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小说:名人传(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作者:罗曼·罗兰字数:3505更新时间 : 2017-07-31 03:4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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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为要把这一切生活得更透彻起见,他便在爱人身上实验。第一次——也许是托尔斯泰作品中惟一的一次,——小说的故事在一个妇人心中展演,而且由她口述。何等的微妙!笼罩着贞洁之网的心灵的美……这一次,托尔斯泰的分析放弃了他微嫌强烈的光彩,它不复热烈地固执着要暴露真理。内心生活的秘密不是倾吐出来而惟令人窥测得到。托尔斯泰的艺术与心变得柔和了。形式与思想获得和谐的均衡:《夫妇间的幸福》具有一部拉辛式作品的完美。
    婚姻,为托尔斯泰已深切地预感到它的甜蜜与骚乱的,确是他的救星。他是疲乏了,病了。厌弃自己,厌弃自己的努力。在最初诸作获得盛大的成功之后,继以批评界的沉默与群众的淡漠。自一八五七至一八六一年。高傲地,他表示颇为得意。
    “我的声名丧失了不少的普遍性,这普遍性原使我不快。现在,我放心了,我知道我有话要说,而我有大声地说的力量。至于群众,随便他们怎样想罢!”一八五七年十月《日记》。
    但这只是他的自豪而已:他自己也不能把握他的艺术。无疑的,他能主宰他的文学工具;但他不知用以做什么。像他在谈及《波利库什卡》时所说的:“这是一个会执笔的人抓着一个题目随便饶舌。”一八六三年致费特书。(《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他的社会事业流产了,一八六二年,他辞去了地方仲裁人的职务。同年,警务当局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大事搜索,把学校封闭了。那时托尔斯泰正不在家,因为疲劳过度,他担心着肺玻“仲裁事件的纠纷为我是那么难堪,学校的工作又是那么空泛,为了愿教育他人而要把我应该教授而为我不懂得的愚昧掩藏起来,所引起的怀疑,于我是那么痛苦,以至我病倒了。如果我不知道还有人生的另一方面可以使我得救的话———这人生的另一方面便是家庭生活,也许我早已陷于十五年后所陷入的绝望了。”《忏悔录》。
     九
    最初,他尽量享受这家庭生活,他所用的热情恰似他在一切事情上所用的一般。“家庭的幸福把我整个地陶融了。”(一八六三年正月五日)“我多么幸福,幸福!我那样爱她!(一八六三年二月八日)——见《托尔斯泰——生活与作品》。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在他的艺术上发生非常可贵的影响,富有文学天才,她曾写过几篇短篇小说。她是如她自己所说的,“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对于丈夫的作品那么关心。她和他一同工作,把他口述的笔录下来,誊清他的草稿。据说她替托尔斯泰把《战争与和平》重誊过七次。她努力保卫他,不使他受着他宗教魔鬼的磨难,这可怕的精灵已经不时在唆使他置艺术于死地。她亦努力把他的社会乌托邦关上了门。结婚之后,托尔斯泰立刻停止了他的教育学工作,学校、杂志全部停了。她温养着他的创造天才,她且更进一步:她的女性心灵使这天才获得新的富源。除了《童年时代》与《少年时代》中若干美丽的形象之外,托尔斯泰初期作品中几乎没有女人的地位,即或有之,亦只站在次要的后景。在索菲娅·别尔斯的爱情感应之下写成的《夫妇间的幸福》中,女人显现了。在以后的作品中,少女与妇人的典型增多了。具有丰富热烈的生活,甚至超过男子的。我们可以相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独被她的丈夫采作《战争与和平》中娜塔莎与《安娜·卡列尼娜》中基蒂的模型,而且由于她的心腹的倾诉,和她特殊的视觉,她亦成为他的可贵的幽密的合作者。他的妹子塔佳娜,聪明的,具有艺术天才,托尔斯泰极赞赏她的思想与音乐天禀;在本书的女性人物中,托尔斯泰亦把她作为模型。托尔斯泰说过:“我把塔尼娅(塔佳娜)和索尼娅(即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混合起来便成了娜塔莎。”(据比鲁科夫所述)《安娜·卡列尼娜》中有若干篇幅,似乎完全出于一个女子的手笔。例如多莉在乡间别墅中的布置;多莉与她的孩子们;许多化妆上的精细的描写;不必说女性心灵的若干秘密,如果没有一个女子指点,一个天才的男子汉决不能参透。
    由于这段婚姻的恩泽,在十年或十五年中,托尔斯泰居然体味到久已没有的和平与安全。这是托尔斯泰的天才获得解放的重要标识。他的日记,自一八六五年十一月一日专心写作《战争与和平》的时代起停止了十三年。艺术的自私使良心的独白缄默了。这个创作的时代亦是生理上极强壮的时代。托尔斯泰发狂一般的爱狩猎。“在行猎时,我遗忘一切。”(一八六四年书信)——某一次乘马出猎时,他把手臂撞折了(一八六四年九月),即在这次病愈时,他读出《战争与和平》的最初几页令夫人为他写下。——“从昏晕中醒转,我自己说:我是一个艺术家。是的,只是一个孤独的艺术家。”(一八六五年正月二十三日致费特书)这时期写给费特的一切信札,都充满着创造的欢乐,他说:“迄今为止我所发刊的,我认为只是一种试笔。”(见致费特书)于是,在爱情的荫庇之下,他能在闲暇中梦想而且实现了他的思想的杰作,威临着十九世纪全部小说界的巨著:《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一八七三——一八七七)。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的最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整个世界的无数的人物与热情在其中跃动。在波涛汹涌的人间,矗立着一颗最崇高的灵魂,宁静地鼓动着并震慑着狂风暴雨。在对着这部作品冥想的时候,我屡次想起荷马与歌德,虽然精神与时代都不同,这样我的确发现在他工作的时代托尔斯泰的思想得力于荷马与歌德。托尔斯泰指出在他二十至三十五岁间对他有影响的作品:“歌德:《赫尔曼和多萝特》……颇为重大的影响。”“荷马:《伊利亚特》与《奥德赛》(俄译本)……颇为重大的影响。”一八六三年,他在《日记》中写道:“我读歌德的著作,好几种思想在我心灵中产生了。”一八六五年春,托尔斯泰重读歌德,他称《浮士德》为“思想的诗,任何别的艺术所不能表白的诗。”以后,他为了他的神( A意即他思想上的理想)把歌德如莎士比亚一般牺牲了。但他对于荷马的钦仰仍未稍减。一八五七年八月,他以同样的热情读着《伊利亚特》与《圣经》。在他最后著作之一中,在攻击莎士比亚(一九○三)时,他把荷马来作为真诚、中庸与真艺术的榜样。而且,在他规定种种不同的文学品类的一八六五年的记录中,他把《奥德赛》,《伊利亚特》,《一八○五年》……等都归入一类。《战争与和平》的最初两部发刊于一八六五——六六年间,那时题名《一八○五年》。他思想的自然的动作,使他从关于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入描写军队与民众,描写千万生灵的意志交融着的巨大的人群的小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时所得的悲壮的经验,使他懂得俄罗斯的国魂和它古老的生命。巨大的《战争与和平》,在他计划中,原不过是一组史诗般的大壁画——自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时代的俄罗斯史迹——中的一幅中心的画。这部巨著托尔斯泰于一八六三年先从《十二月党人》开始,他写了三个片断(见全集卷六)。但他看到他的作品的基础不够稳固;往前追溯过去,他到了拿破仑战争的时代,于是他写了《战争与和平》。原著于一八六五年起在《俄罗斯通报》杂志上发表;第六册完成于一八六九年秋。那时托尔斯泰又追溯历史的上流,他想写一部关于彼得大帝的小说,以后又想写另一部十八世纪皇后当政时代及其幸臣的作品。他在一八七○至一八七三年间为这部作品工作,搜罗了不少材料,开始了好几幕写景;但他的写实主义的顾虑使他终于放弃了;他意识到他永远不能把这遥远的时间以相当真实的手法使其再现。——更后,一八七六年正月,他又想写一部关于尼古拉一世时代的小说;接着一八七七年他热烈地继续他的《十二月党人》,从当时身经事变的人那里采集了若干材料,自己又亲自去探访事变发生的所在地。一八七八年他写信给他的姑母说:“这部作品于我是那么重要!重要的程度为你所意想不到;和信仰之于你同样重要。我的意思是要说比你的信仰更重要。”——但当他渐渐深入时,他反冷淡起来:他的思想已不在此了。一八七九年四月十七日他在致费特书中已经说:“十二月党人?上帝知道他们在哪里!薄谒恼庖桓鍪逼谀冢诮炭衤乙丫迹核煲阉忧暗呐枷窬⌒邢倭恕?
    为真切地感到这件作品的力量起见,应当注意它潜在的统一性。《战争与和平》的第一部法译本是于一八七八年在圣彼得堡开始的。但第一部的法文版却于一八八五年在阿谢特书店发刊,一共是三册。最近又有全部六本的译文问世。大半的法国读者不免短视,只看见无数的枝节,为之眼花缭乱。他们在这人生的森林中迷失了。应当使自己超临一切,目光瞩视着了无障蔽的天际和丛林原野的范围;这样我们才能窥见作品的荷马式的精神,永恒的法则的静寂,命运的气息的强有力的节奏。统率一切枝节的全体的情操,和统制作品的艺人的天才,如《创世纪》中的上帝威临着茫无边际的海洋一般。
    最初是一片静止的海洋。俄罗斯社会在战争前夜所享有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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