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与叶先生这一次的聚会，不仅没能畅谈，而且也没有留下一张纪念的相片，而谁想到这竟然是我与他的最后一次见面了。叶先生曾经写过一篇使人极其感动的散文，题目是《我是一支粉笔》。这实在是他自己最好的写照，不需要任何光华和彩色，而却为师友和同学们默默地做着一切的服务。就我个人而言，我对他最感到愧欠的是他虽然把我看成姐姐，但我却因生性拘谨，从没有做出真正把他看成弟弟的回应。

我在挽许世瑛先生的七言长诗中，曾写过“死生亲故负恩深”一句诗，这句诗可以说恰好表达了我现在悼念台大这几位师友的一个整体的心情。我年纪老大以后，虽然比以前疏放得多了，但无论用言语或文字，我还都是一个拘谨而怯于表达的人。而我对师友们的感念，却是一直永铭于心的。




这些年，我虽然遭遇了一些不幸，但从我一开始教书，学生就都对我非常好，不管是大陆的学生还是台湾的学生，真的是对我非常好。这里我要说说一位叫陈槐安的学生。

陈槐安是台湾本省人，家在台南，他自己在台北租了房子住。他很小就没有母亲了，继母对他很不好。那时我的两个女儿言言和小慧还很小，他就常常到我家里来，想要感受一下母亲跟小孩的感情，这样就熟了起来，有的时候他还带着我的两个女儿出去玩。以前我不大知道他的身世，后来他才告诉我他从小没有母亲，他到我这里感受到了母亲的感情。后来他就一直管我叫妈妈，这个学生很奇妙，如果在同学面前，他不敢叫出声来，只是把嘴一闭，然后张开，做出发“妈妈”声音的口型。有一天他打电话跟我说：妈妈，我在院子里种了一棵树，你来看看吧。我说你种的树多大多高，他说跟我一样高。他已经是大学的男生，我以为他种了那么高的一棵树呢。我去了一看，是一棵小小的树，他竟然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那么小的小孩子，一个需要母亲呵护的小孩子。

那时我在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三个大学教书。我先生还在二女中汐止分部教书，不能经常回来，家里就是我带着两个女儿，还有我父亲。台湾常常有大台风，有一天晚上又是刮起了狂风暴雨的大台风，陈槐安黑更半夜地冒着大风大雨跑来了。风雨之中，忽然间我听见外面有人叫门，我赶快打开门一看是他，我就说他：这么大风大雨的你还往外跑。他说这么大的狂风暴雨，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他不放心，来看一看我家有什么事。他真的是对我很好，他是把我当作母亲一样看待的。

那时我每天都是搭公共汽车去上课，每天中午或是下午下课的时候，公共汽车都很挤，没有座位，陈槐安就算好了我下课的时间，提前到前边几站上车先占一个位子，等到我上车他就把位子让给我坐，这对于当时瘦弱而又劳累的我是很有用的。台湾的男学生都要服兵役，他去服兵役的时候，到南部的一个地方受军训，放假的时候，他还是跑回来到我家里来看我们。有一次台湾也是刮起了大台风，引起了水灾，从台南到台北中间的路都不通了，火车也没有，他从南部是不能回来了。可是他居然又跑回来了，他说他是步行走过了那一段，才又搭车回来看我们的。

还有一件事，那时我喜欢王国维的词，我不但讲过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还有意要写王国维词的注释。我刚刚开始写了几条，还没有写完，陈槐安说他帮我去查资料，我就把笔记本给了他。可是不久我就离开台湾去了美国，一直很多年都没有联系，我的王国维词的注解也一直没有完成。后来是我在南开大学成立了研究所以后，我的秘书安易在我的指导下，做了王国维词的注解，才算把这件事完成了。

我离开了台湾以后，中间有二十多年没有回去。等到台湾开放以后，我再回到台湾的时候，很多次同学聚会，陈槐安都没有出现。这个学生的性格很孤僻，不经常跟别人来往，所以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一直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有一次我回到台湾，他们班有个同学碰见他了，告诉他我回来了。那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他打来的。当时我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他在台北，他说要从台北来新竹看我。我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讲课有很多录音带，有一个学生姚白芳说要帮我整理这些录音带，我就需要把这些录音带复制一套给她。那天陈槐安还没有来，我就走出去把这些录音带送去复制。那时台湾已经有很多人开车了，我出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开车停到了我住的宿舍前边，我真的没有认出他来。等我回来的时候，他还站在楼门口，他看见我还是管我叫妈。他变化非常大，很多头发已经脱落了，真是不容易认出来。这时还有一个跟他同班的同学也来看我，也不认识他了。这次见面陈槐安告诉我，他一直很喜欢艺术，台湾新竹清华大学校园里有一些他的雕塑作品，他带着我们到校园里看了他的那些雕塑就回去了。

这次见面以后他们班上的同学又约我到台北聚会。聚会以后不久我就走了，上飞机的时候，来送我的有柯庆明、施淑女，陈槐安也来了，他没有讲什么话。大约第二年，他就去世了。虽然我的学生对我都很好，但是真正把我当作母亲看待的就是陈槐安。我常常想到《论语》里孔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孔子说，颜回把我看作父亲，而我却没能把他看作儿子。对于陈槐安这个学生，我也应该这样说。




我到台湾大学以后，又陆续在淡江大学、辅仁大学兼课，所以非常繁忙，也没有写什么诗词。从台北到基隆之间有个地方叫野柳，那里的海岸都是礁石，而且是奇形怪状的，是个旅游名胜。1961年春天，我跟学生一起去那里郊游，写下了几首绝句，题目是：《郊游野柳偶成四绝》。

岂是人间梦觉迟，水痕沙渍尽堪思。分明海底当前见，变谷生桑信有之。

挥杯昔爱陶公饮，避地今耽海上云。病多辞酒非辞醉，坐对烟波意自醺。

敢学青莲笑孔丘，十年常梦入沧州。头巾何日随风掷，散发披蓑一弄舟。

潮音似说菩提法，潮退空余旧梦痕。自向空滩觅珠贝，一天海气近黄昏。

这里只说第一首：“岂是人间梦觉迟”。苏东坡说“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此时我想到过去的往事，1961年我其实才三十多岁，但是我真是觉得遥远的故乡和往事已经像梦一样，但是到现在，你是不是梦醒了呢？我说“岂是人间梦觉迟”，大家都没有觉悟，大家都是梦醒得太晚了！现在是“水痕沙渍尽堪思”，你看那野柳的海边，那些礁石都是经过大水的冲刷才留下来的，真是给人沧海桑田的那种感觉。“分明海底当前见，变谷生桑信有之”，想当年这些礁石都是在海底的，现在经过大自然的沧桑，水下去了，石头都露出来了。《诗经》里说：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人间的沧桑也像自然界一样，是果然有的，人生的变化是“信有之”。我是说海岸的景色，让你想到人生的改变。我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我的人生已经经过了很多的变故。





第五章　漂泊北美



一、初到哈佛


从50年代初开始，西方世界对中国大陆长达二十年的封锁，使得大陆与西方世界隔绝。当时西方大学的亚洲系或者东亚系对中国的研究注重的大多是古典文学。因此，西方的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都是去台湾，而台湾的台湾大学、辅仁大学、淡江大学的古典诗词都是我教，所以他们很多人旁听过我的课。法国有个著名的学者侯思孟（Donald Holzman）就在我的班上听课，当时我正在讲阮籍的咏怀诗，他后来写了一本研究阮籍的书。还有一位耶鲁大学的皮特·贝尔（Peter Bear）是跟我念过陶渊明和谢灵运的诗。有个德国的学者马汉茂（Hamlet Martin）跟我念过杜甫诗。所以那时来台湾的西方学者都会注意到，很多大学的诗词课都是我在教。

台大跟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个两校互相交换教师的计划，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个研究东亚历史的教授，中文名字叫孔恩，被交换到台大来了。后来，密西根州立大学提出要把我交换到他们学校。当时，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出国。

台湾大学每年快放暑假的时候都有一个谢师会。1965年的那次谢师会，除了任课的老师，学生们也请了台大的校长钱思亮。就是在那次谢师会上，还没有入席，大家都站在那里签名，钱思亮校长来了。我从来都没有跟钱校长说过一句话，他一见到我就说：叶嘉莹老师我要跟你说个事，台湾大学与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有一项交换计划，每两年由两校互派一个教授到对方的学校讲学；我们台大已经答应美国明年把你交换到密西根州立大学，你要准备一下英语。

我本来真的不想去，可是我回家跟我先生说了，是他一定要我去。因为他在台湾被关了很久，他很想出去而又出不去，所以一定要我出去，我于是就同意了。但我的英语不好，因为我在初中二年级就遇到“七七”事变了，英语课都改成了日语课。于是我就开始念英文，当时我背的是《英语900句》，从Good morning/How do you do开始，学习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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