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也没关系！“奥里维回答，”可怜的朋友，自由的乐趣，你是不能知道的。那的确值得用危险，痛苦，甚至生命去交换。自由，感到自己周围所有的心灵都是自由的，——连无耻之徒在内：那真是一种没法形容的乐趣；仿佛你的灵魂在无垠的太空游泳。这样以后，灵魂再不能在别处生活了。你尽管给我象帝国军营内那样的安全，秩序，完满的纪律，我都认为不相干。我会闷死的。我需要的是空气，是自由，越多越好！”

    “世界是需要规律的，“克利斯朵夫说。”早晚必有个主子来到。”

    可是奥里维带着讥讽的神气，用着比哀尔·特·雷多阿的话回答：

    用尽尘世的方法去禁锢法国的言论自由，其无效就等于想把太阳埋在地下或关在洞里。

    克利斯朵夫对于极端自由的空气慢慢的觉得习惯了。在法国思想的高峰上，一般通体光明的心灵在幻想；克利斯朵夫从山顶上向脚下的山坡瞧去，只看见一群英勇的人为看一种活泼泼的信仰——不管是哪种信仰——在那里奋斗，永远想攀登高峰：他们向着愚昧，疾病，贫穷，发动神圣的战争，一片热诚的致力于发明，征服光明与天空；那是科学对自然的大规模的战斗；——在山坡上比较低一些的地方，一群静默的，意志坚强的男男女女，善良而谦卑的心灵，千辛万苦才爬到半山腰，因为不能再往上，只能抱残守缺，过着平凡的生活，暗中还是非常热烈的抱着牺牲精神；——山脚底下，在险峻的羊肠小径中，多少偏执狂的人，多少盲目的本能，为了一些抽象的思想拚命扯做一团，不知道在环绕他们的石壁之上还别有天地，——再往下去是一带卑湿的池沼和在污泥中打滚的牲畜了。可是沿着山坡，东一处西一处的开着些艺术的鲜花，音乐发出杨梅似的清香，诗人唱着如流水如鸣禽般的歌曲。

    克利斯朵夫问奥里维：“你们的民众在哪儿呢？我只看见精华跟糟粕。”

    奥里维回答说：“民众吗？他们种着自己的园地，完全不理会我们。每一群所谓优秀分子都想加以拉拢，他们可一概不理。从前他们至少还有点儿分心，听听政客们的花言巧语，现在却充耳不闻了。放弃选举权的人不知有几百万。那些政党尽管打得头破血流，民众可满不在乎，只要打架不打到他们的田里去：万一出了这种事，他们可恼了，不管什么党派，他们都迎头痛击。他们自己并不有所行动，只在工作与休息受到妨碍的时候起而反抗。对帝皇，对共和政府，对教士，对帮口，对社会主义者，民众所要求的只是不要让他们受到公共的危险，例如战争，混乱，疫病等等，——同时让他们安安静静的种他们的园地。他们心里想：难道这些畜生不让我们安静吗？然而这些畜生竟是愚蠢不堪，把老实人缠个不休，非惹得他拿起镰刀来把他们逐出门外不止，——这便是我们的当局有一天会碰到的。从前，民众会给一些大事业煽动起来，将来也许还会有这种情形，虽然他们少年时代的疯狂久已过去；可是无论如何，他们的狂热决不持久；他们很快要回到几百年的老伙计——土地——那儿去的。使法国人留恋法国的是土地，而非法国的人民。多少不同的民族儿百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并肩工作，是土地把他们结合了的：土地才是他们热爱的对象。不管一生的祸福如何，他们老在那儿耕种；他们觉得土地上的一切连一小方泥土都是好的。”

    克利斯朵夫极目所及，沿着大路，在池沼周围，在山崖的起上，在战场与废墟中间，在法兰西的高山与其原上，一切都是耕种的土地：这是欧罗巴文明的大花园。它的可爱不但是由于土地的肥沃，并且也由于那个不知劳苦的民族，千百年来孜孜不倦的开垦，播种，使美好的土地更美好。

    好古怪的民族！大家说他变化无常，他的性格可一点没有变。在中世纪哥特式的塑像上，奥里维敏锐的目光还能辨认出今日各行省的一切特征；正如在格鲁哀或杜蒙斯蒂哀的画笔下，他能认出现代交际社会或知识分子的疲倦而带点讥讽意味的面貌，在勒拿①画上看出北部各州省的工人和农民的精神与明亮的目光。昔日的思想依旧在今日的心灵中流动。巴斯加的精神也依旧存在，不独于深思虔敬之士为然，即在庸碌的中产者或工团运动的革命党心中也有痕迹可寻。高乃依与拉辛的作品对于民众始终是活的艺术；巴黎的一个小店员，会觉得路易十四时代的悲剧，比托尔斯泰的小说或易卜生的戏剧对他更接近。中世纪的歌，法国传说中的特里斯坦，对现代法国人的关系，比瓦格纳的《特里斯坦》更密切。十六世纪以来在法国花坛中不断开放的思想之花，不管怎么庞杂，究竟都是亲属，而且跟周围的别的花不同。

    ——

    ①格鲁哀为十五至十六世纪法国宫廷画家；杜蒙斯蒂哀为十六至十七世纪时的宫廷画家。勒拿三兄弟为十六至十七世纪时名画家。

    克利斯朵夫对法国的认识太肤浅了，捉摸不到它持久不变的面目。他在这个富丽的景色中最觉得奇怪的，是土地的四分五裂。正如奥里维所说的，各有各的园地；每一方园地都用墙壁，篱垣，以及种种的栅栏，和旁的园地分隔着。充起极也不过偶尔有些公共的草原和树林，或者河这一边的居民不得不比对岸的居民彼此挤得紧一些。各人都关在自己家里；而这种不可侵犯的个人主义，经过了几世纪的毗邻生活以后，非但没减退，反而更强了，克利斯朵夫心里想：

    “噢！他们这批人多孤独！”

    以孤独而论，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屋子可以说是一个典型，那是一个社会的缩影，一个规矩老实，不怕辛苦的小法兰西，可是在它各个不同的分子中间毫无联系。一所摇摇欲坠的六层楼的老屋子，地板在脚底下格格的响，天花板已经被蛀坏了，雨水直打进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住的顶楼，使他们不得不找些工人来把屋顶胡乱修葺一下：克利斯朵夫听他们在头顶上工作，谈话。其中有一个使他觉得又好玩又讨厌：他一刻不停的自言自语，自个儿笑着，唱着，说些野话，傻话，一边不断的跟自己说话，一边不断的工作；他每做一件事总得在嘴里报告出来：“还得敲一只钉呢。我的工具到哪儿去了？好吧，我敲了。敲了两只。还得再敲一下！嘿，朋友，那不是行了吗？……”

    克利斯朵夫弹琴的时候，他先静了一会，听着，随后又大声的打着唿哨，碰到曲子轻快流畅的段落，他重重的敲着锤子，在屋顶上打拍子。克利斯朵夫大怒之行，爬上凳子，从顶楼的天窗里伸出头去想骂他。可是一看见他趴在屋脊上，嘴里满衔着钉，嘻开着那张年轻老实的脸，克利斯朵夫不由得笑了出来，那工人也限着笑了。克利斯朵夫忘了怨恨，开始跟他搭讪。临了，他记起爬上窗来的动机，便说：

    “啊！我问你：我弹琴不会妨害你吗？”

    他回答说不，但要求他别挑太慢的曲子弹，因为他跟着音乐的节拍，慢的曲子会耽误他的工作。他们象好朋友一般的分别了。克利斯朵夫六个月内和整幢屋子里的邻居说的话，还不及他一刻钟内跟这工匠谈的多。

    每层楼上有两个公寓，一个是三间屋的，一个是两间屋的，根本没有仆人住的下房：每个家庭都自己动手，只有住在底层和二楼的是例外，他们的屋子也是由两个公寓合起来的。

    跟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同样住在六楼上的邻居是一个姓高尔乃伊的神甫，年纪四十左右，非常博学，思想很开通，胸襟很宽广，原来在一所大修院里教丝经，最近为了思想太新而受到罗马的处分。他接受了处分，虽然心里并没真正的屈服；他不出一声，既不想反抗，也不愿意听人家的劝告，把主张公布；他躲在一边，宁可坐视自己的思想崩溃而不肯把事情张扬出去。对于这一类隐忍的反抗者，克利斯朵夫是不能了解的。他想跟他谈话，但那教士客客气气的，冷冰冰的，绝对不提到他最关切的问题，他的傲气使他把自己活埋了。

    下面一层，正好在两个朋友的公寓底下，住着一户人家；男的是工程师，叫做哀里·哀斯白闲，夫妇俩有两个七岁至十岁之间的女儿。他们都是优秀的可爱的人，老关在自己家里，尤其因为处境艰难而羞于见人。年轻的太太不辞劳苦的工作，但常常为了清寒而心里屈辱；她宁愿加倍的劳苦，只要不让人知道他们的窘况。这又是克利斯朵夫不容易领会的一种心情。他们是新教徒，法国东部出身。几年以前夫妇俩卷入了德莱弗斯事件的大风潮；为了这件案子，他们激动得差点儿发狂，正象七年中间无数如醉若狂的法国人一样。他①们为之牺牲了安宁，地位，社会关系，把多少亲切的友谊都斩断了，自己的身体也差不多完全搞坏了。他们几个月的不能睡觉，不能饮食，翻来覆去的讨论着同样的论点，象疯子一样的固执。他们互相刺激，情绪越来越激昂：虽然胆小，怕闹笑话，却照旧参加示威运动，在会场上发言；回到家中，两人都恍恍惚惚的心儿乱跳；夜里他们俩一起哭了。为了战斗，他们把热情与兴致消耗完了，等到胜利来到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个劲再去体会胜利的快乐，没有精力再去应付生活。当初的希望那么高，牺牲的热情那么纯洁，以致后来的胜利比起他们所梦想的果实竟是近乎讽刺了。他们那么方正，认为世界上只有一条真理；所以早先所崇拜的英雄们此刻在政治上讨价还价，使他们感到悲苦的幻灭。他们一向以为斗争中的伴侣都是激于义愤，主张正义的，——可是一朝把敌人打倒了，他们立刻扑过去抢赃物，夺政权，争荣誉，争位置，也轮到他们来把正义踩在脚下了！只有极少数的人依旧忠于他们的信仰，始终贫穷，孤独，被所有的党派遗弃，同时他们也丢开所有的党派，无声无臭的退隐在一边，让悲哀与忧郁把他们磨着，对什么都不存希望，对人类厌恶到极点，对生活厌倦到极点。工程师哀斯白闲和他的妻子便是这一类的战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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