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带湖新居盖房时他写了一首《沁园春》：“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秋菊堪餐，春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房子上梁时他作《上梁文》：“抛梁东，坐看朝暾万丈红，直使便为江海客，也应忧国愿年丰。”中国古人盖房上梁时，要把一些象征吉利的东西，抛到屋梁的四方，同时念诵一些祝词。稼轩这是说：我向东边抛东西，我就看到太阳从东方升起——“朝暾”是早晨初升的太阳；即使朝廷上不用我了，我不能在朝廷做官，成为江海的一个闲人，我还是要忧国忧民，希望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所以我觉得稼轩经营他的住所，跟那些富贵奢豪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跟邓先生就谈得很投机。

第二天我们去拜谒稼轩墓，要走很远的路。那时邓先生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当地的人很客气，给邓先生准备了一把可以抬着走路的藤椅，可是邓先生坚决不肯坐这椅子，他说去拜谒稼轩的陵墓一定要走着去。我保存的相片里还有邓先生在走路，抬着椅子的人就跟在他后边，他就是不肯坐。到了稼轩墓，我跟邓先生、林玫仪还照了相。恰好我跟缪钺先生合作写的《灵谿词说》已经出版，那本书里的《论辛弃疾词》一篇是我写的，我想邓先生也看了。从我们在上饶认识以后，他对我非常好，回到北京后，我们常常见面，邓先生还约我到他家里去，请我吃饭。邓先生认为我的稼轩词说写得不错，但是没有当面说，我是一直到邓先生去世以后，才看到他最后校订的《稼轩词编年笺注》出版前言上，写了一大段关于我写的稼轩词说。他说他在近十多年读了我的多篇论唐宋词的文章，其中包括论稼轩词的多篇。他说我写的“文章议论皆浑融洒脱，恢宏开廓，曲汇旁通，而又全都在于反复阐发其主题”。他还大段引用了我的论稼轩词的文字，最后还说：“我希望这本《笺注》的读者，尽可能都能亲自去阅读她的这篇原作的全文，这主要不是为了‘奇文共欣赏’，而是要藉以补拙著的一大缺陷，以提高和加深对稼轩作品的领悟。”邓先生一直非常客气，以为他自己只是考证了历史，而没有讲到稼轩词的文学成就。

邓先生做学问非常认真，《稼轩词编年笺注》从50年代问世以后，他一直不断地补充、不断地校订。经过数十年的酝酿准备，对全书的笺注与编年作了大幅度的修改、调整，补充了大量非常有价值的文学资料与研究心得，应该是稼轩研究的最高成果。邓先生在这里很诚恳地引了我大段的文章，使我非常感动，也为我对于稼轩词的研究得到他的认可，感到非常欣幸。我觉得前辈的这种治学、做人的认真的态度，是很值得我们景仰的。

台湾大学的郑骞先生，年轻的时候也说过要写稼轩的年谱，可是只是写了一个简单的草稿，没有能够完成，我觉得郑骞先生一定会觉得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很可惜的是郑骞先生去世以后，他放在家里的笔记，当时没有人很快地做出整理，所以有很多就散失了。





九、冯其庸先生


冯其庸先生是著名的红学家，我很早就知道冯先生的大名，可是一直都没有见过面。直至1978年，我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去参加一个红学会议，才结识他。其实我不是研究《红楼梦》的，只是因为我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时，就王国维先生的《红楼梦评论》写过一段我对《红楼梦》的看法。因为我觉得王国维先生对于《红楼梦》评论的立足点，完全被叔本华的哲学所限制，不符合《红楼梦》小说的真正的主旨。我就把自己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里我对《红楼梦》的看法提出来，又加以补充，写了一篇文章单独发表了。就是因为我写的这篇文章，我被邀请了去参加这次红学会议。这次会议海内外的红学家都去了，当然冯其庸先生、周汝昌先生也都去了，会议还安排他们两个住在一个房间。周汝昌先生也是顾随先生的受业弟子，而且顾先生也很欣赏他，我也是久仰大名。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他们。会议安排开会都是在白天，晚上就在大厅里放一张大桌子，准备了一些笔墨纸砚，这些学者们就在那里题诗、写字、画画。周汝昌先生给我写了一首诗，还题了字。冯其庸先生画了一幅画送给我，上边也题了字。通过这次会议，虽然我跟冯先生认识了，但是不熟，我们并不常常联系。

一直到了1993年秋天，在马来西亚举行了一次汉学的会议，主办人是林水檺。林水檺原来是我在台大的学生，后来他申请到U.B.C.大学念了一个硕士，还是我的学生，毕业后就到马来西亚去教书。这次会议邀请了我，也邀请了冯其庸先生，我跟冯先生就又见面了。那时北京已经有了我老家察院胡同的房子要拆迁的说法。因为我曾经参观过庐山的白鹿洞书院，那里都是四合院式的小房子，有学生住的地方，有讲课的地方，很幽静；所以我一直想把我的老家办成一个像白鹿洞那样的书院。那时我已经在南开了，我也希望南开的研究所在北京设个办事处，有这么一个联络的地方，因为我毕竟在北京有老家呀。我打算跟国家交涉，希望国家在拆迁我的老家时，能够给我们另一个地方，重新盖起一个院子来。就是在这次会议的一次宴会上，很多人都问我们老家房子的事情，当时冯先生也在场，他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冯先生很热心，回来以后，他就跟我联系，帮助我联系找地方。

冯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当时西城区的区长赵重清、书记李雅清，给我们在什刹海那里找到一个地方，就是宋庆龄故居的对面，中间隔着后海，是非常好的一块地方。我回来就跟南开大学说了，南开大学说很好，可以去看一看。可是南开大学没有去办，一直拖了下来。后来听说那块地被别人买走了，开了饭店。冯先生还是很热心，他说这块地没有了，还有别的地方，他又陆续介绍我们看了很多地方，都是非常好的地点。那时南开大学有一个专门管建设方面的人，可能觉得我们这事不是他能赚钱的买卖，所以就一直不热心，使我们错失了很多机会。这个人我也不记得名字了，听说后来他逃跑了。冯其庸先生、赵重清先生、李雅清先生这些朋友帮了很多忙，陈洪先生也见过他们，一起看过一些地方。南开大学那个管建设的人也去看了，但是都没有给回音，最终都没有办成功。冯先生真的是非常热心，为了保存我家察院胡同的房子、帮忙寻找新的地方尽了很大的力量。

虽然这件事没有办成，我却跟冯先生成了很熟的朋友。他送给我很多本他自己的书，我也写过《七绝三首》赠冯其庸先生：

威州高会记相逢，三绝清才始识公。妙手丹青蒙绘赠，朱藤数笔见高风。（注一）

研红当代仰宗师，早岁艰辛世莫知。惠我佳篇时展读，秋风一集耐人思。（注二）

一编图影取真经，瀚海流沙写性灵。七上天山奇志伟，定随玄奘史留名。（注三）

注一：宽堂冯其庸先生与余初识于1978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所主办之国际红楼梦会议中。冯公对红学之研究固早为当世所共仰，而在会议期中冯公更曾以其亲笔所绘之紫藤一幅相惠赠，于是始识其诗书画三绝之妙诣。

注二：1993年冬又得与冯公在北京再度相晤，冯公复以其大著多种相赠。其中《秋风集·往事回忆》一文，曾备叙其早年生活之艰苦，而冯公能有今日多方面之成就，则其资秉之高、用力之勤，固可想见矣。

注三：2001年返国与冯公又得相晤，冯公又以其近日在上海展出之《冯其庸发现考实玄奘取经路线暨大西部图影集》一册相示，既叹其七上天山之探奇考古精神之卓伟，更赏其摄影取景之艺术境界之高妙，钦赏之余因写为小诗三首相赠。

冯其庸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起，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先后九次到西部考察玄奘取经之路和丝绸之路。1998年8月冯其庸先生以七十六岁的高龄亲自上了帕米尔高原，发现了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经过的古道——明铁盖达坂山口。2005年8月冯其庸先生随“玄奘之路”文化考察团再上帕米尔高原，在明铁盖达坂山口立起一座1.4米的石碑，以纪念玄奘追求真理、传播文化的伟大功绩。冯先生的摄影水平非常高，他拍了很多照片，而且上面还有他的题诗。

让我感动的不仅仅是他对我家祖宅的关心，他还非常关心我这边工作的情况。比如说我在南开大学图书馆发现了清代手写本的陈维崧的《迦陵词》，我请冯先生亲来看过；我还请他给我的学生们讲过课等等，冯先生总是非常热情地答应我的邀请；前不久他还让一个雕塑家纪峰先生跑来给我塑像。多年来冯先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让我感念不已。





十、饶宗颐先生与陈邦炎先生


饶宗颐先生是当今的一位大师。他的学问真是渊博，不管是中国的学问、外国的学问、文学的学问、史学的学问、甲骨文的学问，他的学识绝对是渊博，而且是根底深厚。饶先生是广东潮州人，出身于一个世家。他的父亲饶锷先生热心购书做学问，有著名藏书楼“天啸楼”。饶宗颐先生年轻时就追随他的父亲，十八岁就续编了他的父亲饶锷先生的《潮州艺文志》，发表在《岭南学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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