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来的人，因没有参加过两次郑州会议，不大知道纠“左”和开五级干部会等情况，不免对缺点谈得多一点，关心的也还主要是钢铁等指标落实，以及1959 年和1960 年计划的安排，也关心二五计划怎么办。

    7 月12 日到22 日，周恩来四次找国务院各部开会，讨论形势与任务；李富春、李先念都参加过，刘少奇也参加过一两次。我的记录本上，记有12 日周恩来的长篇讲话，谈形势，摆问题，算细账。他认为去年是新的革命，当然问题不少，突破了旧的平衡，要解决新的平衡。北戴河会议到现在将近一年，应如何将认识与措施过程缩短。他说，这次在庐山比以前认识多了一些。如财政有赤字，是否即通货膨胀？物价只少数有变化。过去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要略有节余。去年全冲乱了。主要是货币与财政不一致，银行多发行了。他将工业、农业、商业分头算了细账，单生铁，国家即补贴25 亿元。商业透支了50 亿，用于赊销和工农业预付。今年上半年银行支出中，工业有30 亿不正常。摊子铺大了，一机部等生产任务多变动，品种不齐，不能配套，质量下降，次铁退货等。冶金部今年24 亿投资，上半年已用去19 亿。他认为继续跃进，过分紧张，综合平衡工作没有做好，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国家一定要把账算清楚。要收权，去年四权分给省市，要收到中央与省市两级，上下纳人计划。要归口管理，不能一个人四个口袋，流动资金不能当基建使用。最后说，要号召增产节约，解决商品与货币比例的正常化。大家采取积极态度，不要隐讳问题，也不要埋怨和推民这天李富春讲了两个问题：（1）继续鼓干劲，采取积极措施。政治、经济、技术要三结合，现在确有指标越落实越低的情况，否则今年钢产1200万吨也不能完成。（2）工业如何过日子。要真正建立经济核算制；质量定要提高，关键是钢与铁，“两小”的质量问题。去年和今年，铁是补贴60亿的问题（去年1100 万吨40 亿、今年900 万吨20 亿）。此外，还要清理半成品，新招工人力争退回800 万。

    刘少奇插话：错误是大家犯的。基建今明两年统一安排，更为主动。

    李先念发言：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农业还鼓点劲。流动资金大体已堵住。问题是不该上的项目要舍得下马。膝县官桥煤矿，花了3600 万，18万人上阵，没有挖到煤。提高劳动生产率与降低成本两件事，要叫得响一些，造成一股空气。全面大算账，要分期还，要逼点债，公社的积累应大部用于还债。下半年资金很紧张。

    17 日和18 日小组会，传达了16 日刘少奇和周恩来的讲话。这可能是他们16 日在组长会上的发言。这天印发彭德怀的信，大概会议谈到“得不偿失”的问题。从《简报》反映，大家认为刘少奇讲的“成绩讲够，缺点讲透，鼓足干劲”，可以解决问题。只有把成绩讲够了，才能把缺点讲透。

    “气压下降”的情况，值得引起注意，否则，1300 万吨完不成。许多人认为，大炼钢铁，也是“失少得多”。认为周恩来算的一笔账，很有说服力：虽然补贴了40 亿，但是“取得了经验，争取了时间”。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钢铁生产的设备能力，而且大大缩短了投人生产的时间。小士群为小洋群作了准备，小高炉为大高炉作了准备。“两小”充分利用了分散的煤铁资源。钢铁账要算。但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既要算现在的盈亏账，也要算将来的盈亏账。只能两条腿走路，不能一条腿走路。很显然，这时大家都认为应维护大跃进和总路线所取得的“伟大成绩”。

    我的记录本上，7 月17 日，记了李富春的这样几句话：关于铁的问题，是否得不偿失？算投资、时间、布点三笔账，虽然生铁补贴了40 亿—50亿，但争取了时间，全国钢铁因此展开了布局。总的得多于失。这显然是在为得失之争，为全民炼钢作辩护。这是当时一般人的认识，也可说是一种情绪。不少人对1300 万吨还认为是泄了气。富春说：今年1300 万吨是否机会主义？要鼓足干劲才能完成。

    还有刘少奇这样几句话：吃苦头有的要吃两三次，没吃过的总要吃过才行。虚报浮夸已制止否？全民力量到底有多大，去年检阅了一下。

    国家计委草拟的《对于1960 年发展国民经济的方什任务和速度的初步意见》，是7 月16 日印发的。这两段话很可能是7 月16 日下午，他们在周思来主持的一次会议上谈的，组长在小组会上作的传达。总之，是自己觉得应当记下的重要意见。李富春是计委主任，这番话自有代表性。当时大家对他的意见比较多，计委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刘少奇实际是主张反“左”

    的，在会议的发言中没有明讲，但从许多言外之意看得出来。后来听说，他找胡乔木长谈过反“左”的问题，同武昌会议时陈云不同意公布7500 亿斤一样，胡乔木不敢及时去反映。后来还听说过，八中全会的《决议》草拟过程中，刘少奇想加一段同时也要注意反“左”的话，也没能实现。

    这时《议定记录》草稿已经付诸讨论，彭德怀的信刚发出。

    7 月16 日上午，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了两封信。第一封是要求当天立即排出一个新表，从第二天起照新表办事。所谓“新表”

    即开会的六个组不按地区分，将人员打乱重新组合，只是组长依旧。信中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第二封是要求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及若干位部长和三委（计委、经委、建委）副主任上山，参加最后一个星期的会议。信中还问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来则不要来。根据这两封信，这天下午，周恩来主持一个15人的会议，有中央和各大区负责人参加，讨论今后会议如何进行。

    从这两封信主要看到两点：一是彭德怀的信已印发，同彭德怀历史上关系密切的人应来参加（如安子文是七大前华北座谈会批彭德怀的重要当事人）；二是准备通过《议定记录》，一周内结束会议。

    这个时候还发生过周惠闲话事件。在小组会上周惠发言，对1958 年砸锅炼铁、拆房并居，批评者多，讲到激动处，冒出一句：“依我看，去年各省第一书记，应当各打五十大板”。这话会下聊天时也说过。在饭桌上，周惠对广西的刘建勋说过这样的话：“你们当第一书记的，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周惠与刘建勋私交甚深，因而话说得很直：“你们广西搞‘两小无猜’，炼钢放卫星，《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还套了红，第一名，发文章祝贺。

    过一两天你又发电报，向中央说是假的，空的。反正报纸也登了，没法改了，你是又出了名，又落个讲老实话，做老实人，你这不是滑头吗？“周惠还对刘建勋说，1958 年无非三种人，第一种是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老老实实讲了假话；第二种是滑头，看风使舵讲了假话；第三种最坏，明知是假的还成心说谎。说这个话时，碰巧王任重进来，刘建勋又对王重复了一遍周惠的三种人的说法。这话传出去了，引起轩然大波。到7 月20 日，周恩来不得不为此事专门开一次会，批评了周惠。

    如果要说得形象一些，当时庐山会议的形势，正是密云不雨，气压很低；或者如每天常见的窗外景观：云雾缭绕，不识庐山真面目。

    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7 月17 日下午5 点到夜10 点，毛泽东又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我五个人去谈话。其中四人是《议定记录》的起草人。胡乔木与田家英不消说，在毛泽东身边已十多年，其他三人，应当说，当时也是很受毛泽东信任的或看重的。这次谈话，还是毛泽东谈得多，也谈得很融洽，最初大家还议论了他的《返韶山》、《登庐山》那两首诗。一起吃晚饭，喝茅台，还敬了酒。下面是毛泽东谈话的要点，按记录本上一条条记的（括号中的话是笔者加的）：

    关于总路线，真有70%拥护就不得了。真正骨干有30%也不得了了。大部分人是随大流的。

    昨天晚上我谈了（指组长会上）：现在的情况，实质是反冒进，我是反冒进的头子。要有几个右派朋友。（这里讲的右派，很可能是虚的即打引号的，但也可能是实的即不打引号的。近30 年之后，写到这里，我也无法肯定是虚是实，请读者和史家来研究。据笔者回忆，当时的意思是虚指的，也许毛泽东本人当时也确定不了。当然，按照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本身来确定这种含混不清的说法，也无不可。）我是机会主义的头子。我要找唱反调的人通讯。计委这次来了反对派的人（指贾拓夫、韩哲一。宋平），正面有富春一个人就够了。只让签字不行，还得了解情况和问题。工业系统是独立王国，谁也进不去。我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孙悟空偷桃子，只有这个办法，开庐山会议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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