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的不少考题，摆脱了科举考试的八股陋习而注重实际应用。如浙江省大修海塘，他就以《海塘得失策》为题。取得一等成绩的考生，立即授予官职，这样就选拔了许多实用的人才。由于江南一带人才荟萃，读书应试的人很多，乾隆下令给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官办学府增加名额。六次南巡，大约增加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生员名额5664名。也就是说，乾隆皇帝每次南巡增录的生员，相当于每三年一次录取的名额的四分之一左右。试题均由乾隆皇帝亲自出。第一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多了一些。通过这六次的考试，清政府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能臣，有的成为学界泰斗，有的成为诗文书画大家。先以第一次取中的8位士子来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特优，著作等身，撰写了《二十二史考异》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有清一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谢墉，浙江一等第一名，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以后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取中的士子，也是人才济济。像孙士毅，历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云南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大学士。王昶，历任鸿胪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有些人还是重要人物，对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仅据初步统计，名列《四库全书》馆任事官员的便有十六七位，他们是副总裁沈初，总阅官谢墉，总纂官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冯应榴，武英殿提调官韦谦恒，总目协勘官程晋芳，纂修官、分校官金榜、王念孙、张培、鲍之钟、沈叔埏、杨揆、赵怀玉等。

第三，阅兵也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的重要活动之一。满族历来有重视骑射，崇尚勇武的传统，历代帝王也都熟练掌握骑马射箭的技能。乾隆皇帝历次南巡，都在杭州、南京等地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乾隆皇帝本想通过阅兵，训练士兵，扭转颓败的风气，并向江南人民显示大清朝的力量。但没想到，阅兵反而闹了许多笑话。乾隆皇帝最后一次南巡阅兵是在杭州，嘉庆皇帝后来回忆那次阅兵时的情形说：“射箭箭虚发，骑马人坠地。”一时传为笑谈。

但是，我们也知道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排场，正如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中告诉你的那样：银子花得就像淌海水似的。乾隆皇帝个性张扬，凡事皆好大喜功，南巡也讲求声势排场，奢侈靡费。每次在南巡的前一年，就开始进行周密的准备，指定亲王一人任总理行营事务大臣，负责勘查路线、修桥铺路、葺治名胜、兴建行宫等事宜。

以道路而言，乾隆皇帝要经过的道路称为御道，极为讲究，要求帮宽三尺，中心正路宽一丈六尺，两旁马路各七尺，路面坚实、平整，笔直；凡是石桥石板，都要用黄土铺垫；经过之前，还要用清水泼街，以免扬尘。据说，由于御道要求笔直，不得随意弯曲，结果，许多百姓的房屋被拆毁，坟墓被挖掘，良田遭毁坏。

等到出行时，乾隆皇帝带上皇后嫔妃、王公大臣、章京侍卫、扈从兵丁，一行多达2500余人，兴师动众，前呼后拥，浩浩荡荡。陆路用马五六千匹，大车400余辆，征调夫役不计其数；水路用船1000多只，首尾衔接，旌旗招展，声势显赫。沿途还兴建行宫30多处，每处都装饰一新，陈设珍奇古玩。乾隆皇帝尤为喜欢万民夹道欢迎的景象，因而明确规定，凡御驾经过的地方，30里内，地方官员都要穿戴朝服前往迎接。在此之前，朝廷还要派专门官员到各地教演迎送仪式。乾隆皇帝虽然也由内府负责南巡的花费，但他排场太大，开销也大，据统计，康熙皇帝六次“下江南”，“每处所费不过一二万金”；而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各项花费总数竟然高达2000万两。

正是因为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反对乾隆皇帝“下江南”的声音愈演愈烈。尤其是到了乾隆皇帝第六次“下江南”之前。

当然，此时的和珅是非常清楚乾隆皇帝的心思的。乾隆皇帝是极想出去走走看看，考察一下自己御宇这么多年来天下百姓的生活的，但是又怕被人冠以贪图享乐、挥霍无度的恶名。和珅便想出了一个主意为乾隆皇帝排忧解难。他向乾隆皇帝担保，说江南各地物产丰盛，官员和富商们久沐圣恩，早就一心图报。若乾隆皇帝南巡，一应费用，江南的官员和富商们都愿捐献，可以不必动用国库。这样一来，那些说乾隆皇帝享乐的人就无话可说了。乾隆皇帝听了大喜，他当即决定令和珅全权安排南巡事宜，御驾即刻启程。

和珅接到圣旨，向江南各地发出通知，言明皇上要巡视江南，各地官商要悉心准备，鼓励商人捐钱捐物，作为皇上南巡之需。虽然公文中没有强求的意思，可是，此事既是皇上南巡，又是和珅的主意，官员们若是还想坐稳自己的位子，谁敢怠慢，纷纷不惜国本大兴土木，就怕让皇上不满意。有的人还想趁这一机会讨好皇上，以谋得升迁。他们又怎会甘心掏自己的腰包呢？弄到最后，各种负担还是转嫁到了百姓头上，百姓们被迫出工、出钱，疏通运河，建造行宫，修葺龙舟，将江南装扮得一派亮丽，在这亮丽下面却不知有多少百姓的哀叹。

乾隆皇帝南巡开始的时候，他对一切都感到满意。他心中不禁感叹，大清国在自己的统治下实在是好不气派，比起圣祖康熙来也毫不逊色。

在和珅的精心安排下，乾隆皇帝几乎没动用国库一分一毫就顺利、满意地完成了南巡，还到曲阜祭拜了孔府、孔庙和孔林，向天下人表明他尊师重道的仁德。

乾隆皇帝将江南百姓的民脂民膏都当成了和珅的功劳，他还看到了和珅理财的天赋，任命和珅为户部尚书，把整个大清国的财政管理权都交到了和珅手中。

乾隆皇帝愈是明令节俭，深深揣摩透了他心思的和珅就愈发加紧催官员捐贡进献，这样一方面可以让人觉得乾隆皇帝清明仁政，另一方面又足以满足乾隆皇帝的虚荣奢侈。

但是，随后的乾隆皇帝也了解到，这许多花费，朝廷虽然不向民间征派，却交由商人承办。这些商人，多是两淮盐商。他们为讨好皇帝，不惜巨额花费，有的建造行宫，有的修桥铺路，有的购置珍奇宝玩，有的采买山珍海味，有的请来戏班，排演各种吉庆大戏。有的仅仅承办一次差务，就耗费白银10万两。商人大把花钱，乾隆皇帝乐得享受；乾隆皇帝赏赐官衔，商人得到实惠，变相卖官鬻爵，双方“皆大欢喜”。浮夸风愈演愈烈，造成国库空虚。南巡之外，乾隆皇帝还曾先后五次游幸五台山，四次东巡谒陵。至于热河避暑、木兰行围，更是每年的常例。乾隆皇帝可称为历史上最能游乐的皇帝。隋炀帝以游乐而致亡国，乾隆皇帝亦在连年欢庆“盛典”的一片颂声中，令清朝的国力日益虚耗了。

日后的乾隆皇帝对此也很了解，他在最后一次南巡后所写的御制《南巡记》里，既讲述了“西师”、“南巡”两件大事成功的原因，又明确指出，不具备君主之“无欲”、扈驾人员之“守法”、官员之“奉公”、民人之“瞻觐亲切”这四个条件，不可言南巡。过了十几年，他对南巡的劳民伤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军机章京吴熊光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唯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将来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无以对朕。”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乾隆皇帝以后的清代皇帝，再也没人仿效过。因为后来的清朝国库已经承担不起了。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留给人们的是一个“康乾盛世”的奢华美景，此后，大清王朝开始一步步地走向衰落。





为皇上服务，让皇上满意


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使之无人能敌之外，和珅还利用一切机会，做好一些乾隆皇帝临时差遣的兼职工作并尽量使之尽善尽美。他知道，这是自己博得乾隆皇帝垂青的第六项基本条件。能够典型体现出和珅做兼职工作也做得尽善尽美的是下面的几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编纂《四库全书》。

和珅能够时刻为乾隆皇帝着想，抓住时机替乾隆皇帝换取好的名声。这对于把自己的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乾隆皇帝来说，无异于一剂最贴心的良方。

乾隆皇帝一生抱负极大，不只是想留得当世的盛名，还希望能够万世不朽。古人曾说人有三不朽：其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乾隆皇帝觉得自己的德行足以广被天下，功绩也是百代无双，就想在“立言”上也做出一番成绩。他不仅要超过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大业，而且要超过以前的历代君王编出的“功德”（如宋朝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和明代的《永乐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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