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观念是：那些衣服和印刷的书都是身外的东西，没有了可以再买，可是我所记的老师的讲课笔记是唯一的，是最宝贵的，因为从来没有整理印刷过，所以是不能丢的。

我的老师在给我的信中说，希望我是南岳之下的马祖，而不只是孔门的曾参。孔门的曾参就是跟着老师走的，老师说一就是一，老师说二就是二。我的老师是说，你要做一个好的学生，你只能跟随老师是不够的。我的老师还常常引用佛家的说法，“见与师齐，减师半德；见过于师，方堪传授”：你的见解跟老师一样了，你就把老师的好处减少了一半；你的见解一定是要比你的老师更高出一层，这样的学生才是值得传授的。我的老师就是这样鼓励我们。

我对于中国的古典诗词有了外在的关怀，有了对传承的醒觉以后，我所写的文章还是针对诗词的文本来写的，就是说这个文本是应该这样讲的，是应该这样理解的，你如果不了解它的传统，你的体会就很容易发生错误。直到1967年我参加了在贞女岛召开的一个国际汉学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的文学批评”，所以我才开始写关于中国的文学批评的文章。我写的题目是《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从此，我又开始了对词学理论的探索，这是我到海外以后研究方向的又一个转变。

我的写作本来是为己的欣赏，后来转到了为人的对传承的关怀，又转到对文学理论的探讨。那时我虽然是转到了文学理论的探讨，但是我还是在中国文学批评的传统框架之中。我这个人是好为人师，急于要把我所知道的诗里的好处、词里的这么丰富的内容告诉别人，总是希望别人也知道这些好处。可是同时，我也好为人弟子，非常喜欢学习的。我在海外查着英文字典教书，教了几年以后，查的生词多了，我的英文听力、阅读能力都慢慢提高了，就常常去听他们西方人的课，还借那些西方文学理论的书来看。就是在这个时候，我逐渐接受了西方的文学理论，而且用之来讲中国的诗词评赏。





四、中国词学理论的探索


我从十几岁开始填词，都是出于个人的兴趣，根本没有理论的观念。我以同等学力考上初中时，母亲为了奖励我，买了一套《词学小丛书》给我。这套书里有一本就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这本书就成了为我开启通向诗词欣赏之门的一把钥匙。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对这本书的要义实在并不完全了解，但是读起来却常常有一种直觉的感动，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我对王国维关于“境界”的说法，觉得义界不够明确，还有他对于南宋词只喜欢稼轩一人，对于其他各家都不喜欢，我也觉得他有些偏见。那时我对于这些困惑没有深入研究，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开始在台湾的淡江大学和辅仁大学教词选课以后，我才对词这种文学体式的源流演变以及怎样评赏词的美感特质，开始了反思和探索。从上世纪的60年代到本世纪之初，经过四十年来教研的反思和体认，对于过去我所看过的一些前人的词话和词论，才慢慢有所辨识，对于这些词话和词论的得失才有了比较清楚的体会。




我写出的第一篇有关词学理论的正式论文，就是前面提到的《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1967年我参加了在贞女岛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中国的文学批评”，这篇论文是我向会议提交的论文。当时我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客座讲学，哈佛大学的海陶玮教授帮我把这篇文稿翻译成英文，在会上作了报告。这篇论文后来被编入了这次大会的论文集，得到了较高的评价。我想那是因为在当时的北美汉学界，还很少有人对于中国词论做过如此深细之研究的缘故。

清朝号称为词的中兴时代，不仅作者辈出，而且流派纷呈，先后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兴起。浙西词派以朱彝尊为领袖，阳羡词派以陈维崧为领袖，常州词派以张惠言为领袖。陈维崧、朱彝尊都是大家，词作都比张惠言的多得多，可是他们的词学，他们对于词的批评，没有盛行，对后代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张惠言说“意内而言外谓之词”，提出以比兴寄托说词的方法，奠定了常州一派的词学理论基础，影响深远。张惠言的词学被后人这么看重，影响这么久远，就是因为张惠言有继起的人接着发扬了他的学说，这个人就是周济。我曾经写过一篇题为《对常州词派张惠言与周济二家词学的现代反思》文稿，以现代文学理论，对常州派创始人张惠言和他的后继者周济的比兴寄托之说的词学理论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1970年在美国贞女岛出席学术会议时与哈佛大学亚洲系系主任海陶玮教授（右）、法国侯思孟教授（左）合影



中国词的美感特质是它往往蕴涵着一种言外的情致。从花间词那些写美女爱情的词开始，凡是被后来的读者和词学家认为是好的作品，都是说那些作品有言外的情致。一篇文学作品，能够给人留下联想、回味的空间，才是好的作品。张惠言确实看到了这一点，这是他很有眼光的地方，可张惠言的错误是他把读者的这种联想都指成作者有心的用意了，所以他的说法就变得很拘执，很狭隘。所以后世许多学者不赞成张惠言，认为张惠言是牵强附会。

王国维就不赞成张惠言，李冰若也不赞成张惠言，甚至我的老师顾随先生也不赞成张惠言。可是很奇妙的是，王国维虽然反对张惠言，可是他自己的词里边也有言外的意思，他把人生哲理都写进去了。我的老师也不喜欢张惠言，可是你看他写的那首《鹧鸪天》：“不是新来怯凭栏。小红楼外万重山。自添沉水烧心篆，一任罗衣透体寒。　　凝泪眼，画眉弯。更翻旧谱待君看。黄河尚有澄清日，不信相逢尔许难。”完全把爱国的情思写进去了。所以不管怎么样，词的本身就是可以有言外引人联想的感发的作用，张惠言体会到了，他说词可以“道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所以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他过于牵强附会了，引起了后人对他的很多批评。

周济和谭献是常州词派的继起者，他们提出了不少更精辟的词学理论。周济是张惠言的外甥董晋卿的好朋友，受到董晋卿的很多影响，他们常常一起切磋。周济就比张惠言更有眼光，周济也承认这些五代两宋的小词有言外的意思，但是他能够跳出来，发展了张惠言的学说。中国人不管是讲哲学，还是讲文学的批评，他们都是把他的体会、他的理念用一个形象来表述。你看庄子的哲学都是一个一个的寓言，一个一个的故事。周济也是把对词的批评用形象来说明的，他给读者提出一种自由的欣赏和解说的方法，他认为“读其篇者”就如同“临渊窥鱼，意为鲂鲤；中宵惊电，罔识东西”。这是说体会一首词的言外之意就好像你站在深渊之上，看见水里是有鱼游来游去，可那是鲂鱼还是鲤鱼呢，你没能看清楚；又好像半夜里你看到天上一道闪电亮了一下，究竟是什么方向，是东边还是西边，你也没看清楚。周济的这个比喻非常妙，他就把张惠言那种认定了有言外寄托的词学理论给说活了，给发展了。周济在这里明白地指出在诗歌的欣赏中，有一部分作品原来是不可能给予确定的解说，也不需要给予确定的解说，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后来的谭献在周济的词学理论基础上又提出了“作者未必然”，可是“读者何必不然”的说法，承认读者可以有自己的联想的自由。这种通达的说法和态度，弥补了张惠言的过于拘执比附的缺点，可以说是对常州词派理论的一个很大的拓展。

本来我是觉得诗歌本身的欣赏才是有意思的，它是有灵感的，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感情的。而文学理论其实是很枯燥的，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以前都不讲这些文学批评的批评，我觉得这是很无聊的事情。可是当我走上了这条路的时候才发现，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的理论，果然掌握了词的特殊的美感特质。特别是我学习了西方文学理论以后，发现用它来解说、阐释中国词的这种微妙的作用也非常适合，所以我也开始感觉很有意思。我对于中国旧的文学批评原来有一些想法、一些体会，可是我不能很有条理地把它说清楚。当我学习了西方文学理论以后，竟然发现它们与中国的传统的词学理论有不少暗合之处。我忽然间找到了一个理论、一个依据，恰好能够把它说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值得喜悦的事情。那些英文的理论书，不像一般的故事、日常对话那样容易，常常有一些特殊的术语，看起来很吃力，但是我还是很有兴趣地研读下去，并且逐渐用西方文学理论中的诠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等来诠释中国的古典诗词。这些尝试不仅为我在中国词学理论的研究中找到了理论的依据，而且在课堂教学上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多年来在海外教学，使我感到中国传统的妙悟心通式的评说诗词的方法，很难使西方的学生接受和理解。而运用这些西方文学理论来解释，能够帮助那些西方文化背景的洋学生更好地理解中国古典诗词中的美感特质。

80年代初摄于王国维故居





我对于王国维的词学理论和对于张惠言的词学理论的研究是不断发展的，继《常州词派比兴寄托之说的新检讨》之后，70年代初，我又写了《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批评之理论与实践》专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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