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从青少年时期就投身推翻封建统治的一些老革命家，他们的革命意识中也难免受传统伦理思想的束缚。更何况那些别有用心的人。1958 年3 月成都会议上，当时华东协作区负责人兼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正确的个人崇拜”，自然得到党内高级干部的赞同，可以说，当时都以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为荣。7 月23 日，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判发言中，讲到“始作俑者”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情，深感彭德怀上书言事伤害了毛主席。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时，这样说道：主席在时，你尚且如此；若主席不在了，谁还管得住你。这种党内以个人是非为是非，不提倡独立思考，讲义气而不讲真理，大家确是安之若素的。因此，在全会闭幕后的第二天，刘少奇又向全体与会者专门讲了对革命群众运动的态度和个人崇拜的问题，说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党内也有人学赫鲁晓夫，搞反对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从而批评了彭德怀，认为这实际上是对于党、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力。

    “神仙会”阶段，尽管对“左倾”错误认识的深度不同，但当时头脑清醒的人包括大区负责人，应当说是占多数的。不仅彭德怀、张闻天、周小

    舟等是如此，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也都发了言，表了态。直到7 月23 日前，周恩来一直召集国务院各部负责人和地方负责人开会，算细账，抓调整。除开毛泽东立意要反彭德怀的右倾，剪除这一“历史隐患”之外，以柯庆施、康生为首的一些人，都触动不得，一触即跳：他们决不服输，过于护短，过于保护自己；他们还到毛泽东面前进谗言，加油添醋，渲染上纲，说“人都被彭德怀拉过去了”。这也就促成毛泽东的主观武断，以为彭德怀这回要“挂帅反毛”，是“魏延反骨”作怪了。林彪上山之后，虽讲话次数不多，也没有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张牙舞爪，但他三言两语，起了批彭定调的作用。庐山会议后，林彪当上了国防部长。之后，就进一步推动个人崇拜的发展，终于使这个野心家在“文革”期间有大肆活动的机会。

    无情的历史说明：没有监督、制衡的民主机制，个人迷信、个人崇拜的后果，是一旦领袖犯了错误，就必然导致全党跟着犯错误，造成长期的全局性的错误。

    第六，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当年比给政治生活蒙受的危害更为直接。在“反右倾、鼓干劲”精神鼓动下，各地不顾大跃进运动已经产生的严重比例失调和农业出现的危机，仍盲目坚持继续跃进，使国民经济日益紧张，造成严重的饥荒。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大倒退。根据后来的统计，1959 年，全国农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13.6%，粮食实际产量只有3400 亿斤，比上年减产600 亿斤，仅为最后调整计划的62%.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重工业继续追求高指标。1959年，重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48%以上。钢产量达1387 万吨，比上年增长73.4O；生铁达到 2191 万吨，增长60%.原煤、机床、发电量等也大幅度增加。1959 年，在工农业总产值中，重工业的比重由上年的35.2%，提高到43 石%；与此相反，农业的比重由34.3%降到25.1%.基本建设战线进一步拉长。1959 年全国基建投资在上年急剧膨胀的基础上，又增加了81 亿元，增长30%，总投资规模达到350 亿元。由于基本建设战线长，投资效果差，新增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只有69.2%，比投资效果已经相当差的1958 年还低5.6%，积累率异常膨胀，由上年的33.9%，猛增到43.8%，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积累额增加致使消费额比上年减少了22 亿元。人民生活水平明显下降。1959 年，粮食总产量比上年减少15%，而粮食征购量却比上年增加14.7%，农民口粮大幅度减少。全年人均消费水平由上年的83元降到65 元，下降了22%. 1959 年底，国民经济已经步人严重困境，可是，陷入“左倾”冒进狂热的人们，看不到也不愿意承认严峻的现实。1960 年1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仍然估计，当年将是一个比上年更好的大跃进。计划完成钢产量1840 万吨，

    并提出了8 年完成农村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设想。

    国家计委编制的1960 年计划，仍然以大跃进为基本指导思想，提出继续进行“反右倾斗争”，争取国民经济的不断跃进。然而，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和客观经济规律，企图用主观意志推动生产力高速度发展的急于求成的“左”

    的指导方针，只能导致更为惨重的失败。1960 年，农业继续减产，总产值比大幅度下降的1959 年又下降了12.6%，主要农产品都比上年大幅度减产。

    其中粮食减产530 亿斤，棉花减产1292 万担，油料减产 52.7%，生猪头数减少32%.轻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了9.8%，在棉布、棉纱、食糖、卷烟等主要轻工业生产严重萎缩的情况下，重工业总产值却比上年增长了25.9%.许多重工业产品产量，都比上年大量增加，其中钢产量达到1866万吨，比上年增加479 万吨。基本建设战线继续拉长，积累率一直维持很高的水平。1960 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到388.7 亿元，比上年增加了39 亿元。基建投资在国民收人中的比重达31%，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一年。国民经济各部门正常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国家财政出现赤字81.8 亿元，货币发行过多；商品零售价格上涨，市场供应十分紧张，人民生活日益困难。从1960 年第二季度开始，许多大城市粮食库存挖空，各地普遍缺粮缺布，全国被迫压低口粮标准，实行“低标准”、“瓜菜代”，减少民用棉花的供应定量。主要商品都实行凭票凭证限量供应。全民营养不良，体质下降，造成成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1959 年，全国人口增加1113 万，净增率为10.19‰；1960 年，人口减少1100 万，净增率为-45.7‰；1961 年，继续减少348 万，净增率为-3.78‰。

    由于庐山会议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不仅直接造成1959 年至1961 年连续三年严重的经济困难，更为严重的是，如前所述，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与实践的错误发展，终于导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内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庐山会议是全党和整个民族的历史悲剧。值得庆幸的是，具有生命力的政党和民族是决不忌讳自己前进中经历过的挫折和犯过的错误的。失败是成功之母。正视失败，才能从失败中得到启发，才能吸取教益，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庐山会议的是非功过作出公正的结论，从而走上拨乱反正的大道。历史证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党，是经得起重大挫折和重大失败的；一切沉重的历史包袱，我们已经和正在卸去，我们会更轻装前进的。

    附录一：读《彭德怀自述》一口气读完《彭德怀自述》（以下简称《自述》，思绪万千，感慨无穷。

    历史何等公正，人民何等幸运，十年动乱之后，终于能读到这样一本惊心动魄、震古烁今的《自述》。

    1966 年12 月，彭老总从成都被撤到北京批斗游街，毒打致残，此后又被囚于暗室，专案审查，直到1974 年11月29 日去世。去世前已瘫痪，他对最后被允许看望他的侄女说：“这怎么办？这怎么办？我瘫了，可我的案子还没有搞清楚呀！”

    《自述》是“犯人”的交代材料，作为对“专案审查”者的提问的回答：“不准表功，只准老老实实交代。”这些多年反复交代的材料是为了弄清所谓“案子”而问而写的。可是我们现在读到的却是一部中国红军建军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30 年革命战争史；又是一个旧军队的士兵，如何毕生征战，终于成长为几百万革命部队统帅的历史；一个农民的儿子，怎样立志救贫，秘密结社，勤奋自学，终于变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历史；总之，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人的历史。

    彭老总一生的经历和成就，主要是领导打仗，《自述》写的也主要是军事斗争。他的对手最早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军阀，后来是日本的将军，最后是美国的上将。枪林弹雨，出生人死，何止身经百战。他起义参加红军前，从士兵到当班、排、连、营。团长，打了12 年仗。他是红军当年最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家之一（还是红军中第一个会打大炮的炮手）c 他一生打败仗不多，战场上犯的重大错误也寥寥无几；读完“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两章，使人更加感到这是中外古今战争史上少有的统帅。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联军总司令克拉克曾对他的僚属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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