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反对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就不能够充分发扬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首创精神，就不能够高速度地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实质正是这样，彭德怀同志的反党活动，是在灭亡中的资产阶级向我们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事业进行的一种绝望的进攻。

    陈伯达说，在民主革命时期彭德怀同志同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分歧是如何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方法上的分歧，但是还有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点。

    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问题已经不是革命方法上的分歧，而是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以后，是还要不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分歧。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坚定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而相反，彭德怀却在实际上要使资本主义复辟。

    陈伯达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当年第22 期上，12 月13 日，中央

    又将此文印发给各级党委。

    胡乔木的文章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只是在党内传布。庐山下来后，我已看不到任何党内文件，这篇文章是1997 年才看到的，得以在本书第3 版时补入。从文中可以证实一件事，即庐山通过“彭德怀反党集团”决议时，这个集团当时的成员除彭、黄、张、周外，还有李锐这个人。胡这篇长文，更全面地维护了毛泽东和三面红旗的历史地位。从文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有关“左倾”和右倾的这种看法：“‘左倾’分子还是忠于革命的，而右倾分子却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影响反映在党内的结果，他们是害怕革命、不要革命特别是不要社会主义革命的。”

    庐山会议散了，接着的事情是北京开军委扩大会议深人批判彭德怀和黄克诚；外交部揭批张闻天反党集团；湖南省委揭批周小舟反党集团。我虽然只够资格当一名追随者，水电部还是先后花了几个月时间，揭批了“李锐反党集团”，直到1960年2 月才最后结束。随着我下放北大荒劳动锻炼，走上此生中最艰难的20 年历程。

    我的关于庐山会议的回忆，也就到此为止。我个人以后的事情，有无必要再来回忆，很难说定，因为那只不过关系到个人的沉浮，而庐山会议则关系党和国家的沉浮。我写出这篇实录，完全是为了让后人知道有这一段史实：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结束语——庐山会议的教训如前所述，在庐山召开的历时46 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之后，于1959 年8 月17 日宣布结束。我的关于会议的回忆也已经结束；下面要说的是我对庐山会议的总的看法。30 年之后作的回顾，也许可以说是比较接近“盖棺论定”了吧。

    在这场惊心动魄、关系党和国家历史命运的党内大斗争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敢于凛然直言的彭德怀，作了深刻剖析的张闻天，提出中肯批评的黄克诚、周小舟，被定性为“彭。黄、张凋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随之，全党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并根据庐山会议“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全国继续实行经济上的持续跃进。庐山会议的结局，不但没有达到纠“左”的预定目的，反而使“左倾”狂热如火上加油，愈益炽烈。庐山会议给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了难以估量的后果，从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向党内、向中央领导层发展，终于不可避免地导致10 年“文革”灾难的到来。

    上面就我的记录本和当年保存下来的有关资料，将庐山会议的实况作了一个比较详细的叙述。特别是将毛泽东的几次讲话。谈话要点，以及两次常委会批彭德怀情况，尽可能如实录下。这样就便于了解会议和毛泽东晚年思想变化的过程。回头看这段史实，似可归纳为这样几点：第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晚年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实践。在运动中，毛泽东曾多次谈到自己的社会理想。他认为乡社合一，就是将来共产主义的雏形；工农商学兵，公社什么都要管。

    当时不仅是毛泽东，包括中央和地方的主要领导人，大都自豪地描述过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总之，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为了实现这样美妙的前景，还在理论上提出过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八级工资制和家庭私有经济等观点。毛泽东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视为是一场几亿人的伟大革命运动，在实践中谋求一步到位，运用战

    争年代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大搞“人海战术”，“拔白旗、插红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依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来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等口号，成为一时风尚。毛泽东认为中国一穷二白是极大的好事（而不言经济文化条件太差，起点太低是最根本的困难），穷则思变，这是革命的天然基础；认为中国的农民比西方的工人先进，他们之中蕴藏着一股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然而，这个大运动仅仅沸腾了半年，问题便接跨而来：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失调，工业生产全面紧张，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泛滥成灾，农村生产力和社会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现实和理想发生了明显的冲突，迫使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不能不有所冷静，寻找解决问题的对策。庐山会议前的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上海会议，这半年中的主题就是纠“左”，整顿公社的所有制，对群众退赔，修改一些过高的指标等，以便解决继续跃进的问题。

    尽管经过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没有按照原来的设想发展下去，可是这一社会平均、公正和平等的思想，始终是毛泽东所执着追求的。

    “文革”之初发出的“五七指示”，曾作为“建设新世界的五七道路”；全国都要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都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以此达到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差别的理想社会。

    第二，当时纠“左”，神仙会阶段提出的18 个问题，并不意味全党上下已清醒地认识了产生“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毛泽东并未放弃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他将运动中的成绩和错误做了惯用的形象比喻：九个指头同一个指头的关系（这也是当时大家普遍接受的比喻）。他一直把大跃进、人民公社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容许怀疑和反对；至于运动中有偏差和问题，则认为不必大惊小怪，是前进中的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不断纠正就是了。如认为公社已整顿得差不多（还要保留公共食堂），工业只须再调整一下指标之类，而最关紧要的是，劲可鼓而不可泄，“三面红旗”决不允许怀疑，这样，形势就会很快好转起来。毛泽东的认识是党内大多数高级干部的共同认识。当时，有谁不愿意尽快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呢？有谁不向往“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呢？当然，也有部分同志在严峻的事实面前比较冷静，对党内普遍滋长的“左”倾思想忧心仲忡，因此，对纠“左”的认识程度比一般人深刻一些，这就是“彭黄张周及其追随者”，以及后来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一大批人。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上书言事，对总路线和大

    跃进还是肯定的。他的不同意见，主要是将错误出现的原因，归结为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问题，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背离了“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应该从指导思想上纠正“左”的东西。彭德怀尤其张闻天对“左”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的认识，比毛泽东深化了一层，就被认定为怀疑“三面红旗”，当然不能容忍。毛泽东当时说得明白：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这三件事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因此，庐山会议也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嚆矢。

    第三，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

    毛泽东发动了对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批判，并对这场错误批判进行了理论概括：“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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