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柳永、苏轼二家之开拓又重新获得了词之深微幽隐的美感特质的，是由于当时政坛上所发生的几次重大的世变。北宋之世所发生的新旧党争，不仅苏轼的几篇佳作，如其《水龙吟·咏杨花》及《八声甘州·寄参寥子》等，其天风海涛之曲中有幽咽怨断之音的一些作品，是因为其中蕴涵着党争世变之悲慨的缘故；就是由柳永一派所衍生出来的周邦彦的一些佳作，如其《兰陵王》（柳阴直）及《渡江云》（晴岚低楚甸）等作品，其低徊曲折令人寻味之处，也是因为其中隐含有党争世变之悲慨的缘故。

真正使得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美感特质发挥到极致的，是宋代所经历的两次更大的世变。靖康之难——北宋的灭亡，在诗化之词中成就了一个由北入南的英雄豪杰的词人辛弃疾，辛弃疾词的盘旋郁结之气把抒情写志的诗化之词深致的美感，推向了一个高峰。而德祐景炎之变——南宋的灭亡，在赋化之词中成就了由宋入元身历亡国之痛的王沂孙等一批咏物的词人，这些咏物词的吞吐呜咽之中的微言暗喻，则把铺陈勾勒的赋化之词深致的美感，又推向了另一个高峰。

总之，词的美感特质自唐五代的歌辞之词开始形成，历经北宋在形式与内容两方面的拓展，随着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的形成及演进，终于在南宋时先后形成了各自独具的美感特质。后来的元、明、清几代，虽然也各有不同的风格和成就，但究其美感之特质，则很少有超出于以上所说的歌辞之词、诗化之词及赋化之词三类以外之开创。不过，尽管词演进到南宋末期，就已在创作方面完成了三种不同的美感特质，但后世评词的词学家们却对此一直没有清楚明白的反思和认知。直到清代常州词学派的词学家周济，积累了前代词学家的反思，把词的写作与世变结合起来，提出了“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说法，在词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非常巧合的是，周济的“诗有史，词亦有史”的说法提出不久，清朝就发生了巨大的世变，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事件相继发生——词这一文学体式在经历了明代的衰落以后，又迎来了清代的中兴。




前面所谈的是我多年来思索和探讨的结果，可以说我对中国词体的特殊的美学品质的形成与演进，已经做出了较为完整的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说明。我觉得在词学理论中还有两点有待于补充和完成：一是关于弱德之美的特质，我在《朱彝尊》一文中说得仍不够详细，还有待于补充；二是我过去所做的研讨，大多以男性词人的作品为主，至于女性词人的作品，我觉得其美感特质的发展又是另一途径。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就有对女性词作进行探讨的想法，但一直没有动笔。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双眼长了白内障，读书和写作已经感到不方便；二是我在南开已经有了正式的研究生，每年在南开这半年除了上课，还要看学生的论文和许多文稿，另外半年也常常被各地邀请讲学，经常在旅途奔波之中，使得女性词这个研究计划一直未能开始。近年来我终于下定决心，开始了对女性词的研究。

关于女性词的研究，我选择了以《从性别与文化谈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为题目来展开讨论。“女性词作美感特质之演进”是我要探讨的主题，“性别与文化”是我立论的依据，这是受西方近年来文学理论影响而形成的一个新的探讨角度。

中国诗歌的传统是来自于以男性为主的士文化的影响。在文学评赏中，也一贯是以男性文化为主流，对诗歌衡量当然也就形成了一种以作品中襟抱志意的高下大小为优劣的衡量标准。从这方面来说，女性一向处于劣势地位。女性不仅在创作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在评价方面也是一直处于劣势地位的。我搞了数十年古典诗词的教学与研究，我的写作和讲授一向都是以男性作品为主。这自然因为人类之历史不分古今中外都是由男性所创造和写成的。文学史以男性作品为主体，自然也是必然的结果。西方女性主义者提出了历史为什么要称为history而不能称为herstory的问题。这种说法虽然看起来可笑，但却是人类历史文化上不争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诗歌的评赏，自然也就形成了一种以男性文化为主的品评标准。在以士人为主的文化中，诗歌一向有着以表达襟怀志意为主的“言志”传统，而千古以来那些被压抑的女子，又有哪一个能写出像李白大笑出门、寻仙五岳的豪情和远想？又有哪一个能写出像杜甫致君尧舜、窃比稷契的伟愿和深衷？所以在诗歌之传统中，妇女之作自然就一直处在了弱势之地位。

近年来我阅读了一些西方女性主义与性别文化的文章，我才逐渐省悟到过去一贯以男性为主流的眼光和标准来衡量女性词作是多么不公正的一件事。如果不能透过性别与文化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对女性词作妄加评说同样是不可以的。所以要想为女性词作的美感特质及其演进做出一种理论的说明，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何况五代两宋的女性作品之少，与明清两代的女性作品之多，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因此当我要举出女性词作为例证，加以具体的研赏讨论时，如何在这样极不平衡的情况下来选择去取，自然也就成了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不得已我只好把女性词大概归纳为六大类别：一是歌伎之词，其中既包括了敦煌曲中的无名氏之作，也包括了两宋的具名之作；二是本无意于写作的寻常妇女，只不过偶因一些重大事件之遭遇，就以当时习见易知的文学体式，写下了自己不便言说的情感和经历之作；三是两宋良家妇女的有心用意于词的写作，而且有专集传世足以成家的代表作；四是在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的众多的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些女性之作；五是民国革命海运大开时代前后的女性代表之作；六是现当代的女性之作。这是我的研究大纲，具体的选择，还有待斟酌，所以没有列举名氏。到目前已经研究到晚明时期，陆续已经写出了几篇论文，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上。





五、关于《迦陵文集》和《叶嘉莹作品集》


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十本一套的《迦陵文集》。2000年台湾的桂冠图书公司出版了收辑更广的一套二十四本的《叶嘉莹作品集》。本来，我并不是一个热心为自己的作品编印什么文集的人，我对于古典诗词虽说情有独钟，偶然读书有得，常常写一些论说诗词的文字，但我对于事务却不善于打理，向来是把文稿发表以后，就任其自生自灭，从来并没有想要整理成为一系列文集的念头。但近年来却在海峡两岸连续出版了两套文集，这实在是由于偶然的因缘。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那一套《迦陵文集》，实在是有着一段五十年以上的因缘，它缘起于40年代初我在北平辅仁大学念书时遇到的我的老师顾随先生。40年代末以后，我流寓海外二十多年，直到70年代中期，我才有机会回到祖国探亲。我虽然没有再见到我最想见的我的老师顾随先生，但是我联系上了我的老师的两个女儿，之惠师姐和之京师妹，并且一起开始了向当年辅仁大学的师友们搜辑我老师遗作的工作。谁知就是由于我跟之京的联系，就留下了后来出版我的《迦陵文集》的因缘。在之京任教的河北大学中文系，有两位当年听过顾先生课的同事，就是谢国捷先生和谢景林先生。1979年我第一次到南开大学讲学时，谢国捷先生听了我的课，回到河北大学就跟谢景林先生讲了我的情况。1981年我再回到南开讲课时，谢景林先生就通过之京的介绍到天津来看我，不仅听了我的讲课，还提出了采访我的要求。谢先生这个人很诚恳，我真的很感动，就答应了他。在这次采访的基础上，谢先生跟唐山大学的赵玉林先生合作，写出了题为《明月东天》的文稿，发表在《报告文学》上。90年代初期，谢先生调任天津人民出版社总编，我们偶尔有机会见面，他多次表示，把顾先生和我的一些著作出全出好是他的一大愿望。接着他就提出了要把我多年来在两岸三地出版的书集中编成一个系列的出版计划。因为这件事牵涉的问题很多，我就迟迟没敢答应。1996年春天我到台湾、香港两地讲学后，又一次回到南开，谢先生打来电话，说他们的一个校友，河北教育出版社的社长王亚民先生，听说谢先生要出版我的系列文集，希望能够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谢先生在电话里盛赞王亚民先生在出版事业方面的眼光和气魄，我就同意了跟王先生见面。不久，谢先生就陪着王先生来到了南开。果然，王亚民先生办事非常果断，当天就跟我签订了出版合约，而且不到一年就把十本书都出齐了。回想这一切，都是出于我跟顾先生念书的一段历史渊源，我就请顾之京辑录了顾先生的书法作为书名题签而题名为《迦陵文集》，表示我对老师的教诲之恩的感念不忘。这距离顾先生第一次拿我的作品以“迦陵”做笔名去发表的年代，已经有五十四年之久了。

至于台湾桂冠图书公司出版我的另一套作品集，则有着另一段因缘。如果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迦陵文集》的因缘是来自于由我的老师所衍生的一份师生情谊，那么台湾出版《叶嘉莹作品集》的因缘则是来自于由我的学生们所衍生的另一份师生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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