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不久我就出国到北美去了，跟这个学生断绝了联系，这个工作就没有做下去。台湾开放以后，我又见过他，但是不久他就去世了，我的那个本子就没有再拿回来。没有想到若干年后，是安易跟我一起完成了王国维词的注评。陈曾寿的词呢？是陈邦炎要我写陈曾寿，我没有时间写，介绍了姚白芳写。那时我还在想，安易写完王国维以后，我跟安易一起写陈曾寿词注，同时写评赏。可是我们还没写呢，曾庆雨来了，她就写了。所以天下事很难说，最后落到谁写是有因缘的。不过曾庆雨写的只是陈曾寿的咏花词，其他的没有写。其实我还是想像王国维词那样，让安易跟我合作给陈曾寿的词做注，同时写评赏，只是不知道安易有没有兴趣。不过我现在太忙了，也太老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做。

1990年，北美孙康宜、高友工他们组织召开了北美第一届词学会议，他们问我大陆有那些人是研究词学的，我就向他们推荐了陈邦炎先生。后来陈邦炎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议，在《清词名家论集》中写了一篇《陈曾寿及其〈旧月簃词〉》。




这一章讲的都是我几十年教学生涯中结识的老师和朋友，还有很多人不能一一列举，他们无论在我人生道路上还是学术生涯中，都是我真正的良师益友，这些人支撑起我完整的人生，我从心里感念他们。





结束的话


我是一个很平常的人，而且胸无大志，所以大学毕业后，就老老实实去教中学，并没有像现在的年轻人，有许多要上研究所或出国的理想，更从来没有过要成为什么学者专家的念头。我的研究也从来没有什么预定的理想目标，我只不过是一直以诚实和认真的态度，在古典诗歌的教研道路上不断辛勤工作着的一个诗词爱好者而已。而且我的生活并不顺利，我是在忧患中走过来的，诗词的研读并不是我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我对于自己从来没有以学者自期，对于自己的作品也从来没有以学术著作自许。然而数十年来我却一直生活在不断讲学和写作的勤劳工作之中，直到现在我虽然已退休二十多年了，但我对工作的勤劳，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之所以有不懈的工作的动力，其实就正是因为我并没有要成为学者的动机的缘故，因为如果有了明确的动机，一旦达到目的，就会失去动力而懈怠。我对诗词的爱好与体悟，可以说全是出于自己生命中的一种本能。因此无论是写作也好，讲授也好，我所要传达的，可以说都是我所体悟到的诗歌中的一种生命，一种生生不已的感发的力量。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认为诗可以“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当然在传达的过程中，我也需要凭借一些知识与学问作为一种说明的手段和工具。我在讲课时，常常对同学们说，真正伟大的诗人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写作自己的诗篇的，是用自己的生活来实践自己的诗篇的，在他们的诗篇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的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而我们讲诗的人所要做的，就正是要透过诗人的作品，使这些诗人的生命心魂，得到又一次再生的机会。而且在这个再生的活动中，将会带着一种强大的感发作用，使我们这些讲者与听者或作者与读者，都得到一种生生不已的力量。在这种以生命相融汇、相感发的活动中，自有一种极大的乐趣。而这种乐趣与是否成为一个学者，是否获得什么学术成就，可以说没有任何关系。这其实就是孔子说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我本来是一个完全从旧传统教育中成长起来的人，从小所受的训练就是对古典诗文的熟读和背诵。我父亲和我的老师都是老北大的外文系毕业的，经常提醒我学习英文的重要，但是我在初中二年级时，就发生了“七七”事变，学校就把英文课减少到每周只有两小时了。中学毕业时，我没有为将来的出路与收入多加考虑，就按自己的兴趣考入了辅仁大学国文系，英文课也只上了一年，辅仁大学的中文系就再也没有英文课了。大学毕业后从中学教到大学，从一般的古文教到诗词的专著，一直再也没接触过英文。完全没有想到过出国，更别提什么中西文学理论的结合。

我后来出国教书，是台湾大学派我去的。我先生因为他被关了那么多年，不想在台湾待了，非要出去。可是他自己又出不去，所以看到我有机会出去，就坚持让我把孩子先带出去，他也就能出去了。而更巧的是那时大陆是封闭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来往，欧美的学者想学中文的都得去台湾学，而台湾大学、淡江大学、辅仁大学的中国古典诗词都是我在教，教育电视台办的大学国文广播教学课程也是我在教，他们也别无选择，就都到我班上来听课，后来他们又要求把我交换到国外去。那时我本来也不敢去，因为我英文也差不多忘光了，怎么跟那些洋学生去打交道。

我们全家都到了北美以后，为了全家的生活，我不得不硬着头皮接受了加拿大U.B.C.大学用英文教书的工作。我不但每天要查着英文字典来备课，还要查着字典批改作业，看考试卷子和研究生论文。不过尽管就是这样困难，也没有影响我对中国古典文学本来的热爱，我仍然是想把诗歌中的一种感发生命，要尽力传述和表达出来。我的英语虽然并不高明，但学生的反应很好。所以我觉得人真的要靠逼，逼也就逼出来了。我如果不是被这样逼着，我的英文肯定早就忘光了。像顾先生对我说的要求，我是绝对做不到的。我就是这样被逼着非要查生字，时间长了，我的英文水平慢慢提高了。我不但好为人师，也好为人弟子。我就常常去旁听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课程，借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书来看，每当我发现西方文学理论中有的说法与中国传统诗论有暗合之处时，心里就非常高兴；当我面对一些主观、抽象的传统诗话而无法向西方学生做出理论上的解释时，就引用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的说法，常常收到很好的效果。西方有一位解析符号学女学者克里斯特娃说：“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无论那是什么理论。”也许克氏所说的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是因为她自己足以自创一种理论的缘故；而我不跟随任何一种理论，是因为我认为“理论”只是一种捕鱼的“筌”；而我的目的只是在得“鱼”，并不在制“筌”。我在早年读书时，见到过一首小诗，“彩云影里神仙现，手把红罗扇遮面。直须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我在教书和写作中引用一些西方文学理论，只不过是因为仙人在彩云影里，若隐若现，有时一下子看不清楚，我只是借用罗扇的方位来指向仙人而已。




我小时在家里读书，第一本开蒙的读物就是《论语》。我当时对《论语》中所记述的孔子的仁者与智者的境界，当然没有什么真正的体悟，但是我对于书中所记述的有关人生修养的话，却有一种直观的感动和好奇，比如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现在还记得当时听到这句话时的震动好奇和深深地被吸引，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我只是想“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大的力量，怎么说早上懂了这个东西，晚上死了都不白活？还有“五十而知天命”，那么知天命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还有“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当时确实不懂，但这些话确实曾给了我一种震撼，引起了我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当然我自己本是一个平凡的人，真正遇到忧患挫伤的打击时，我的承担能力就受到了严重的考验。

回想我一生，遭遇了三次沉重的打击。我最早受到的一次打击就是1941年我母亲的去世。那时我的故乡北平已经沦陷有四年之久，父亲远在后方多年没有音信。我那时也只有十七岁，身为长姊，我要照顾两个弟弟，而小弟当时只有九岁，生活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沦陷区，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一般说来，我是一个对于精神感情的痛苦感受较深，而对于现实生活的艰苦则并不十分在意的人。母亲去世后，我感受最强的是一种突然失去荫蔽的所谓“孤露”的悲哀，这在我当时所写的《哭母诗》及《母亡后接父书》等一些诗中有明白的表现。对于当时物质生活的艰苦，我不仅并不在意，而且能够采取一种以坚强的意志来担荷苦难的态度。这种态度的形成，我想大约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因为我小时候背诵的《论语》、《孟子》里说的“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那些使人自信和自立的话，在我心里确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二是因为我的老师顾先生，他自己虽然体弱多病，但在他的讲课中所教导我们的，却是一种坚强的担荷精神。我当时背诵得最熟的是他的一首《鹧鸪天》：

说到人生剑已鸣，血花染得战袍腥。身经大小百余阵，羞说生前身后名。　　心未老，鬓犹青。尚堪鞍马事长征。秋空月落银河黯，认取明星是将星。

受顾先生的影响，我也一改以前多愁善感的诗风，写出了“入世已拼愁似海，逃禅不借隐为名。伐茅盖顶他年事，生计如斯总未更”的诗句，来表达我直面苦难不求逃避的态度。古人说：欲成精金美玉的人品，须从烈火中锻来。苦难的打击是一种挫伤，但同时也是一种锻炼。我想这种体悟，大概可以说是我在第一次打击的考验下，所经历的一段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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