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方面我还没有划清界线。

    3.说我骄气很重，态度傲慢、狂妄，目空一切，有对抗情绪，怨气很大。

    自以为颇有先见之明，但没有被重视，被接受。还有人说我有宗派情绪，什么插红旗的省指湖北问题多，插白旗的省实际上是指湖南问题倒少。

    4.说我的检查总纠缠在一些具体的枝节的问题上，对思想、活动躲躲闪闪、含含糊糊、零打碎敲，态度不老实，不诚恳。还说我听了毛泽东的两次讲话，毛又找我们谈了3 次，我又列席了两次常委会，小组对我又花了很多时间，可以说是苦口婆心，仁至义尽了，应该放下架子，老老实实把思想活动和盘托出，站在党的立场，划清界线，彻底检查交代。

    8 月6 日上午继续开小组会。首先是我发言，回答前天会上对我的意见和批评。我说：上庐山以后，前一个阶段在中南小组，与周小舟、周惠有些接触。上次会上已谈了一些情况。红旗、白旗，是从他们那里听到的，他们告诉我，是谭震林在广州一次会上给湖南插的白旗。

    刚说到这里，就被人打断了，说：你今天第一句话精神就不对。不是因为同在一个小组里，你才和小舟、周惠有接触。

    有人接着问：庐山会议的前一段，你经常与周小舟同志来往，并放出庐山会议有压力的空气。究竟你们都讲了些什么？当中彭德怀同志曾与周小舟两次谈话，他们讲了些什么？黄克诚同志头一天上山，第二天清早你们就在黄那里聚会，又讲了些什么？毛泽东同志讲话以后，你们感到很紧张，当天晚上又在黄克诚那里聚会，这两次彭德怀都参加的，都讲了些什么？

    要交代清楚。

    我接着交代：关于湖南的情况。现在记得起的，他们谈过这样一些事情：去年高指标，湖南钢铁高潮是由对粮食估计比较乐观引起来的。食堂的原则是积极办好，自愿参加。谭震林曾倾向于自愿参加，小舟也是这样的意见，周惠则有不同意见。中央关于自留地的指示，省委稍有不同意见，与中央通了电话冲央同意湖南根据实际情况去办。对粮食分到户，他们在做法上也有不同意见。湖南的粮食分到生产队、食堂，只是指标分到户，粮食并不分到户。对会议有压力，我们几个谈得比较多。周惠同刘建勋等人一起开玩笑，后来传成省委第一书记有三种人……

    接着有人问，是哪三种人？我说：一种是老老实实讲假话，一种是对情况不了解，一种是讲了假话。周惠对刘建勋开玩笑说，去年广西放卫星，一天生产20 万吨生铁，登了《人民日报》，第二天又给中央打电报作检讨，名利双收。我听到王任重同志在小组会上检讨，过去老老实实说了假话。

    以后三个小组都责问周惠。

    于是有几位同志连续向我质问：照你刚才说的话，你听了周惠说的就相信了。现在要划清界线，不要这样解释了，要和盘托出。

    谭震林、曾希圣为这事在恩来同志那里拍了桌于，追问三类什么人。后来就改称为三部分人。

    这话不是开玩笑，这是事后的话。你又不在场，怎么能说是开玩笑呢。

    我说：我记得清的就是这些。当时感到这是开玩笑。后来周惠为此事受了批评，我错误地认为这就是压力。

    我过去与黄克诚同志在湖南一起工作，对黄的印象很好。前几年，有小事情，如为水电工地要旧汽车，去看过黄一两次，最近一两年没有去过。

    18 日早晨，恩来同志召开大会前，快9 点了，到黄那里，看到小舟、周惠在黄那里吃早饭。谈到浏阳有人给黄一封信，大概是反映这个县的干部作风问题。还说了一些湖南情况。快到开会的时间了，就住在黄对面的彭德怀夹着本子过来了。我又再次说到，黄对彭说，你的信有问题，不能这样讲，漏洞很多。彭德怀说，你如果早上山，我会找你商量的。

    23 日以前，我已将彭德怀意见书看了两遍，感到只是在提法上，如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等处，有些疑问。这在当时也和别的同志谈过。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并不完全是支持。记不清哪一天，到小舟、周惠那里，在座还有王任重同志，谈起彭的信，大家表示了一些同意的看法。我说了一句“彭总伟大”，别人不敢写这样的信，信很尖锐，对引起讨论有好处。当时还谈到了会议的缺点等等。

    毛泽东同志于11 日找小舟、周惠和我去谈话，17 日找小舟。乔木、田家英和我去谈话。毛泽东同志是知道我们脑子里有问题的，气味不对，鼓励我们有问题就讲出来。毛泽东同志还从《三国演义》谈到密植，要求不要太密。总路线，如果有30%坚决执行的积极分子，大部分随大流，也不会有问题。第二次谈话时，田家英比较长时间地谈了他在四川一个公社工作两个月的情况，谈到毛泽东同志关于产量要落实的一封信，他所在的公社传达了，周围的公社却没有传达。有一个四川有名的劳动模范反映，去年产量有虚假。我听了这些情况，总认为有浮夸风的问题，这对我第一次错误发言是有影响的。听了毛泽东同志23 日针对彭德怀的信的讲话，我感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我到小舟那里去，谈到讲话，小舟说：问题是否要提得这样严重呢。周惠也谈到与小舟在工作中有争论，小舟保守一些。刘澜波也对我说过他们同组别人的反映：小舟的发言关于彭信的说法不对。

    这时我的思想也还是模糊的，因为我也偏到彭信的一边去过。不过，我想，既然毛泽东同志讲话了，当然问题是有这样严重的。

    有人插话：对小舟的这种态度，你怎样表示的？

    我接着说：小舟感到有些紧张，想找黄克诚谈一谈，就给黄打了个电话：可不可以来？李锐、周惠都去，好不好？这已经是9 点多钟，比较晚了。

    大家去了之后，小舟谈了心情，一下转不过弯，还有抵触情绪。周惠好一些。我没有表示什么抵触，就是思想很混乱。黄克诚对我们说，不必紧张，彭的信是有问题，你们发言有错误，要检讨。后来又扯到湖南粮食问题，去年钢铁指标高，湖南是粮食引起来的。黄克诚在西北小组发言，我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内容……

    有人问：周小舟、李锐两人都说到钢铁指标高是由粮食引起来的，黄克诚的发言也是如此，以前你们是否谈过？

    我说：我曾错误认为，1959 年原来的钢铁高指标是华东600 万吨带头的。过去好像感觉大家觉得粮食无后顾之忧……

    有人问：谈到比较紧张，怎么一下子又转到了粮食问题？我答：记不清楚了。又有人说：一提紧张，又说到粮食问题了。

    我接着说：两次到黄处，记不得哪一次，黄克诚还谈过，北戴河会议时，他同柯庆施、王任重、小舟谈过公社问题，说公社暂时挂个牌子好了。

    又有两位同志插话：粮食也讲了，公社为什么不讲？

    我接着说：我们要走时，彭德怀进来了，黄的房子较小，只两张沙发，两张椅子，我们都站起了。彭谈到当天散会时他同毛泽东同志谈话的经过，说信是写给毛泽东同志看的，不是要印发的。我们三个不想再坐下去，就走了。因为不是住在一处，走出门口我们就分了路。一出门小舟就遇见了罗瑞卿。28 日我在小组会上作了检查，说我是迷失了方向，偏到中间派的右边来了。认为彭的信只是对总路线的怀疑，动摇，还没有朝反中央、反毛泽东同志这方面去想。同志们对我的检查不满意。30 日一早，毛泽东同志找黄克诚、小舟、周惠和我谈话。主要是问黄克诚一军团、三军团的事，黄与彭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单刀直人，问是否父子关系？黄谈了自己在三军团的历史，反对过立三路线，被斗争过、撤职过。与彭的关系，批评过彭，与彭的意见并不都一致。又说了第二次王明路线时他的情况。又说了在北京工作中，也与彭不完全一致，但两人感情是好的。毛泽东同志批评了政治与感情可以不统一的说法，指出这样说是不对的，说人的意志、思想、感情应该是一致的。毛泽东同志还提到“湖南集团”，我们四个听了感到很紧张。黄解释说，过去是同事关系。毛泽东同志又谈了交心问题，对小舟的意见多一点，说他格格不人。对我的批评是发言的气味不好。我谈了一下自己思想情况，开会前一阶段同小舟、周惠谈缺点多一点。谈话以后，为“湖南集团”问题，我心情很紧张，一夜未睡，向毛泽东同志写了

    一信，交代这件事。信中检讨：这一年多来，挂名秘书，参加中央多次会议，毛泽东同志找我谈话多次，对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应当有更多的体会。但到庐山以后，同情彭德怀的信，小组发言的精神不对头，乱讲一些话，严重右倾，严重自由主义。内心很痛苦。“湖南集团”的事情……

    有人插话：是“湖南派”。

    我接着说：“湖南集团”的事情，我交代同几个人的关系。同彭德怀的接触，只是去年去广州开会面谈过一次。同黄克诚的关系，在湖南一起工作，尊重他，信赖他，同他谈过两次心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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