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和珅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进行贪污。注意，我这里用的是“可以”，为什么呢？真的没有什么证据证明和珅在利用这个职务进行贪污。我见过一个有关和珅在此任上进行贪污的野史笔记。

说的是清朝时规定京师统一在崇文门征税。崇文门监督一职，一向被视为第一等肥缺，自乾隆朝始，任此职者，多为皇帝之亲信重臣。粗略统计，在乾隆朝，即有大学士傅恒、舒赫德、阿里衮、福长安等亲贵大臣兼任过崇文门监督。而自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这8年内，崇文门监督一职，则由皇帝的宠臣和珅连续出任。

和珅呢，他对崇文门税关的控制也很严格：所有往来的商人、官员，甚至连进京应试的考生也都一律要收税。外地进京的官员，职位越高，收取的税金也越高。

山东布政使（相当于省长）陆中丞由山东任上进京朝见皇帝，到崇文门税关时却拿不出关吏索取的高额的税金。无奈之下，他只好把自己的衣服被褥都放在城外，只带一名侍从，两手空空地进城。他对守门的吏卒说：“我只是孤身一人，并没有什么东西，凭什么要收我的税。”这样他才得以进城面见皇帝。进城之后，他又不得不向别人借了被褥一用。有的人就认为和珅是在利用职权在这之间进行贪污。

在这里，我有几个想法需要说明：

第一，在户部尚书任上，和珅是否贪污过无从查考。我们刚才所说的山东布政使的事来源于“野史”，一是不足为凭；二是即使事情是真的，也只能证明是和珅用人不当，不能证明是和珅贪污——毕竟那是和珅下属的行为。

第二，说实话，担任户部尚书，每天看着那么多的钱，钱啊，从自己的手中进进出出，如果缺乏了监督机制，要想做到不贪污，也实在是太难了。

除了户部之外，和珅还掌管着内务府的粮库、绸缎库、颜料库、圆明园茶膳房、选办处、上驷院、太医院、御药房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这就意味着他掌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

同时，他还负责各种内宫所用物品的制造，宫殿园林的建造和维修。实际上，和珅虽然不曾担任工部的职务，却把工部的职权也收到了自己手中。这样一来，他就把整个国家的财政大权都拿来由自己控制了。

上述这些，都为和珅贪污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另外，利用吏部勒索百官也是和珅进行敛财的重要手段。

和珅从32岁起长期担任吏部尚书（相当于人事部部长兼组织部部长），而吏部的职责就是管理百官。因此，和珅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勒索百官。当然，也有那些真的跟和珅较真、不想被和珅勒索的人存在。

朝廷每隔几年，就会命各地的大臣回京述职，以检查全国各地的治理情况。地方上的大臣进京的时候，一般都会携带一些珍稀之物，作为贡品进献给乾隆皇帝。

有一年，有个名字叫孙士毅的总督，从安南（今天的越南）前线回京述职。总督被称作“封疆大吏”，掌管一省或几省的行政和军事，是朝廷中的大官，一般都是由皇帝极其信任之人来担任。他们在朝中的地位颇高，一般的官员对他们都非常敬畏。

话说孙士毅前往金銮殿面君，在宫门之外偶遇和珅，和珅一眼就看到他手中拿着个东西，就向他要来一看。原来那是一个用珠子做成的鼻烟壶，大如雀卵，雕刻精巧，晶莹剔透。和珅一见，便爱不释手，口中连连称赞，把玩了一会儿，就对孙士毅说：“孙大人如果不嫌弃在下的话，能否把这个玩意儿送给在下呀？”孙士毅见和珅竟然当面索要，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如实说道：“此物原为进献皇上的礼物，而且下官已经向皇上奏明了，和大人喜爱，本当赠给和大人，不过下官便不好向皇上交代了，望和大人见谅。”和珅没想到孙士毅竟然拒绝了他，觉得很没面子，只好掩饰说：“我只不过是一句玩笑罢了。”孙士毅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被搪塞过去了，谁料几天之后，孙士毅又在军机处见到和珅，和珅手拿一个鼻烟壶对他说：“孙大人，我也请你看一个鼻烟壶，比你那个如何？”孙士毅一见大惊，和珅手中所拿的鼻烟壶正是他进献给皇上的那个。和珅得意地笑道：“孙大人不必惊讶，此物乃是皇上所赐的。”孙士毅经由此事明白了和珅在朝中的地位与权势，此后对和珅再不敢有半点儿不敬。

想一想也是，你回京述职，给国家最高领导人——皇帝——带些礼品回来，却不给直接提拔你、管理你的人事部部长和组织部部长带些礼品回来，也是不太像话。从这点上来说，和珅索要贿赂也是那个时代的人之常情吧。

还有一件事情也可以说明和珅收受贿赂的情况。

据说，江苏吴县有一个大珠宝商，将特大珍珠藏在金制的圆盒里面，外面配有精致的小木箱，一个要卖两万金。尽管价格不菲，但是一些官员还是争相购买，还唯恐买不到。有的人问这些官员：“你们买如此昂贵的珠子，有什么用途啊？”这些官员回答说：“献给中堂大人。”

虽然这两件事情属于“野史”，不足为凭。但是这类事情在和珅身上肯定发生过，这一推断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有主动索贿的，更有主动行贿的，而且主动行贿的还大有人在。张杰、汪虹在他们的著作《和珅传奇》上提到，向和珅行贿的高官，闽浙总督福长安、领侍卫内大臣海兰察、云贵总督李侍尧、吏部郎中和精额、宗室寅著、浙江巡抚伊龄阿等都在其中。该书还提到和珅索贿、行贿的两件具体事实：和珅妻子死后，两淮盐政徵瑞送去助葬银20万两，但和珅嫌少，要他再送缎匹珍宝，结果合计送了40万两；皇太极长子豪格爵位可世袭，传到曾孙辈时，应由直系蕴住之子承袭，但蕴住的侄子永锡为了夺取爵位，把两处铺面送给和珅，托他在乾隆皇帝面前说情，和珅接受贿赂，满足了永锡的请求。

最后，和珅还通过商业经营活动扩大了他积累的资产。

有的人认为，和珅的钱财都是不义之财，都是靠贪污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其实，这大错特错了。和珅的钱财，很多都是靠他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取得的。在这些商业经营活动中，为和珅带来最多财富的还是兼并土地。

野史上说他有8000顷的土地，但和珅有史实可查的能够收取地租的土地共有1266顷。

不过，无论如何，和珅个人拥有很多的土地是毫无问题的。他的土地大都分布在北京南部、以保定为中心的地区，甚至在东北的锦州地区，也有他的土地。

他的土地中，一部分来自乾隆皇帝的赏赐，另外的绝大部分就是和珅自己出钱购的。

土地买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一件大事，大部分的地主都不会轻易出让土地。但白莲教起义等一系列不安定的事件发生后，很多地主都不愿再保有土地，纷纷把土地换成更为保险、安全、便于携带的金银，地价随之大大下跌。和珅有天生的商业才华，他瞅准时机，压低地价，用极少的钱买入了大量的土地，安排自己的亲信管理，收取极高的地租。

在买地过程中，和珅确实是做到了只认钱财不认人。不管是他的亲戚还是朋友的土地，他都毫不留情地把价钱压到最低，最大限度地购进。而且，他采买土地，并不采用普通的买卖方式，而是用所谓“典买”的方式。也就是说，土地主像去典当行当东西一样，将土地典当给和珅，而不是和珅一次性购得。典当的价格自然要远低于市价了，原来的土地主可以在筹足银两支付高额的利息之后，再将土地赎回。在这期间，土地上的一切收益就全归和珅所有了。原来的土地主，根本没有能力赎回或者不想赎回自己的土地，这些土地就成了和珅的永久财产。

和珅为了敛财，还经营着几十家当铺。除了经营房地产和当铺外，和珅还经营粮店、酒店、古玩店、瓷器店、灰瓦店、柜箱铺、弓箭铺、杠房、鞍毡铺、小煤窑。此外，他还购置了80辆大马车，搞起了长途贩运。在当时的社会，在人人都看不起商人的背景下，虽然和珅身居高官，但他竟不顾名誉与商人为伍，就这一点，连嘉庆皇帝也骂他是无耻小人。

问题在于，大清朝规定，在旗的满洲人是不允许搞各种商业经营活动的。清朝对旗人有这样的规定：旗人不得从事农工商业，只能“读书习武”，读书只能读皇帝指定的书籍，习武则还要定期考试。每年，皇帝要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木兰围场”进行满、蒙文武官员都要参加的射箭比赛，不及格的要罚俸、革职。不能从事农工商业，旗人要靠什么赚钱养家呢？他们能生活得下去吗？这个旗人绝对不需要担心。清朝对旗人采取“优养”政策，旗人生下来就有钱粮，其目的就是使旗人在生活上无后顾之忧，一心一意地为皇权服务，以巩固统治政权。但是，这种政策也造成了旗人“不士、不农、不工、不兵、不民，而环聚京师数百里之内，于是其生计日蹙，而无可为计”。这种“优养”政策的实行不但没有阻止旗人汉化和八旗军队腐化的趋势，反而日渐成为困锁他们自身的樊笼。

总而言之，尽管和珅的各种商业经营活动都是靠和珅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心血干出来的，但是从法理上来讲，这些活动本身还是非法的活动。虽然这些商业经营活动不能叫作贪污受贿，最起码也是以权谋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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