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有个人也用着宽容的目光在那里留神这一场爱与恨的游戏。那是饭店的主妇奥兰丽，不动声色的把一切看在眼里。她是董得人生甘苦的。这健全，安静，规矩的女人，年轻的时代也胡闹过来：最初在花店里作工，有过一个布尔乔亚的情人，而且还有别的。以后她嫁了个工人，变了贤起良母。但她懂得一个人在感情方面的荒唐，懂得育西哀的嫉妒，也懂得那个喜欢玩儿的姑娘，常常用几句亲切的话替他们排解：

    “唉，咱们总得彼此迁就才行。犯不上为这么一点儿小事生气……”

    她也并不奇怪她说的话毫无用处……

    “那永远是没用的。人总是自寻烦恼……”

    她有一种平民式的达观，可以使苦难不至于在心中多留痕迹。苦难，她也有过的。三个月以前，她那么疼爱的十五岁的儿子死了……非常悲伤……可是现在她有说有笑，照常办事了。“尽想下去是活不了的，”她说。

    所以她就不再想了。那并非自私，而是岂不得已：她生命力太强，老注意着“现在”，不能留恋“过去”。她适应既成事实，也适应可能临到的事实。如果革命来了，把一切都颠倒了，她还是会站定脚跟，做她可做的事，不管被放在哪儿，总是得起所哉。骨子里她对革命的信仰不过尔尔。她对什么事都不怎么相信。不消说，她彷徨的时候也会去占课卜卦，看到出丧的行列也从来不忘记划十字。她头脑开通，胸襟宽大，象巴黎的平民阶级一样，怀疑而不悲观。虽是革命党员的妻子，她对丈夫的、丈夫的党派的、别的党派的思想，照旧象母亲看孩子那样，抱着嘲弄的态度，正如她觉得青年人的愚蠢和成年人的愚蠢同样可笑。很少事情能够使她激动；但她对一切都感到兴趣。运气好也罢，坏也罢，她都能够担当。总而言之，她是个乐天派。

    “愁什么！……只要身体好，一切就有办法……”

    这样一个女子当然和克利斯朵夫是意气相投的。他们用不着多说话就觉得彼此精神上是一家人：常常相视而笑，听着别人唠唠叨叨，叫叫嚷嚷。但往往她自个儿笑着，眼看克利斯朵夫也卷入了辩论，比别人更兴奋。

    克利斯朵夫没注意到奥里维的孤独与难堪。他并不去猜那些人的心事，只知道跟他们吃喝，嘻笑，生气。他们也不猜忌他，虽然彼此争论得很激烈。他老实不客气对他们说出心里的话，其实也说不出究竟是赞成他们还是反对他们。他根本没想过这一点。要是有人强其他选择，他一定会站在工团主义方面，而反对社会主义以及主张建立一个政府的任①何主义，——因为政府这个怪物只能制造公务员跟机器人。他的理智赞成同业工会的努力，那柄两面出锋的利斧可以把社会主义政体那种抽象的观念，和疲乏的个人主义同时铲除。个人主义只能分散精力，把群众的力量化为个别的弱点；而这个近代社会的大弊病是应当由法国大革命负一部分责任的。

    ——

    ①工团主义是工会运动中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一个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的流派，它把无政府主义思想带进了工会。这个流派于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在法、意等国尤为盛行。工团主义对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起了有害的影响：它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认为工会不要工人阶级政党即能保证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达到把劳动工具与生产手段转归工会所有的最终目的。

    然而天性比理智更强。克利斯朵夫一接触工团组合——那些弱者的可怕的联盟，——他的强有力的个人主义便起而反抗了。他瞧不起这般需要把彼此缚在一起才能战斗的人。即使他承认他们可以服从这个规则，他却声明这规则决不适用于他。而且，被压迫的弱者固然值得加以同情，但他们一朝压迫别人的时候就不值得同情了。克利斯朵夫从前对一般孤独的老实人喊着“你们得联合起来！”现在初次看到老实人的集团中间有的是并不老实的人，把他们的权利和力量看得高于一切而随时想加以滥用，他就大不痛快了。一般最优秀的人，和克利斯朵夫以前住在一幢屋子里的朋友们，一点得不到这些战斗集团的好处。他们心地太好，胆子太小，看到这种团体不免惊惶失措；他们注定是第一批被压倒的。面对着工人运动，他们和奥里维处于同样的境地。奥里维固然同情正在组织起来的劳动阶级，但他自己是在崇拜自由的气氛中长大的；而自由两字却是革命分子最不介意的。今日除了一个对社会毫无影响的优秀阶级之外，还有谁关切自由？自由正逢着黯淡的日子。罗马的教皇们掩蔽理智的光。巴黎的教皇们熄灭天上的光。共和党人熄灭街上的光。到处是帝国主①义的胜利：罗马教皇的神权的帝国主义；唯利是图的与神秘的君主国的军事帝国主义；资本家共和国的官僚帝国主义；革命委员会的独裁帝国主义。可怜的自由，世界上没有你的存身之处了！……革命党人所提倡而实行的“滥用权力”，使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大片反感。他们对于那些不肯为共同利害受苦的黄色工人②当然很轻视，但觉得用武力去强制这些人更可恨。——但你非打定主意不可。事实上今日不是要你在帝国主义与自由之间挑选，而是要在一种帝国主义和另一种帝国主义之间挑选。奥里维说：

    ——

    ①此语引用法国某议员的荒谬的演词。——原注。

    ②初期工团联盟中，反对革命与罢工的一派被称为黄色工人；激烈的一派被称为红色工人。

    “两种都要不得。我只知道跟被压迫的人站在一起。”

    克利斯朵夫同样痛恨压迫者的专制。但他跟在反抗的劳动队伍后面，也学着他们使用武力的榜样。

    他自己可不觉得，还向同桌吃饭的人声明他不是跟他们一伙的。他说：

    “只要你们只关心物质的利益，你们就不会使我感到兴趣。等到有一天你们为了一种信仰而奋斗的时候，我一定跟你们联合起来。要不然，大家为了肚子而拚命，我来干什么？我是艺术家，有保卫艺术的责任，不能拿艺术去替一个党派服务。我知道近来有些野心的作家，为了要争取那种不干净的名片，做出不少坏榜样。我认为他们这样的保卫一个主义不一定使主义得到什么好处；而叛弃艺术倒是真的。我们的职司是要救出智慧的光明。那决不能卷进你们盲目的斗争。倘若我们不拿着火把，谁拿？你们打过仗以后看到光明依然无恙，一定是很高兴的。大家挤在甲板上扭打的时候，总得有些工人管着锅炉不让它熄灭。我们要了解一切，对什么都不恨。艺术家好比一支罗盘针，外边尽管是狂风暴雨，它始终指着北斗星……”

    他们认为他唱高调，说他自己的罗盘针已经丢了。他们很高兴能不伤和气的奚落他一阵。在他们心目中，艺术家是个取巧的家伙，只想做些最少而最舒服的工作。

    他回答说他跟他们工作一样多，更多，还不象他们那么怕工作。他最恨怠工，最恨粗枝大叶，以偷懒为原则。“所有这些可怜虫，”他说，“都怕碰坏了他们宝贵的皮肤！……天哪！我从十岁起就没停过工作。你们却不爱工作，你们骨子里是布尔乔亚，还自以为能够毁灭旧世界！哼，你们非但办不到，而且也不愿意。真的，你们不愿意！你们吵吵闹闹的吓人，好象要把一切都破坏干净：其实都是空的。你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把什么都抢过来，躺到布尔乔亚热烘烘的床上去。只有几百个可怜的扛泥巴的小工始终预备给人家剥皮或是剥人家的皮，莫名其妙的，——也许是为了好玩，也许是为要找点儿补偿，为几百年的辛苦出口气；——除此以外，旁人只想溜之大吉，一有机会便混进布尔乔亚的队伍。他们当什么社会主义者，新闻记者，演说家，文人，议员，部长……哎，别骂他们。你们也不见得高明。你们说那些是卖党求荣的混蛋。可是以后轮到谁呢？你们都要走上这条路，没有一个不上钩的！怎么能不上钩呢？你们中间没有一个相信灵魂不朽的。你们只有肚子，只想多多益善的把空肚子填满。”

    说到这里，大家都生气了，七嘴八舌的同时开口。克利斯朵夫争论的时候往往热情冲动，比别人更激烈。那是不由他作主的：一朝看到了一桩侵犯正义的事，他的知识方面的骄傲，为了求精神上的陶醉而虚构出来的唯美的世界观，都登时消灭了。世界上十分之八的人不是赤贫便是生活艰难，你还谈美学吗？得了罢！只有无耻的特权阶级才敢唱这种高调。象克利斯朵夫那样的艺术家，良心上不能不拥护劳工的政党。不公平的社会情形，贫富的悬殊，使脑力劳动者感到的痛苦比谁都深刻。艺术家或是挨饿，或是成为百万富翁，完全凭那个捉摸不定的风气，或是在操纵风气的人手里。坐视优秀分子消灭，或者给他极不公平的待遇：那种社会不是个社会而是个妖魔，应当铲除。不管工作不工作，每个人都应当有每天的口粮。每种工作，不论是好的是普通的，它的酬报应当以工作的人的正当与正常的需要为标准，而不能以工作的真价值为标准，——（要估计工作的真价值，而且要永远的公平，谁有这个资格？）——对于替社会增光的艺术家，学者，发明家，社会应当给予充分的津贴，让他们能有时间与方法替社会争取更大的光荣。这就够了。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并不值一百万。一笔钱跟一件艺术品根本是不相干的；艺术品既不在金钱之上，亦不在金钱之下，而是在金钱之外。问题并不在于付它的代价，而在于使艺术家能够生活。你得让他有饭吃，能安安静静的工作。财富是多余的，是盗窃旁人。我们应当老实不客气的说：谁要是财产超过了他和他家族的生活费，超过了为他的智慧正常发展所必需的费用，便是一个贼。他多出来的就是别人缺少的。人家提到法兰西无尽的财富，巨大的产业，我们听了只能苦笑；因为我们这批代表民族活力的人是劳动大众，是工人，是知识分子，不论男女，从小就得筋气力尽的挣取一些免于饿死的生活费，还常常眼看最优秀的人被劳苦磨死。你们却吞饱了人间的财富，靠着我们的灾难与痛苦而致富。你们心里不会觉得不安，有的是自欺其人的诡辩，说什么产权是神圣的，为生存而斗争是健康的，求进步是最高的目的。喝！进步，牺牲了别人的“所有”去求那个大成问题的进步！然而无论如何：你们总是太多了。你们所有的远过于你们生活的需要。我们却是不够。而我们比你们更有价值。如果你们喜欢不平等，那末小心些，也许明天你们自己就会吃不平等的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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