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黄小明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然后摇了摇头也出去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一个人，他妈的，好像这次“政变”是我一个人干出来的似的，我望了一眼赵忠的位子，心想，果真我坐到了处长的位子上会与赵忠不同吗？追逐权力的人哪个能跳出自己的心狱？对于权力，得之窃喜，失之弥痛，扪心自问，我也不过如此。鲁迅说，“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试问从古到今运交华盖者有几个人碰头了？想到这儿，我还真对赵忠多了几分同情，因为我一直用副处长的眼光看待处长的位置，却从未设身处地地以处长的眼光俯视全处。如果我是处长，我会是个民主的处长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如果我是处长实施主民是最舒坦的，因为实施主民才能保证我的利益最大化，谁不愿意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正如有些人以正人君子的口气大骂腐败之祸害，其实不过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一样，真要是把权力交给他们，只会有过之而无不及！说一千道一万，所有的诉求都是为了各自的利益。

接下来，综合二处还真进入了民主的世界，因为办公厅后勤新成立了一个服务中心，赵忠调去当书记去了，一时间我成了“代理”处长。我胸有成竹地想在“代理”期间干点实事，但是干什么实事却又茫然不知所措，甚至每天都不明白自己在忙些什么、做些什么，只觉得自己精神出了问题，盼着能向谁汇报一下工作，至于向谁汇报、汇报什么都无所谓，反正“代理”处长不能没有领导，我知道我病了，我当副处长已经当了十年，已经成了习惯、成了生活的方式，如今仅仅靠“代理”两个字改掉我的习惯、改掉我的生活方式，太难了，我甚至开始留恋赵忠当处长、我当副处长的子，最起码知道向谁汇报工作。“代理”处长的位置没给我带来任何新鲜感，倒好似一件旧衣服箍在身上，很不舒服。

当然，我还是很快找到了感觉，我的感觉就是如果上边没有人照顾你，下边就不会有人追随你，孤家寡人一个，既成不了气候，也就难以施展自己的抱负。怎么办？我的经验是，要想远航就必须登船，哪怕是贼船也要赌一把，否则，只能永远在岸上徘徊。人生苦短，我不能再徘徊了，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是母亲含辛茹苦地把我拉扯大的，母亲对我只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希望我像男人一样扬帆远航。
3、我是副处长（5）
然而，我让母亲失望了，别说远航了，自打从《清江报》调入市政府办公厅，我就窝在了综合二处，我觉得我就像我家邻居养在笼子里的公鸡。最近我发现那只公鸡不只是在黄昏打鸣了，而是随时打，特别是白天几乎要叫一天，有时大半夜也引吭高鸣一声。我一直不明白这只鸡为什么乱叫一通，是不是精神紊乱了，自从我当上“代理”处长后才明白，这只关在笼子里的鸡不是在叫，而是在求助、在呐喊：“救救我！放我出去，我要自由！”眼下的综合二处，对于我而言与那只装鸡的笼子何异，我的处境与那只鸡何异？一想到这些我就觉得命运对我不公。

在大学时代我就向往自由，考大学前我最想研究的专业是“自由”专业，结果中国所有的大学都没有这个专业，不研究“自由”，人类怎么可能弄清亚当的第一种自由与第二种自由的区别？《约翰福音》中指出：“认识真理吧，真理会让你们自由。”后来随着阅历的增加，特别是从政之后，我才渐渐明白福音书上的话，其本义是：“认识权力吧，权力会让你们自由。”权力不仅给了人们自由，而且是一种选择善的自由，是一种理性的自由。但这不是自由的奥秘，自由的本性是非理性的，因为任何理性都是强制与压迫。是要理性，还是要非理性，这是个问题。是要幸福，还是要自由，这是问题中的问题。我已经没有时间为这些问题苦恼了，因为我有本能、我有欲望，我不能为了该死的自由抛弃本能和欲望，因为本能和欲望是我幸福的基础，为了幸福我愿意做自己和周围世界的奴隶。既然大家都不想知道高于人的任何东西，我为什么要冒险？不，谁不知道“出头的椽子先烂”，谁不知道“枪打出头鸟”？这次综合二处的“政变”我就成了出头的椽子，虽然还没有烂，但是有烂的危险，怎么办？我绝不能让椽子烂了。我要让这椽子成为我登船的木筏。

眼下有可能登上的船只有一条，那就是彭国梁。我多么希望自己能像赵忠有幸登上刘一鹤那条大船那样登上彭国梁的大船，但是我预感到自己可能不是彭国梁要找的船员。我知道即使赵忠离开了综合二处，去了服务中心，后来又辞职下了海，并未追随刘一鹤去省里，但赵忠仍然在刘一鹤的大船上，而且很可能在船上的位子比以前更重要了。我多么希望成为彭国梁这艘大船上的得力水手，但我清楚我可能不是彭国梁心目中的理想水手。然而作为一名水手生来就应该到海上去漂泊，哪怕死在风暴里，也比在岸上望洋兴叹强。当然强行登船是登不上去的，我煞费苦心地向彭国梁展示我的航海本领，期待彭国梁能给我一个机会。

但是，一切都回到了原点。彭国梁常务副市长上任一个月，就亲自选任了综合二处新处长，我的“代理”两个字又换成了“副”字。新任处长叫杨恒达，是给老领导当了五年秘书的人，看上去虽然其貌不扬，人也随和，但是老领导是什么人？那是东州市乃至清江省的主心骨，给这样的政治家当了五年秘书，武功了得。

果然，杨恒达上任不久，我就发现综合二处进入了“后朕时代”。自从与黄小明探讨了“朕文化”以后，我就把综合二处的发展史划分成了三个时代：“前朕时代”，即肖福仁当处长的时代；“朕时代”，即赵忠当处长的时代；现在是“后朕时代”，也就是杨恒达当处长的时代。不过三个时代的本质都没有变，都是“朕文化”，工作性质也没有变，就是“为圣人立言”、“非圣人之言不敢言”。对于综合二处来说，所谓“圣人”当然是常务副市长彭国梁了。
3、我是副处长（6）
杨恒达一上台就比我棋高一着，他动用全处的力量为彭国梁搞了一套思想库，其中最精华的一本是《彭国梁语录》，深得彭国梁的赞赏。说心里话，我读了这套思想库，悟出了我之所以当了十年副处长而得不到赏识重用的原因，那就是不懂得什么叫为领导服务，不懂得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而是一味地向领导强调自己的想法、展示自己的才华，而没有变自己的想法为领导的想法、化自己的才华为领导的才华，处处都显得比领导高明、你怎么可能比领导高明，你怎么可能比领导有才华，领导要是不如你怎么可能当领导？可惜，我顿悟得太晚了。

没有机会给老领导那样的泰山北斗当秘书就是短练，我听说老领导对养生颇有心得，一直致力于在东州市老领导中推广尿疗法，据说在老领导中学习尿疗法已经蔚然成风，主要的学习材料是老领导的《关于尿疗法的哲学感悟》。这部哲学著作就是杨恒达整理的，为了深刻领悟尿疗法的哲学感悟，据说杨恒达每都要像老领导那样喝一杯晨尿，这种以身试尿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难怪杨恒达深得老领导赏识，一个能将尿疗法写出哲学感悟的人一定有着扎实的理论功底。

自从我得知杨恒达与老领导的这段佳话以后，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告诉了我的母亲，老母亲感慨之余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她说：如果老领导对屎疗法也有哲学感悟的话，杨恒达会不会以身试屎？我当时就被母亲的这个问题给问住了。出于好奇，我去市图书馆遍查资料，还真查到了屎疗法，根据资料显示，屎疗法源于《二十四孝》之《尝粪忧心》。这是个孝子侍亲尝粪的故事，读来着实让人感动，大意是：庾黔娄，南齐高士，任孱陵县令。赴任不满十天，忽觉心惊流汗，预感家中有事，当即辞官返乡。回到家中，知父亲已病重两。医生嘱咐说：“要知道病情吉凶，只要尝一尝病人粪便的味道，味苦就好。”

黔娄于是就去尝父亲的粪便，发现味甜，内心十分忧虑，夜里跪拜北斗星，乞求以身代父去死。几天后父亲死去，黔娄安葬了父亲，并守制三年。这个故事感动过无数孝子，孝子们纷纷效仿，一些有病的孝子尝粪后，父母病未愈，自己的病却好了，孝子们无不感激父母赐粪之恩，深知粪乃药也，于是屎疗法悄然而生。应该说这个故事对我的触动太大了，为领导服务如果有尝粪忧心的勇气，何愁登不上船。你杨恒达能够做到“以身试尿”，我许智泰就能做到“以身试屎”，我就不信登不上彭国梁这艘船。

机会终于被我抓到了，赵忠当处长时所有的出国机会都让他霸占了，杨恒达来了以后，为了收买人心，将第一次出国的机会让给了我，而且是去美国，杨恒达这一招还真有效，黄小明、欧贝贝和朱大伟似乎都看到了希望，纷纷向杨恒达靠拢，我原以为凭我在黄小明、欧贝贝和朱大伟心中的分量，完全可以孤立杨恒达，想不到杨恒达让我去美国这一招就将危局化解了，就连我也心存感激。要知道这次出国不仅是去美国，而且是陪彭副市长去美国，一同去的只有胡占发、温华坚和陈实。

结果在洛杉矶彭副市长突然病了，可能是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幸亏胡占发带了药，及时止住了吐泻。吐泻虽然止住了，但烧又发了起来，我和胡占发只好轮换着夜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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