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古典文学中所蕴藏的正是中华的古典文化，在我与蔡先生商量的过程中，他希望研究所在从事古典文学方面研究的同时，也能注意到儒家思想方面的研究。蔡先生提出要以“中华古典文化”为研究所命名，我也就欣然表示了同意。最后我们这个研究所定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

我自己为研究所捐出了我在U.B.C.大学所得的退休金之半数（十万美元），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我平生虽然教了六十年以上的书，但却从来没有领过一笔完整的退休金。起初在北京教书，不到三年就到南方去结婚了，不久又随先生的工作去了台湾。在台湾虽教了二十年书，但因未到退休年龄，我就于1969年到加拿大去了。到1989年我六十五岁从加拿大的教职退休，又因我初来的第一年只是访问教学，不是正式教师，算来不到二十年，所以也没拿到全额退休金。当时只拿了三十多万加元，折合美元不过只有二十万而已，所以十万美元是我退休金的半数。不过那时美元值钱，折合成人民币，也还是不小的数目。

这两笔基金的命名要说明一下。“驼庵”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的别号，用我老师的别号命名这项奖学金，是为了纪念他。因为无论是任何一种学术文化得以绵延久远，都是要依靠有继承的传人，而教学正是一种薪尽火传的神圣的工作。我个人非常惭愧，多年来流寓海外，饱经忧患，没有能够按照老师的期望尽到自己传承的责任。现在觉得自己年岁大了，更因眼见社会上对古典文化传承的忽视和冷落的状态，所以想到用老师的别号设立一个奖学金，希望能借此给青年人一些鼓励，使他们能认识到在文化传承方面的责任重大。如果真的能使这一点薪火得以继续相传，也可以减少一点我对师恩的愧疚之情。我诚恳地希望领到奖学金的同学，所看到的不仅是这一点微薄的金钱，而是透过“驼庵”的名称，了解到薪火相传的重要意义和责任。

1999年在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大楼前留影



1999年在驼庵奖学金颁奖仪式上



至于学术基金以“永言”这两个字命名，大家可能想到的是《毛诗·大序》中的“诗言志，歌永言”。我是一个从事古典诗歌教学研究的工作者，以“永言”命名这笔学术基金，自然包含着我对古典诗歌重视的一种取意。其实除此以外，我以“永言”命名这笔学术基金，也是为了纪念我的大女儿言言夫妇。我的大女儿言言与女婿永廷在1976年3月因为车祸去世。我好不容易熬过了半生的劳苦，又遭此不幸，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可能是一个人一定要真的受到很沉重的打击，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你反而有了一种觉悟。我大女儿的去世这件事，使得我反而有了一种觉悟，使我下决心回国教书，给我的生命找到了一个新的支点。所以我摘取了我的大女儿、女婿各自名字的一个字做了这笔学术基金的命名。





六、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


我们的研究所还得到了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的赞助，说来也是有一段因缘的。

2000年6月，有两个会议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是台湾“中研院”举办的第一次汉学会议，一个是澳门大学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词学会议。台湾的会议在前，澳门的会议在后，我就先去了台湾。那一年到机场来接我的，有“中研院”的人，还有台湾大学、淡江大学的校友。还有台湾媒体的记者知道我来了，也跑到机场来采访。那天很热，我刚下飞机很狼狈，背着自己的行李包、皮包，手里捧着鲜花，记者还要给我拍照。我的一个学生姚白芳也来接我，她看我拿这么多东西就说“你把皮包给我拿着吧”，我说好，就把皮包给了她。等记者拍完照了，我就找姚白芳问：“我的皮包呢？”她说：刚才有一个同学，是个男士，看我拿的东西多，说帮我拿着，我给了他了。我说，那是谁呀？姚白芳说一定是老师的学生吧。结果问了所有的人都没有找到那个人，那是外边的人混进来，把我的皮包给骗走了。我的护照、驾照、信用卡、机票，所有的证件都丢了。本来计划台湾的会议结束后，隔一天我就到澳门去开会。澳门会议主办人施议对先生打电话跟我联系，我只好告诉他我的护照、机票都丢了，我不一定能按时去开会了。

姚白芳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她也很能干，她马上帮助我联系去补这些资料。我那时已经是七十六岁的年纪了，不过身体还好，大热天，我除了开会，也跟着她跑。还好，加拿大在台湾有个临时办事机构，给我补发了一个临时护照，最后还赶上了澳门大学的国际词学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沈秉和先生。

开会那天，我匆匆忙忙赶到澳门，他们还让我作了主题讲演。第二天，澳门大学安排我们去参观大三巴，还参观了一个小公园，里边有很多荷花。参观回来吃饭的时候，通知我们晚上有人宴请。晚上的宴会上，沈先生夫妇就坐在我旁边，那时我对他们一点印象也没有。主持人让宴请人讲话，沈先生就到前边去讲了。他讲话的时候我才注意到他，因为他讲的内容跟我平常写的关于诗词评赏文章时的想法非常接近，我感觉他是一个对于诗词很有感受的人。沈先生讲完话，还是坐回到我旁边。吃饭的时候，沈先生跟我说：等一下吃完饭，你不要跟他们大巴一起走，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谈，然后让我太太的车送你回去。饭后我就留下来了，沈先生跟我说：听说你在天津办了一个研究所，我想给你们一点点赞助；你回去以后，要把详细的地址给我，我们好跟你联系。我们谈完以后，他的太太陪着我，让司机开车把我送回了旅馆。接下来一天大会结束，又请大家吃饭送别，这次沈先生跟我不在一张桌子上，吃完饭他又专门来到我的桌上跟我说：叶先生你一定要记得昨天商量的事情，回去以后给我详细的地址，我们好再联系。我就答应了他。沈先生自己喜欢喝茶，他还送给每一个开会的人一袋很讲究的茶。

澳门大学的会议结束后，因为刚放暑假，我没有回南开，而是先回了温哥华。我回到温哥华以后就给沈先生写了一封信，当然写得很简单。我说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这么热心，这次在会上碰到他很荣幸，并且简单介绍了我们研究所的情况。过了几天，沈先生就给我回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沈先生的信写得非常好，真的可以说是不俗。以前我听到他的讲演，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对诗词很有感觉的人。我给他写的第一封信，就是随便写的，这回看到他的信，我才觉得沈先生不是一般的人。一般很浅薄的人，字句写得就浅俗，而文学修养好的人，写的就很文雅，沈先生本质上就是那种对于诗词有真诚的感受的人。他是真心热爱诗词，不是一般的人，有钱就拿出来赞助。那时我已经到了加拿大的东部，住在我女儿家，第二封信是在我女儿家写的，从此我们就建立了通信联系。

2005年与沈秉和夫妇（右）合影



到了秋天我回到南开的时候，沈先生就给我们寄来了一百万人民币，而且对我们表示信任，怎么用他不管，由我们自己决定。

沈先生在我们来往的信中说，他非常喜欢诗词，二十多年前，也就是70年代，他在香港看到了我的书，给了他很多启发，可惜他现在没有资格做我的学生了。我写信跟他说，我有讲课的录像带，可以给他寄去看看。我把我讲唐宋词的录像带给他寄去了一部分，大约有两三个小时。沈先生看了以后又给我来信说，他一口气把录像看完了，他觉得好像又回到了课堂上，就是太短了，他问我还有没有。我就告诉沈先生，还有很多，一共有二十四讲。如果你还想要这些录像带的话，9月份中华诗词学会约我去深圳开会，离澳门也不远，这么多带子寄也不方便，我去深圳的时候，给你带着好了。

我到了深圳以后就跟沈先生联系上了，他很快就带了公司的两个职员到了酒店来拿那些带子。恰好这时台湾桂冠出版社已经出版了我的作品集，沈先生给了我们这么大的赞助，他又喜欢读书，我就让桂冠公司送了一批书给沈先生。这次我见到他就问书收到了没有，他说：收到了，那么多书我读就得花很多时间，你写的时候不知花了多少时间呢！我跟他说这套书分四部分，有创作集、诗词讲录、诗词论丛、诗词专著，每一部分我都写了序言，前边还有一篇总序，他要是想了解我，看看那些序言就可以。

沈先生看了我的唐宋词录像带，又给我写信，他说：“唐宋词中的温庭筠和韦庄我听了两遍，像我这样只有普通文化水平的人都能听懂，所谓懂就是听了你的讲课，知道了中国的传统中原有这样一路精致的美。”他还说这么好的东西应该做出来流传，而且一定要做好。沈先生还不只是说说而已，还亲自投入精力来办。就是这一年的冬天，大约是12月，沈先生亲自来了大陆。他先去了上海，又跑到山东，找各地出版社联系，想把我的这些讲课录像好好做出来，沈先生还带着出版社的人来到了南开。听说他从山东坐火车到天津来，没有座位，是一路站着来的。说实在的，我对于沈先生的热心赞助真的是很感动——我说不是感谢，而是感动，现在做出来的我讲唐宋词的光盘，最早就是沈先生张罗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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