎,她只跟几个邻居的妇女来往,听些街坊上的闲言闲语;每隔相当时候,也有些“好心的太太”,说是关切她,跑来约她在下次宴会中帮忙,同时还越俎代庖,过问孩子们的宗教教育。
所有的客人中,克利斯朵夫最讨厌丹奥陶伯伯。他是约翰·米希尔前妻克拉拉祖母的前夫之子,跟人家合开一个做非洲与远东贸易的商号。他可以说是新派德国人中的一个典型:一方面对民族古老的理想主义冷嘲热讽的表示唾弃,一方面因为国家打了胜仗,特别崇拜强权与成功,而那种崇拜,正显出他们是暴发户,最近才领略到强权与成功的滋味。但要改换上百年的民族性是不能一下子办到的,所以被压制的理想主义,随时会在言语,举动,道德习惯,和日常生活中动不动引用歌德的名句等等上面流露出来。那真是良心与利害观念很古怪的混合起,也是一种很古怪的努力,想把旧时德国中产阶级的道德,和新式商人的不顾廉耻加以调和:这种混合,老带着不可向迩的虚伪的气息,因为它结果把德国的强权,贪心,利益,作为一切权利,一切正义,一切真理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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