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听懂他想表达什么，没接话，用目光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沈恕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说：“在技术侦查领域我是门外汉，说的都是外行话，我知道聋哑学校的师生会说哑语，通过手势可以表达内心的意图。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通过这个出租车司机的唇部动作，猜出他大概说了什么话。只要知道他自言自语的内容，就有可能查到他们当晚去了哪里，或者这个出租车司机的真实身份。”
　　这个问题确实有些异想天开，我说：“读唇？这是技侦学的旁支，换句话说就是旁门左道。据我所知，国内公安、国安院校都没有开设这门课程，也没听说过哪里有这方面的人才。国外曾有过通过唇语破案的先例，但那也是凤毛麟角，不足以作为借鉴。何况读唇需要语言和文化背景作为基础，国外的唇语专家也不可能读懂中文发音。”
　　我这样说，等于是否定了沈恕的建议。作为一名法医，我虽然初出茅庐，但毕竟还是有一些阅读量的，行业内五花八门的东西懂得不少。法医学是很严谨的学科，不是谁一拍脑门就能想出一个可行的点子。
　　沈恕苍白的脸上泛起绯红，勉强咧嘴笑笑，没吭声。

　　10.暗黑黎明
　　2002年7月7日黄昏。晴。
　　楚原市刑警支队重案大队。
　　黄昏的阳光依然很炽烈，晒得屋子里暑热蒸腾。重案队办公室里没装空调，几盏硕大的风扇呼呼地吹着，桌上被压住的纸张在风中猎猎作响。
　　应该说沈恕是一个很执拗的人，我的否定意见并没有打消他的想法，他竟然一直在低调地寻找能阅读唇语的人。当然，无论他怎样低调，毕竟绕不过公安系统内的各种渠道，他的所作所为还是难免传出去。于是，有人哂笑，有人不解，有人责备，也有人同情。公安是一个尊重经验、讲求实证的系统，传统的力量如此强大，任何一个推陈出新的做法在被证实行之有效之前，都会遭到轻视。
　　局长刘百发对沈恕在这起案件中的表现也很不满意。他是一个注重数字和实效的人，所有复杂的刑侦技术、曲折的侦查过程、一线干警的流血流汗，在他这里都会被简单地用数字量化。发案率下降，破案率上升，而幅度都要超过省内其他城市，这就是他的政绩，是他最乐意看到的。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硬邦邦，响当当。至于其他方面，无非是角度问题、笔墨问题。要拔高一个人，或者要踩低一个人，只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看你怎么抛而已。
　　刘百发几次在局党委会上表达了对沈恕的不满，骂过不下十句“瓜娃子”。有人把事情传到沈恕耳朵里，他一笑作罢。沈恕是流言和谣言的终点站，和他处久了的人都这样说。他的这个特点让人们和他相处时很放心很轻松，当然，也让恶意中伤他的人更加肆无忌惮，因为不会遭到报复。人的性格特质就是这样，善良对应懦弱，憨厚对应木讷，没有绝对好或者绝对不好的品质。
　　沈恕一意孤行，他坚信出租车司机对苗淼说的话是突破僵局的关键，他动员所有的力量寻找能读懂唇语的人。但倏忽间半个月过去，他一无所获，早就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们开始把他的行动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我听到那些风言风语，不禁地为沈恕难过，但力量有限，我终究帮不到他什么。
　　转机在谁也没料到的时候出现了。
　　这天黄昏，已过了下班时间，重案队只剩下于银宝等几个单身汉，沈恕则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阅读卷宗。于银宝身旁的电话铃声忽然响起，却不是值班电话，显示屏上的号码也不熟悉，但可以分辨出是公安系统的号码，几个人面面相觑，没人伸手去拿听筒。这是内部办公电话，谁在这时候打来？电话铃声却三番四次地响个不停，似乎知道有人下班未走似的。
　　于银宝说：“接起来听听，如果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敷衍过去。”
　　接起电话，对方自报家门，是一个名叫黄勇的铁路乘警，指名要和沈恕通话。于银宝对这个名字还有点印象，便问：“黄勇？你是不是发现许明明碎尸的那个乘警？”
　　“是我。”
　　于银宝意识到这个电话不简单，不敢怠慢，立刻转进沈恕的办公室。
　　接通后，黄勇第一句话就问：“沈队，你是不是在找能读懂唇语的人？”
　　沈恕虽没见过黄勇，但这名乘警第一个发现碎尸，又提供编织袋的线索，确定了碎尸发案地点，表现出许多刑警都不具备的刑事侦查素质，沈恕对他印象很深。黄勇问过这句话，沈恕立刻答道：“对，你有线索？”两个人说话都不兜圈子，直奔主题。
　　黄勇说：“铁路公安局土岭警务区，就是把许明明碎尸案转到你们重案大队的那个警务区，曾经有一个痕迹检验专家，名叫费谊林。”
　　沈恕说：“这个名字我知道，公安部一级‘英模’，我在公安大学读书时学习过他的案例。”
　　黄勇说：“十年前，老费在办一起爆炸案时被震聋了耳朵，脑子也震坏了，智力相当于一年级小学生的水平。”
　　这件事沈恕也知道，他没接话，琢磨着黄勇为什么要提起十年前的旧事。
　　黄勇说：“老费这人是个天才，脑子震坏了，不耽误他长本事。耳朵聋了以后，他听不见别人说话，就盯着人家的嘴唇看，时间一长，就练出了读唇语的真功夫。据说他看电视，只看演员的嘴唇怎么动，就能明白剧情，看得津津有味。”
　　我无法描述沈恕此时的心情，因为他向我们转述这段时，略去了自己的反应，我只能想象他的狂喜。费谊林曾是一位名闻遐迩的痕迹学专家，在足迹、掌纹指纹、微量痕迹等领域都有建树，也是在表情、微反应等领域的领军人物。更重要的是，他从未受过刑事侦缉方面的专业训练，所有成就都是在兴趣和天赋基础上自己琢磨出来的。如果说公安系统内有人能读懂唇语，那非费谊林莫属。
　　这个残阳如血的黄昏，因为黄勇的一个电话，充满了希望。
　　我和沈恕第二天一大早就起程了，驱车三百多公里，到古堡镇后，由当地派出所所长张奇志带领来到费谊林家。
　　古堡镇是一个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古老而保守的县城，与同级的城镇相比，经济发展似乎落后了十几年。费谊林家是一排低矮平房中的一家，斑驳的红砖青瓦，醫写着风雨侵蚀的痕迹，门窗表面的绿油漆脱落得一块块的，小院里长满杂草。
　　推门进屋，里面的空间更加逼仄。室内采光不好，昏暗中似乎还笼着一层烟尘。发潮发霉的味道扑鼻而来，令人气闷头晕。一对年过七旬的老人正在灶房里烧火做饭，看见我们进来，都站起来，木讷的表情中带着些诧异。
　　张奇志以前和费谊林打过两次交道，也见过他的父母，走上前向两位老人招呼说：“老人家，你们身体好啊？有两个楚原来的警察，想见见谊林。”
　　费母撇撇嘴，说：“好几年没人来看过他了。咋？他都这样了，还要他给你们做事？”
　　不愧是费谊林的母亲，一听我们的身份，就猜到来意。沈恕有些尴尬，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费谊林的窘迫生活是一目了然的，沈恕来求他做事也是实情，说什么都是强词夺理。
　　我忙打圆场说：“还真是有事求老费帮忙，绝不让他白搭工夫，报酬由公安局出。老人家，我们来得匆忙，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点楚原特产的圆蹄和红肠，请你们收下。”说着，我把动身前在楚原买的卤猪蹄和灌肠放到灶台上。
　　费父头也不抬，瓮声瓮气地说：“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老婆子也是，说那些不咸不淡的话干啥？谊林在里屋呢，你们进去吧。”
　　费谊林的状况比我们想象的还差。他时年四十几岁，头发却已经花白，乱蓬蓬地垂到肩膀上。胡子有半尺之长，耷拉到胸前。他围着一条脏兮兮的被单，蜷在藤椅上，一边啃一块干硬的烙饼，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电视，全没留意到我们走进来。
　　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罪案片。我已经从头至尾看过两遍这部片子，扫一眼屏幕，见正播放到两名嫌疑人真伪难辨的关键时刻，就随口说出真凶的名字。费谊林斜眼瞅我，目光里流露出半信半疑的神气。少顷，真凶暴露，费谊林激动地站到藤椅上，用手指着我，呵呵大叫。
　　我的兴奋之情不逊于费谊林，眼见为实，他刚表演了一次神奇的读唇绝技。当然，前提是他的耳朵确实已经聋了，完全是靠眼睛在“听”。
　　我们做了几个实验，在他背后大喊大叫，或者把电话铃声调到最响然后播放出来，他都无动于衷。只有在他对面说话时，他才会漫不经心地瞟你一眼，但看上去我们所表达的意思他却全都明白。
　　费母对我们这么折腾有点不满，站在门口说：“行了，他聋了十来年，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你们就别再试他了。”
　　沈恕还有点不放心，怕费谊林“听”得见却表达不出来，他让我站到两米外，不出声，仅动嘴唇，说“费谊林”三个字，然后让他复述。费谊林却不为所动，木然看看沈恕，不理他，又转过头去看电视。
　　沈恕先用目光向费母表示歉意，然后取出一块事先准备好的香酥烧饼，递到费谊林手里，又做手势示意费谊林复述我的话。费谊林咬了一大口烧饼，呵呵笑两声，一边咀嚼一边含糊不清地念自己的名字。我就势又动动嘴唇，不出声地念了一首浅显的儿歌，费谊林这次不用劝导，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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