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看了以后更加气恼了。尤其是尹壮图在奏折中提出的“调查的官员要秘密查访”，更是让和珅也愤恨不已。和珅对乾隆说：“尹壮图所谓的密访实在是不成体统，不能任由他身为朝廷命官任意查访，必须给他指出范围，也不致搅得各地百姓不得安宁。”乾隆皇帝感到和珅言之有理，又下令尹壮图每查一地之前，要用快马通知地方的官员。这样一来，和珅当然可以高枕无忧了，想那些府库亏空的府县，在尹壮图到来之前就接到通知，怎会不想办法暂且充塞过去，尹壮图还能查出什么来？不过，和珅对这件事仍旧不敢有丝毫的大意，他又加了一层保险，向乾隆皇帝推荐向来忠心依附于他的庆成陪同尹壮图查访，乾隆皇帝也首肯了。皇帝下诏，命尹壮图与庆成一起去各省调查府库，每到一处必会用五百里快马通知各地，不使地方惊慌，而且二人必须尊重地方上的官员，不得以钦差的身份压人，尹壮图要听从庆成的安排，助庆成行事。

在尹壮图还未出发之前，和珅已然做好了铺垫，将事情筹备得万无一失。等待着尹壮图的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

和珅在临行前召见了庆成，向他面授机宜，说他已经派人通知了沿途各省做好安排，庆成要做的是严格控制尹壮图的行动，不让他与地方官接触，以免横生事端；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以下令的方式约束他。

经过这一番周密的安排，尹壮图还被蒙在鼓里就同庆成一起出发了。

他们第一站来到了山西大同，大同知府是和珅的舅舅明保，此人为人贪婪无度，靠着巴结和珅，才做到了知府。他接到和珅的密报后，把户部铜厂、锡厂里的白银拿来挪到大同的官库之中，做出了整整齐齐、不缺分毫的样子。等到庆成与尹壮图来了，明保对尹壮图恭恭敬敬，但是在接待上却是粗茶淡饭，对尹壮图说他为官一向节俭，请大人不要见怪。尹壮图不明就里，反而对明保甚是钦佩。等到将尹壮图送回驿馆之后，明保才把庆成邀到家中，预备下奢侈的宴席加以款待，灯红酒绿，宴饮无度，席间他们不停地嘲笑被欺骗的尹壮图。查验府库自然是一无所获。

尹、庆一行继续前行，以后所到之地，官员的所作所为更令尹壮图不堪忍受，他们对庆成热切地接待，有说有笑，却好像根本没有看见尹壮图一般，把他冷落在一旁。一到晚上，有人把庆成邀去赴宴，而尹壮图则一个人留在馆驿之中，连饭食也没有人预备。

几处地方走下来，尹壮图也渐渐明白了和珅的意图。他满心愤懑，却也无可奈何，只有仰天长叹，向皇上写奏折，承认自己夸大其词，实是捕风捉影了，没有真凭实据，调查中也未发现有什么破绽，向乾隆皇帝请求回京后处罚自己。

乾隆皇帝在这种情况下又多次下旨，历数尹壮图的奏折乃是“希荣卑鄙，饰词谎奏”。史书上记载，乾隆“案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与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在这种情势下，尹壮图只好说：“沿途绝没有见到商人、百姓有什么不满情绪，全都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等到尹壮图回到京城后，就被刑部以“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的罪名关进了大狱，判处斩刑。后来，乾隆宽大为怀，免去了他的死罪，不久尹壮图就称故辞官回乡了，直到嘉庆四年（1799年）才又被嘉庆皇帝重新起用。

我们可以看出，和珅在与尹壮图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他官场游戏规则中的一条——对于一些重要的对手如尹壮图之流的弹劾，如果弹劾内容会涉及许多官员的前途问题，就要动用所有力量，精心准备，设计陷害对手于不仁不义，让其永世不得翻身。

有意思的是，在尹壮图案发之后，纪晓岚曾经打算为尹壮图求情。乾隆皇帝听说之后勃然大怒，当即骂道：“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全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关键时刻也要丢车保帅


敢真正与和珅斗智斗勇的人，还有曾经弹劾过国泰的御史钱沣。

钱沣（1740～1795年），字东注，又字约甫，号南园，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进士，曾历任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寺少卿、通政司制使、户部主事和湖广道监察御史等职。他一生以教书法闻名于世，出生于平民寒素之家，从小养成不媚时俗、不畏权贵的品格。他为官清廉，刚直不阿，身为御史，一心效忠朝廷，勇于弹劾，敢为他人所不敢为，言他人所不敢言。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钱沣上书弹劾正在山东做巡抚的国泰贪纵营私、索贿舞弊，使举朝上下为之震惊。

案件的当事人是国泰。国泰的来头很大，他本人是皇妃的伯父，又与和珅关系极为密切，其父四川总督文绶又是刘墉的老上级。您想一想，这样的一个人，与乾隆皇帝、和珅、刘墉关系都极为密切的一个人，谁敢不拍他的马屁呀？所以他一路下来升迁得很快。他先是任泗阳县县令，后又任刑部主事，再后任山东按察使、山东布政使、山东巡抚，成为权倾一方的封疆大吏。

他任山东巡抚之后，就伙同山东布政使于易简，贪赃枉法，挪用库银，造成山东下属各府衙门的国库亏空，官场上一时乌烟瘴气。不仅如此，山东连续三年受灾，而国泰邀功请赏，以荒报丰，继续开征收税。凡无力完纳者，一律查办，并残杀进省为民请命的进士、举人9名。

您说，这样的一个人，谁敢得罪他呀？还别说，还真有些人敢得罪他。不过可不是刘墉。这些人是谁呢？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和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

1782年年初，大学士阿桂、大将军福康安联名上书，弹劾山东巡抚国泰以向皇上纳贡的名义大肆搜刮钱财，下属几十个州县仓库亏空严重，建议乾隆皇帝将他调到京师为官。

乾隆皇帝一想，呦，弹劾到了我的伯丈身上来啦。不会吧？国泰不会干这种事情吧？找个人问问吧！找谁呢？还是找山东布政使于易简问问吧！

乾隆皇帝找于易简，可是找对了人了！于易简这个人，是前任大学士于敏中的弟弟，因为国泰权大势重，平时就对其巴结逢迎。本来布政使与巡抚官阶相同，都是从二品，均为封疆大吏，只是布政使是文官，巡抚是武将。于易简却对国泰极端献媚，甚至向国泰长跪禀事。

这时，于易简一见皇上询问，便极力为国泰辩白，坚称国泰没有贪婪横行、庇护劣臣之事，只是对属员比较严厉。乾隆相信了于易简的话，两次下谕说，国泰并无劣迹，只是办事认真欲速见效之过，没有采纳阿桂的建议。

江南道监察御史钱沣可是一个不怕死的主！他知道大学士阿桂的弹劾没有起到作用，就在四月初继续上书乾隆皇帝，再度弹劾国泰。您说，钱沣此时此刻再度弹劾国泰是不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啊？

幸运的是，乾隆皇帝立即于四月初四连下两谕，委派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工部右侍郎诺穆亲为钦差大臣前往山东，“秉公据实查办”。

乾隆皇帝为什么会如此安排呢？派三个人前去山东查案，是不是显得自己更加重视此案了呢？非也！

您想，乾隆皇帝如此安排可以说是意义深远：和珅，与国泰的关系极好；刘墉，是国泰父亲文绶的老下级；工部右侍郎诺穆亲，是皇帝本人的亲属。这三个人，谁还不明白我乾隆皇帝要力保国泰安全过关的意思？

不过，样子还得装一装，再下几个命令吧。

四月初六，乾隆皇帝猜想和珅必然会对自己的意思心领神会，肯定已经迅速对此案件的后事处理安排完毕，于是就对军机大臣下旨，讲了查审国泰一案的方针和办法。他说：“钱沣弹劾国泰、于易简贪纵营私，致历城等州县的仓库亏空。今派和珅等严切查究。仓库亏空之事，和珅等逐一对比印册盘查，自能水落石出。而索贿行贿之事，就比较难办，双方都不愿如实呈述，可对各官晓谕，若伊等供出实情，其罪可从轻处理。此谕由六百里加急传谕和珅等人。”

四月初八，乾隆皇帝又下谕军机大臣、原任山东济南知府吕尔昌，推荐其任安徽按察使。吕尔昌系国泰用的人，必然知道国泰劣迹，传旨令吕尔昌据实指控国泰、于易简的贪婪不法，毋许丝毫欺隐，否则重惩。

我们再说钱沣。钱沣怕和珅会预先做好安排，暗中动手脚，就与刘墉商议，他一个人微服先行，由刘墉稳住和珅。和珅、刘墉、诺穆亲三位钦差大臣则于四月初四离京，前往济南。

和珅果然对于乾隆皇帝的意思领会得很好。和珅判断，刘墉必然会和自己的想法一样，力保国泰过关的。不管怎么说，刘墉也是国泰父亲的老下级嘛！

于是，和珅在去山东的途中，就把工作的重点放到了教育、防范钱沣的上面了。他一方面极力袒护国泰；一方面威胁钱沣不要认真查讯。结果钱沣坚持秉公办案的立场，丝毫不怕恐吓。

和珅看到一计不成，便又施一计。他秘密地通知国泰事情的前因后果，让他迅速做好防范准备。国泰知道消息后，赶忙向商人勒借银子存放库中，凑足了库银数量，暂时掩盖了亏空的情形。

而此时的刘墉，居然一改平日小心谨慎、不敢过分得罪和珅的态度，一路之上经常与钱沣秘密地商议对付和珅和国泰等犯罪分子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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