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讲演随即在《红旗》杂志上发表）8月初在参观河南、山东的人民公社时，毛泽东向报社记者说了句“人民公社好”之后，全国转瞬之间就公社化了。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是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也是所谓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从而解放生产力的手段。当时确实从实践到理论都这样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不断加快速度，大大提高生产力。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还

    同共产主义联系起来，明确说道，这首先是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的速度，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做积极准备；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三四年或五六年之事；应通过公社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由于有了大公社这种政社合一，熔工农商学兵于一炉的组织，决议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毛泽东这时正式谈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设想公社应当实行平等的分配，无甚差别的物质生活；还谈到进城以后，改供给制为工资制是失策，是倒退，是向资产阶级让步。随后，全国一哄而起，农村大办公共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吃饭不要钱”最早是由柯庆施提出来的）城市公社也认为是势在必行。

    由于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共产风等，随着很快在全国刮起来了。1958 年6 月份开始，河南放小麦亩产卫星从2000多斤放到7000 多斤。接着是湖北等省放水稻卫星，亩产多少万斤的消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作通栏套红标题予以报道。安徽、江苏、湖北、河南宣布为早稻千斤省。四川、河南。安徽、甘肃四省人均粮食产量，宣布超过千斤。随后就放钢铁卫星。日产生铁，先是河南鲁山1000 吨，禹县4000吨，接着是广西鹿寨20万吨，广东87 万吨，后来河南产钢三天300 万吨。

    河北徐水县3 个月苦战，基本消灭了水旱两灾。河南半年实现了水利化。

    有的地方40 天实现绿化，实现“四无”（无麻雀、老鼠、苍蝇、蚊子）。凡事都“化”：“车子化”、“滚珠轴承化”。“绳索牵引（耕地）化”、“机械化”……

    凡事“全民大办”：全民办钢、办电、办铝、办煤窑、办铁路、办教育、办大学、办哲学、办文艺、办体育，直到全民写诗，人人当作家。建成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就说成是我国已跨进了原子能时代。总之，一切大跃进，比学赶帮超。

    当然，三面红旗是由急于求成的思想而来的。急于求成是为了迅速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态。穷则思变，所谓一穷二白正是大跃进的动力。中国百年落后总是挨打，“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在笼罩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人家看不起我们，主要是由于我们钢铁、机械、粮食少了”，这种种因素，都驱使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谋求尽快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同时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年此种雄心壮志和满腔热情，确实感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

    新中国成立前的28 年，在中国这样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东方农民大国，毛泽东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确实难而又难，尤其是要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作斗争，最为不易；其实践和理论的正确，举世公认。在这漫长的28 年中，历经无数艰难曲折，可以说，毛泽东从不

    轻敌，始终是兢兢业业，谦虚谨慎的。如在军事上，从不言决战，直到辽沈战役之后，才准备与敌人决战。当然，这也同头顶三座大山，内外敌人强大，还有共产国际与斯大林的干预这些巨大的客观因素制约有关。这28年，毛泽东确实成为全党的表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精神。

    开国之后，内外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抗美援朝胜利，证明美帝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斯大林盖子被揭开；三年经济好转，建设顺利进行；一连串的胜利，尤其三大改造3 年完成，似乎客观上失去任何制约。于是，一切困难逐渐不在话下。加之，党与个人的威信空前提高，人人由衷地高唱《东方红》。这种种主客观形势的变化，使得毛泽东开始不谦虚谨慎了，个人的独断专行日渐发展起来。一穷二白不认为是困难，反而认为“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革命中经历过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现在建设时期可以重现了；搞经济应当“势如破竹”，“高屋建瓴”，“一气呵成为好”。这样，片面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以为只要“政治挂帅”，就可以无视经济工作本身内在的规律。于是，随意搬用革命战争时期的各种经验，乃至将阶级斗争的方法，如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也应用于经济建设。“六亿神州尽舜尧”，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凡是人类能够做的事，我们都能做，或者很快就能够做，没有什么事我们不能够做到。

    希望革命（和建设）迅速取得胜利这种急性病，井不是从毛泽东开的头。

    马克思和思格斯的著作中就反映过这种情绪：似乎欧洲的革命危机已经迫在眉睫。列宁更是论证了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它的最后阶段；曾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德国和匈牙利等地出现的一些革命行动，看做全欧洲革命的开端。在苏联国内战争开始时推行的军事共产主义，就包含有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因素。这种“过渡”方式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后，才不得不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列宁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总结了这个教训：“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

    “我们现在正用‘新经济政策’来改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大厦而不犯这些错误。”这说明，列宁确实有过直接过渡的意愿，而且列宁也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多么遥远的事情。他在1920 年讲的《青年团的任务》中排了这样一个时间表：“现在已经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希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身建设这个社会。”据列宁的设想：“再过一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

    主义社会里。“

    斯大林1936 年就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社会。1939 年宣布，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1952年又宣布，苏联已处于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隔得远了。外部的直接刺激是赫鲁晓夫。

    1957 年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 周年庆典。在这以前不久，苏联成功地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人宇宙空间的轨道上，开始了人类的太空时代。

    《人民日报》曾称赞此事：“几十天中间，把整个世界形势的面貌改变了。”

    在庆典活动期间，赫鲁晓夫提出了15 年赶上和超过美国的口号。既然第一号社会主义国家要在15 年内赶超第一号资本主义国家，那么，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义务，第二号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在15 年内赶超第二号资本主义国家。于是毛泽东提出15 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不但要同资本主义国家比，而且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似乎也可以比一比。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就说出过这个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苏联走过的弯路避开，比苏联搞的速度更要快一点，比苏联的质量更要好一点？应当争取这个可能。”后来就更异想天开，说是进入共产主义我们不抢先，进入了也不宣布为好。

    希望国家的建设事业更快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样一种良好的愿望本来无可非议，只会受到人们的赞许。而且在一定限度内事在人为，只要组织得好，避免失误，再加上机遇，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是可以比较快一些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积极探索怎样把速度适当提高的办法。

    可是，速度的快慢，只能在有限的幅度内摆动，归根到底，它不能不受到原有基础、资源、技术。人的素质等条件，以及经济活动自身规律的制约。

    当年毛泽东完全不顾主客观条件，只凭良好的愿望，把人的能动作用无限夸大，结果只能事与愿违了。

    作为大跃进的组织形式是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晚年，他曾批判所谓的“唯生产力论”，公社则可以看做是鼓吹“唯生产关系论”的。他对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可以说是锲而不舍地执著。公社虽然是在很短时间里突然出现的，但是它在毛泽东的思想里却是蕴蓄已久的。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一文中，我曾说过，“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早年所受的芜杂的思想影响，终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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