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愿意，“克利斯朵夫说。”可是我能帮你什么呢？”

    “只要你听我说说，给我一些忠告，给我一些勇气。我常常烦闷得不得了！那时我真不知道怎么办。我对自己说：‘奋斗有什么用？烦恼有什么用？这个或那个，有什么相干？不管是谁，不管是什么！’那真是一种可怕的境界。我不愿意掉进去。你帮助我罢！帮助我罢！……”

    她垂头丧气，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岁；她用着善良的，顺从的，哀求的眼睛，望着克利斯朵夫。他答应了她的要求。于是她又兴奋起来，笑了，快活了。

    晚上，她照常有说有笑的卖弄风情。

    从这天气，他们之间亲密的谈话变成有规律的了。他们单独在一起，她把心里的愿望告诉他：他很费了点心血去了解她，提供意见；她听着他的劝告，必要时还得听他埋怨，那副严肃与小心的神气活象一个怪听话的女孩子：那对她是种消遣，甚至也是一种精神上的依傍；她用感激而风骚的眼神表示谢意。——但她的生活一点没有改变：只是多添了一桩娱乐罢了。

    她一天的生活是一组连续不断的变化。早上起身极晚，总在十二点光景，因为她夜里失眠，要到天亮才睡熟。她成天的不作事，只渺渺茫茫的，反复不已的想着一句诗，一个念头，一个念头的片段，谈话的回忆，一句音乐，一个她喜欢的脸庞。从傍晚四五点钟起，她才算完全清醒。在此以前，她总是眼皮厚厚的，面孔虚肿，噘着嘴，不胜困倦的神气。要是来了一个象她一样饶舌，一样爱听巴黎谣言的知己的女朋友，她便马上活跃起来。她们絮絮不休的讨论着恋爱问题。对于她们，恋爱心理学是和装束，秘史，诽谤这几件事同样谈不完的题目。她们也有一群有闲的青年，需要每天在裙边消磨二三个钟点：这些男人差不多自己也可以穿上裙子：因为他们的谈吐思想简直跟少女的一模一样。克利斯朵夫的出现也有一定的时间：那是忏悔师的时间。高兰德当场会变得严肃，深思。真象英国的史学家包特莱所说的那种法国少女，在忏悔室里“把她镇静的预备好的题意尽量发挥，眉目清楚，有条有理，凡是要说的话都安排得层次分明”。——忏悔过后，她再拚命的寻欢作乐。白天快完了，她可越来越年轻了。晚上她到戏院去；在场子里看到几张永远不变的脸便是她永远不变的乐趣；——因为上戏院去的愉快，并不在于戏剧，而是在于认识的演员，在于已经指摘过多少次而再来指摘一次的他们的老毛病。大家跟那些到包厢里来访问的熟人讲别的包厢里的人坏话，或是议论女戏子，说扮傻姑娘的角色“声带象变了味的芥子酱”，或者说那个高大的女演员衣服穿得“象灯罩一样”。——再不然是大家去赴晚会；到那儿去的乐趣是炫耀自己，要是自己长得俏的话：——（但要看日子而定；在巴黎，一个人的漂亮是最捉摸不定的）；——还有是把对于人物，装束，体格的缺陷等等的批评修正一番。真正的谈话是完全没有的。——回家总是很晚。大家都不容易睡觉（这是一天之中最清醒的时间），绕着桌子徘徊，拿一本书翻翻，想起一句话或一个姿势就自个儿笑笑。无聊透了。苦闷极了。又是睡不着觉。而半夜里，忽然之间来了个绝望的高潮。

    克利斯朵夫只看到高兰德几个钟点，对于她的变化也只见到有限的几种，然而他已经莫名片妙了。他私忖她究竟什么时候是真诚的，——是永远真诚的呢还是从来不真诚的。这一点连高兰德自己也说不上来。她和大多数欲望无所寄托而无从发挥的少女一样，完全在黑暗里。她不知道自己是哪种人，因为不知道自己要些什么，因为她没尝试以前，根本无法知道自己要些什么。于是她依着她的方式去尝试，希望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冒最小限度的危险，同时摹仿周围的人物，假借他们的精神。而且她也不急于要选定一种。她对一切都敷衍，预备随时加以利用。

    但象克利斯朵夫这样的一个朋友是不容易对付的。他允许人家不喜欢他，允许人家喜欢他所不敬重甚至瞧不起的人，却不答应人家把他跟那些人一般看待。各有各的口味，是的；但至少得有一种口味。

    克利斯朵夫尤岂不耐烦的，是高兰德仿佛挺高兴的搜罗了一批他最看不上眼的轻薄少年：都是些令人作呕的时髦人物，大半是有钱的，总之是有闲的，再不然是在什么部里挂个空名的人，——都是一丘之貉。他们全是作家——自以为是作家。在第三共和治下，写作变了一种神经病，尤其是一种满足虚荣的懒惰，——在所有的工作中，文人的工作最难检讨，所以最容易哄骗人。他们对于自己伟大的劳作只说几句很谨慎但是很庄严的话。似乎他们深知使命重大，起有不胜艰巨之慨。最初，克利斯朵夫因为不知道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姓名而觉得很窘。他怯生生的打听了一下，特别想知道大家尊为剧坛重镇的那一位写过些什么。结果，他很诧异的发见，那伟大的剧作家只写了一幕戏，——还是一部小说的节略，而那部小说又是用一组短篇创作连缀起来的，而且还不能说是短篇，仅仅是他近十年来在同派的杂志上发表的一些随笔。至于别的作家，成绩也不见得更可观：只有几幕戏，几个短篇，几首诗。有几位是靠了一篇杂志文章成名的。又有几位是为了“他们想要写的”一部书成名的。他们公然表示瞧不起长篇大著。他们所重视的仿佛只在于一句之中的字的配合。可是“思想”二字倒又是他们的口头禅：不过它的意义好似与其通的不一样：他们的所谓思想是用在风格的细节方面的。他们之中也有些大思想家大幽默家，在行文的时候把深刻微妙的字眼一律写成斜体字，使读者绝对不致误会。

    他们都有自我崇拜：这是他们唯一的宗教。他们想教旁人跟着他们崇拜，不幸旁人已经都有了崇拜的目标。他们谈话，走路，吸烟，读报，举首，睒眼，行礼的方式，似乎永远有群众看着他们。装模作样的做戏原是青年人的天性，尤其在那些毫无价值而一无所事的人。他们花那么多的精神特别是为了女人：因为他们不但对女人垂涎欲滴，并且还要教女人对他们垂涎欲滴。可是遇到随便什么人，他们就得象孔雀开屏一样：哪怕对一个过路人，对他们的卖弄只莫名片妙的瞪上一眼的，他们还是要卖弄。克利斯朵夫时常遇到这种小孔雀，都是些画家，演奏家，青年演员，装着某个名人的模样：或是梵·狄克，或是伦勃朗，或是范拉士葛，或是贝多芬；或是扮一个角色：大画家，大音乐家，巧妙的工匠，深刻的思想家，快活的伙伴，多瑙河畔的乡下人，野蛮人……他们一边走，一边眼梢里东张西望，瞧瞧可有人注意。克利斯朵夫看着他们走来，等到走近了，便特意掉过头去望着别处。可是他们的失望决不会长久：走了几步，他们又对着后面的行人搔首弄姿了。——高兰德沙龙里的人物可高明得多。他们的做作是在思想方面：拿两三个人做模型，而模型本身也不是什么奇人。再不然，他们在举动态度之间表现某种概念：什么力啊，欢乐啊，怜悯啊，互助主义啊，社会主义啊，无政府主义啊，信仰啊，自由啊等等；在他们心目中，这些抽象的名词仅仅是粉墨登场的时候用的面具。他们有本领把最高贵的思想变成舞文弄墨的玩艺儿，把人类最壮烈的热情减缩到跟时行的领带的作用一样。

    他们的天地是爱情，爱情是他们专有的。凡是享乐所牵涉的良心问题，他们无不熟悉；他们各显神通，想出种种新问题来解决。那永远是游手好闲的人的勾当：没有爱情，他们便“玩弄爱情”，特别喜欢解释爱情。他们的正文非常贫弱，注解却非常丰富。最不雅驯的思想都加以社会学的美名，一切都扯上社会学的旗帜。一个人满足恶癖的时候，不管多么愉快，倘使不能同时相信自己是为未来的时代工作，总嫌美中不足。那是纯粹巴黎风的社会主义，色情的社会主义。

    在此专谈恋爱问题的小团体中，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男女在婚姻方面与爱情的权利方面的平等。从前有一般老实的青年，笃厚的，有些可笑的，崇奉新教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瑞士人，——主张男女道德平等：要求男子在结婚的时候和女子一样的童贞。巴黎的宗教道德学家可主张另外一种平等，淫乱的平等，说女子结婚的时候应该和男子一样的沾满污点，——这是情人权利的平等。巴黎人在幻想上和实际上把奸淫这件事做得太滥了，已经觉得平淡无味：于是文坛上有人发明一种处女卖淫的新玩艺儿，——有规律的，普遍的，端方的，得体的，家族化的，尤其是社会化的卖淫。——最近出版的一部很有才气的书，便是对这个问题的权威。作者在四百页的洋洋巨著中，用一种轻佻的学究口吻，依照经验派的推理方法，研究“处理娱乐的最好的方式”。那真是自由恋爱的最完美的讲义：老是提到典雅，体统，高尚，美，真，廉耻，道德，——可以说是求为下贱的少女们的宝典。——当时这部著作简直是《福音书》，为高兰德和她周围的人添了不少乐趣，同时成为她引经据典的材料。那些怪论里头也有正确的，观察中肯的，甚至合乎人情的部分；但信徒们的偏偏总喜欢把好处丢在一边而只记着最坏的。在这个诱人的花坛中，他们所采的老是最有毒性的花，——例如“肉欲的嗜好一定能刺激你工作的嗜好”；——“一个处女肉欲没有得到满足就做了母亲是最残忍的事”；——“占有一个童贞的男子，对女人是养成一个贤慧的母性最自然的准备”；——“母亲对于女儿的责任，是应该用着和保护儿子的自由同样细腻熨帖的精神，培养她们的自由”；——”必有一日，少女们和情夫幽会归来的态度，会象现在上了课或是参加了女朋友的茶会一样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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