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停了一会，呆呆的用钳子拨着火灰，然后又说：“我看到书上说做戏的人是麻木不仁的。事实上，我所见到的那一批，的确是虚荣的大孩子，除了些争面子的小问题，什么思想都没有。我不知道他们和我，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戏子。我相信决不是我。总之我替他们付了代价。”

    她打住了话头，时间已经到了夜里三点。她站起身子想走。克利斯朵夫劝她等天亮再回去，姑且在床上躺一躺。她却宁可坐在熄灭的壁炉旁边，继续在寂静无声的屋子里谈话。

    “你明天会累的。”

    “我惯了。可是你呢……明儿有事吗？”

    “我是闲人。要十一点才替一个学生上课呢……并且我身子很棒。”

    “那就更需要睡觉了。”

    “是的，我睡得象死人一样。无论什么痛苦都抵抗不了瞌睡。有时我恨透了。糟掉了多少光阴！……偶尔熬上一夜，对睡眠报复报复，我倒是挺高兴的。”

    他们继续轻轻的谈着，中间隔着长时间的静默。克利斯朵夫睡着了。法朗梭阿士看着笑笑，扶着他的头不让它倒下来……她胡思乱想，靠窗坐着，望着漆黑的园子，园子不久也亮起来了。七点左右，她轻轻唤醒了克利斯朵夫，和他道别。

    在同一个月里，她又来了一回，恰好克利斯朵夫不在家，门关着。以后克利斯朵夫把公寓的钥匙交给她，让她能随时进去。果然，好几次克利斯朵夫都出去了，她在桌上留下一小束紫罗兰，或是在纸上写几个字，涂几笔速写，漫画，——表示她来过了。

    一天晚上，她从戏院出来，到克利斯朵夫家谈天。她发见他在工作，两人谈了几句，就发觉彼此都没有上回那样的兴致。她想走；可是太晚了。并非克利斯朵夫阻止她，而是她自己的意志不允许她再走。于是他们留着，都动了欲念。

    他们便互相占有了。

    这一夜以后，有好几个星期不见她的踪迹。他久已麻木的欲火被她在那一夜挑了起来，竟少不了她了。她不准他到她家里；他便上戏院去，躺在最后几行的位置上，心里又是爱，又是冲动，浑身打战。她演戏的时候所发泄的悲壮热烈的情绪，使他跟她一样的筋疲力尽。他终于写信给她：

    “朋友，你恨我吗？要是我使你不快，还得请你原谅。”

    一看到这种谦卑的话，她立刻跑来扑在他怀里，说：

    “大家简简单单的做个好朋友倒是更好。但既然不可能，也用不着勉强挣扎了。咱们听起自然罢！”

    他们过着共同生活，可是并不住在一起，各人保持各人的自由。法朗梭阿士不可能和克利斯朵夫过有规律的同居生活，她的地位也不容许。只能由她到克利斯朵夫家里来，或是白天，或是黑夜，和他消磨几个钟点，但每天都回家去过夜。

    在戏院停演的暑假中，他们在巴黎郊外，靠叶弗那边租了一所屋子。虽然不免有些凄凉忧郁的时间，他们的确过了些快乐的日子，心心相印和刻苦用功的日子。他们有一间精美的光线很好的卧室，居高临下，一望无际，眼底尽是碧绿的田垄。夜里，他们在床上可以从窗内望见奇奇怪怪的云彩，在阴沉黯淡的天空驰骋。他们互相抱着，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中听着蟋蟀的欢唱，听着雷雨的声音；泥土的呼吸，——金银树，仙人草，蔓藤，割下的干草的气味，——透到屋子里来，透入他们的身体。黑夜那么寂静。两人睡得那么甜。万籁俱寂。远处几声狗吠，几声鸡鸣。晨光透露了。在灰暗寒冷的晓色中，远钟传来早祷的声音，使身体躺在温暖的床上打着寒噤，彼此靠得更紧了。群鸟在爬墙的蔓藤上醒来，嘁嘁喳喳的聒噪。克利斯朵夫睁开眼睛，屏着气，抱着一腔柔情看着身旁这个朋友的可爱的脸，看着她在爱情激动过后的惨白的颜色……

    他们的爱不是自私的情欲，而是肉体也要求参预一分的深刻的友谊。他们不相妨碍，各做各的工作。克利斯朵夫的天才，慈悲，人格，都是法朗梭阿士非常重视的。在某些事情上她觉得自己比他年长，因此感到一种母性的快乐。她很抱憾一点不懂他所弹的东西：她不能领会音乐，除非在极难得的时间，才觉得有一股犷野的情绪把她控制了，但那种情绪还不是直接从音乐来的，而是由于她当时感染的热情，由于她和她周围的一切、风景、人物、颜色、声音，都感染到的那股热情。但她在这个莫名其妙的神秘的语言中，同样能感觉到克利斯朵夫的才气。仿佛看着一个伟大的演员讲着外国语做戏，她自己的性灵也被鼓动起来了。至于克利斯朵夫，他创造一件作品的时候，往往把思想与热情都寄托在这个女子身上，看到这些思想与热情比在自己心中更美。跟一个这样女性、这样软弱、这样善心、这样残忍、而有时还有天才的光芒闪耀的灵魂，心心相印的结果，简直有种估计不尽的富藏。她教了他许多关于人生和人的知识，——关于他不大认识而为她清明的目光判断得很尖刻的女人的事。他尤其靠了她而对于戏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她使他深深体味到这个一切艺术中最完美，最其实，最丰满的艺术的精神。他这才知道戏剧是创造梦境的最奇妙的工具；她告诉他不应该为自己一人写作，象他现在这种倾向，——（那是多少艺术家都免不了的，他们学着贝多芬的榜样，不肯“在有灵感的时候为一张该死的提琴写作”。）——可是为了某一个舞台面写作，把自己的思想去适应某几个演员：一个伟大的诗剧作家也不以为羞，不觉得这种办法会把自己变得渺小；因为他知道，倘若幻想是美的，那末实现这幻想当然是伟大的。戏剧象壁画一样是最严格的艺术，——是活的艺术。

    法朗俊阿士所表现的这些思想，正和克利斯朵夫的思想符合。他那时在艺术生涯中所到达的阶段，正倾向于一种和人类沟通的集体艺术。法朗梭阿士的经验，使他体会到群众与演员之间的神秘的合作。法朗梭阿士虽然那么现实，毫无自欺其人的幻象，也感觉到那种互相感应的力，把演员和群众联系起来的共鸣的电波，她咂摸到一个演员的声音便是无声无息的千万人的心声。当然，这种感觉是间歇的，极难得的，从来不会在同一出戏同一个段落上再现。其余的时间，只有演员个人的没有灵魂的演技，巧妙而无热情的呆板功夫。但值得重视的就是例外的情形：那时仿佛电光一闪，一刹那间照出了深渊，照出了由一个人来表白而实际是千百万人的共同的灵魂。

    大艺术家的责任就在于把这共同灵魂具体表现出来。他的理想应当象希腊古时代的诗人一样，先摆脱了自我，然后把那股吹遍人间的集体的热情放入心中。法朗梭阿士尤其渴望这一点，因为她没法达到这个无我之境，老是要表现自己。——一百五十年以来，个人抒情主义过分的发展，已经到了病态的阶段。一个人想求精神上的伟大，必须多感觉，多控制，说话要简洁，思想要含蓄，绝对不铺张，只用一颦一视，一言半语来表现，不象儿童那样夸大，也不象女人那样流露感情；应当为听了半个字就能领悟的人说话，为男人说话。现代音乐唠叨不已的讲着自己，遇到无论什么人都倾箱倒铺的说心腹话：这是没有廉耻，不登大雅的。那颇象某些病人，津津有味的对旁人讲着自己的病状，把可厌可笑的细节描摹得淋漓尽致。法朗梭阿士虽非音乐家，也感觉到音乐象寄生虫般侵害诗歌的情形是种颓废的征象。克利斯朵夫先是否认，但细细想了想，觉得这说法也许有一部分是对的。根据歌德的诗谱成的第一批德国歌谣是朴素的，准确的；不久，舒伯特就渗入他罗曼蒂克的感伤性；舒曼又加上他小姑娘式的多愁善感；到了胡戈·沃尔夫竟变做一种特别加强的朗诵，毫无含蓄的分析，非把灵魂赤裸裸的暴露不可了。凡是遮盖神秘的心灵的幕都被撕掉了。

    克利斯朵夫对这种艺术有点惭愧，觉得自己也感染了。他当然不愿意复古，——（那是荒唐的，违反自然的），——可是他挑出几个把思想表现得特别含蓄，具有集体艺术意识的大师，让自己熏陶一下：他重新浏览亨德尔的作品，——亨德尔因为厌恶德国民族的禁欲主义的宗教，特意把圣乐写成史诗一般，替平民写作品民歌谣。现在的困难是要找出能唤醒现代民众的情绪，象亨德尔时代的圣经那样的题材。今日的欧罗巴没有一部共同的经典了：没有一首诗，没有一节祷祠，没有一种信仰，可以说是属于大众的。这是今日所有的文人，艺术家，思想家的耻辱！为了大众而写作，为了大众而思想的人一个都没有。只有贝多芬留下几页安慰心灵的福音书；但这几页只有音乐家能够读，大多数人是永远听不到的。瓦格纳曾经想在拜罗伊特的山岗上建立一种联合全人类的宗教艺术。但他伟大的心灵已经染上当时的颓废音乐与颓废思想的污点：来到这神圣的高岗上的已非迦里里的渔夫，而是一批法利赛人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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