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看什么呢？他们就介绍我看一本一个美国人斯诺写的介绍延安的书，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我还看过一本回忆录，都是亲身经历过长征的人写的。看了这些书以后我很感动，没想到共产党这么了不起，共产党人为了理想艰苦奋斗真是不容易，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真是不简单，共产党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我真的很佩服。以前我真是孤陋寡闻，一点都不知道这些。

这回张颖让我看《艳阳天》，我已经有了一些基础，我这个人是肯接受别人意见的，而且求知好学。我想我既然申请回国，也应该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况。到了暑假我又去了哈佛，就跑到图书馆借了三大本《艳阳天》回来。本来我没有抱着很大的兴趣去看，因为我以为，凡是带着宣传的气味写的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艺术，而且那么厚的三大本哪有时间看。所以开头我是抱着敷衍的态度，打算翻一翻知道了就可以了。可是我一看，它就把我给吸引住了，我不是在农村生长的，我也不熟悉农村的情况，可是我居然能看进去，而且我认真地把它看完了。《艳阳天》里写的乡村故事非常生动，语言也非常活泼，完全是生活化的，我真的是很感动。

我是1974年回到中国的，距我离开北平已经整整二十六年。我在国内待了两个多月，不仅在北京住了些日子，还到外地去旅游了一圈，参观了不少地方。那时还是“文革”时期，所有的报纸都是报喜不报忧，大家都以为“文化大革命”真的是把很多过去的旧传统中，不管是政治上的，还是社会上的坏的、恶的、不好的东西都给改革了。我还带了照相机，拍了很多照片、幻灯片。

那时美国、加拿大其实有很多华人对新中国抱有向往的感情，特别是像我这样在抗战时期沦陷区长大的人，当时真的觉得中国已经到了灭亡的边缘了。那些从台湾去的留学生，对中国百年的国耻、积贫积弱的历史也是了解的。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们刚到U.B.C.大学的时候，中国同学会贴了一个布告，说要放映中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纪录片，大家都很兴奋。那时我父亲还在世，跟我们一起去看了。还有一次放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父亲也跟我们一起去看了。我们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家里一切都很简陋，就是为了看尼克松访问中国的报道，我们买了一个比较大的电视。你想想我们这么久没有看见北京了，大家都想要看一看北京，所以大家对中国的事情都很热心。

因为加拿大那里是很自由的，我们U.B.C.大学数学系不知是谁还在楼梯口贴了一大张毛泽东像。我还记得，中国的访问团第一次到U.B.C.大学访问，我们一些华人教授也被约去一起参加，我们的校长、教务长都是西方人，为了接待访问团，他们都还特意做了灰色的中山装。

我第二次回国是1977年，“文革”已经过去。这次回来还碰到了於梨华，於梨华是台湾写小说的。她跟我说，明天我要访问浩然，你要不要一起去呀，我说好啊。第二天我们就一起去了，好像是在北京饭店，我第一次见到了浩然。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是讲浩然的《艳阳天》，这也是有缘由的。

那时到过中国的人还不多，1974年我从中国回到北美以后，不管是温哥华的U.B.C.大学还是美国的哈佛大学都叫我去演讲，我就讲了我的所见所闻。有一次哈佛的一些朋友说，你看了《艳阳天》，又见了浩然，给我们讲一讲吧。我就作了一次关于《艳阳天》的讲演。

我这个人做事是很认真的，我想人家让我讲，我总得看仔细一点再讲吧。我第一次回国以前是大使夫人张颖让我看这部小说的，我只是匆匆忙忙地看了一遍，当然是那次看就把我吸引住了，但看得并不仔细。现在尤其是哈佛大学的人让我讲，人家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我要好好准备准备。所以我又重新把《艳阳天》看了一遍，不但是重新看了一遍，我还做了笔记，下了一番工夫，我确实觉得《艳阳天》写得不错。我把整个《艳阳天》分析了一遍，从人物到语言讲得很仔细，后来就是根据这次讲演整理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我看〈艳阳天〉》。这篇文章写得很长，好几万字呢！那时台湾当然不会发表，大陆还没有开放，我也没有向大陆投过稿子，我的这篇文稿是在香港的一个刊物《七十年代》上发表的。《七十年代》是比较“左”倾的，但“文革”以后就转向了，转为批评中国，改成《九十年代》了。后来我把这篇文章寄给浩然，让他看一看。浩然给我写了回信，他说：叶先生你写得很好，你的分析很深刻，有些东西我写的时候是下意识的就这么写了，你这么一分析，果然就是这么一种感觉，就是这么一回事情。浩然认为我真的是看懂了他的作品，后来我回到北京，他还到我的北京老家来看过我，还请我去他家吃过一次饺子，他的家人我也都见过。

1977年北京家中，浩然（左）来访



1997年，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来了一个新的文化参赞，他的中文名字叫王仁强（Richard King）。这个王仁强是U.B.C.大学的博士，名义上的导师是我。但他本来是研究小说的，而且是研究“文革”时期的小说，研究《艳阳天》。他来到U.B.C.大学，本来的导师Huters是研究小说的。Huters的太太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大学教书，Huters在温哥华教书，夫妻两人就分开了。后来Huters在美国找到一个职位，跟他太太在一起，所以就走了。我们学校就另外请了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的导师叫杜麦可，可是这个人比较右倾，所以这师生两个不对头，王仁强就不肯认他做导师。他知道我写过《艳阳天》，就找到我，让我做他的导师，辅导他写论文。我说我不能做你的导师，我是搞古典诗歌的，去做另一学科的导师，这在学校里是不可以的，我怎么能接受不同学科的学生呢。王仁强就去找了亚洲系的主任，要求让我做他的导师。我刚到U.B.C.的时候，亚洲系的主任是蒲立本，后来蒲立本辞去系主任一职以后，亚洲系主任就是Peter Harnety。Harnety我也很熟，我刚到U.B.C.的时候，临时找一个住处，就住在他家的地下室里。Harnety找到我跟我说，这个问题得解决，他是个博士生，总得有一个导师，要不然怎么办呢？因为是系主任跟我说了，我就答应了。所以我说我是他名义上的导师。

因为王仁强是研究浩然的，所以他对浩然很有兴趣。1990年代的时候，王仁强在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做文化参赞，有一次他跟我说，我们找浩然谈一谈吧，看看他现在怎么样了。我们就跟浩然又见过一次面，那时他已经得过一次脑血管病了。而且因为那时跟他过去生活的时代大不一样了，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起初他还有一个理想，他说现在经济上、商场上的事他都不懂，他不写这些，他想要把他的生平以自传体的小说写出来。我说很好，这是值得记录的，不管怎样，这是你亲身经历的一段历史。可是现在他没有完成，只写了少年时代，出版后曾送给我一本。后来他又病了几次，完全不能写作了。我还是很同情他的，因为浩然不仅有才华，还是一个相当正直的人。虽然江青拉他，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江青欣赏他就怎么样，他还是尽量跟江青保持距离的，只是不得已，也不能不应付就是了，所以我对他的印象还是很不错的。

1975年我写完浩然的《艳阳天》读后感以后，又有《星岛日报》向我约稿，我就又写了一篇文章，讨论艳阳天里边《萧长春与焦淑红的爱情故事》。还写过一篇《浩然访问记》，“文革”过去以后，重印《艳阳天》的时候，浩然让我再给他写一篇重印序言。前后加起来，关于浩然我写过四篇文章，可以编一本书了。





二、我的大女儿言言


我的大女儿言言是1949年暑假在台湾出生的。因为是暑假，我就回到了我先生工作的海军所在地左营。那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开始破水，医学上说是羊水破了，可是肚子还没有疼。因为左营是个军区，离街市很远，我先生就把我送到了军区的医院。到了那里以后，一个人都没有，根本没有人来管我。直到晚上快八点了，天已经黑了，还是我先生的姐姐着急了，她说这不成，羊水都破了，大人孩子都很危险。她就去找大夫，但妇产科大夫走了，不在医院。因为姐夫在海军的地位比较高，他们就给我要了一辆吉普车，把我拉到高雄去了。高雄有个产科医院，是个私人医院，晚上还开业。我到了以后坐在那里，旁边还有很多别的妇女，医生也没有来看我。因为我羊水已经流完了，肚子已经消下去了，我又没肚子疼，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听了我的说明以后，医生才紧张起来。他说得赶快，要不然大人孩子都很危险。马上就给我打了催生针，这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到了十一点肚子开始疼了，而且非常疼，可是一直没有生下来。整整疼了将近十六个小时，到第二天中午以后才生下来。我的大女儿，从一出生就是有相当的危险的。

我在光华女中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我正在上课，那个照看我女儿的台湾女孩来找我，说我女儿跌了一跤，把下巴给磕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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