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渐西斜。

    崇政殿内的考生，基本都完成了答卷，开始最后的检查工作。

    毕竟，这次考试很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场考试。

    能否改变命运，就看这一遭了。

    因此，即便再怎么重视，也不为过。

    便是如范仲淹、梁适这等自信心十足的考生，也是一遍又一遍的复查。

    明星考生，也是有烦恼的。

    关注越多，压力也就越大。

    好在他们二人都是那种抗压能力极强的人，反复检查数遍之后，他们几乎做出了同样的判断。

    正常发挥！

    又过了一会，考生们先后提交了答卷。

    如同贡举殿试时一样，御药院的内侍们，负责收拢答卷，然后送往弥封处。

    黄昏降临，第一批誊录好的答卷已然送到了编排所。

    此次出任考官的分别是翰林学士晏殊，翰林学士李谘，判登闻鼓院事周起，以及御史中丞刘烨。

    毫无疑问，考官阵容十分的豪华。

    只是相比于贡举，考官的人数倒是少了一些。

    这也正常，毕竟贡举殿试的人数远比制科殿试多得多。

    不仅如此，制科的阅卷时间也比贡举殿试要少。

    只有两天时间。

    ……

    ……

    ……

    转眼间，两天过去。

    福宁殿。

    晏殊等人的工作效率很高，阅卷工作基本完成，如今只剩下最后一道评判。

    御前定等！

    制科及第后的待遇，虽然很高，但制科的淘汰率也是非常高的。

    高标准，高回报！

    此次参加制科的应举人，一共有五十六人，其中，三十六人连阁试那一关都没过。

    最终走到殿试的，不过二十人。

    而现在，能够被呈到李杰桉头的，不过五人而已。

    就这，还是李杰特地嘱咐过的缘故。

    如果没有提前打过招呼，只怕录取率更低。

    当然。

    这只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一科的考试结果，经晓通算可为师法科的考试时间，要稍微靠后几天。

    两者的考核内容，截然不同，自然不能放到同一时间同一考场。

    如果让经晓通算科的人参加此次殿试，录取率恐怕会更加的惨不忍睹。

    “陛下，经过臣等商议，贤良方正科，仅有五人，可入等。”

    说着，刘茂勤从晏殊手中接过答卷，然后递到了李杰面前。

    “卿等稍候，容朕阅览几分。”

    拿到答卷后，李杰先是翻看了一下卷首，果不其然，范仲淹、梁适、胡瑗，赫然在列。

    紧接着，他挑出了范仲淹的策论。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看到这句话，李杰不由微微一笑。

    果然很符合范仲淹的风范，教育为先，而这也是范仲淹一生都在践行的事。

    一以贯之！

    同时，他也想到了一件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在他的少年时期，学校的围墙上刷过类似标语。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李杰，远比这个时代的人，更加清楚教育的重要性。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兴则国兴。

    放眼当下，亦是如此。

    如今活跃于朝堂之上的官员，都是传统教育下的文人，虽然其中不乏聪明的，能够领会自己意图的。

    但有些思想，难免是根深蒂固。

    如重文轻武、重儒轻法、重农轻商等等。

    （ps：宋朝的商品经济虽然发达，朝廷也没有过度抑制商业，但商业的地位确实不够高。

    在士大夫眼中，商业，不过是为国取税的渠道之一。

    且商人重利轻义，不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

    言归正传。

    故此，在李杰看来，未来一二十年的时间，都是一个过渡阶段。

    在新学体系下成长起来的官员，才是大宋崛起的主力。

    当然。

    旧有体系下的官员，也具备改造价值。

    范仲淹，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历史上的范仲淹，崇尚的是孔子，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然而，现在的范仲淹却觉得，明体达用更加重要。

    德行和实务，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不止如此，范仲淹还在策问中大胆写到，章句、注疏之学，俨然走错了路。

    】

    真正的儒学，当是古为今用，为我所需。

    此时，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已然有了一丝‘六经注我’的倾向。

    何谓六经注我？

    此话源自于心学大家陆九渊。

    【或问先生，何不着书？

    对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

    这也是经书解读的两大派系。

    我注六经，重点在于‘六经’，‘我’必须要一字一句的解读圣贤书中的本意，不允许偏离，也不能牵强附会。

    训诂之学，便是这一派的重要分支。

    而‘六经注我’的重点则是在于‘我’，即六经只是‘我’表达观点的参照物。

    理学大家朱熹，就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

    朱熹编写的种种注疏，不知夹带了多少个人私活，圣贤书，只是他表达思想的工具。

    圣贤书中的本义，不重要。

    重要的是符合当下，或者说‘我’的观点。

    在朱熹之前，王安石也是这么做的。

    王安石为了推行变法，直接编了一套《三经新义》，并且将其指定为唯一科举用书。

    所有考生都要学习《三经新义》，答题也要以此为准。

    先占领理论高地，让所有有志于科举的士子，全都学习自己的思想。

    如此一来，日后科举入仕的官员，天然就站在改革派一方。

    在某种意义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受到了《三经新义》的影响。

    圣贤本意，我不管！

    以我为准，才是最重要的！

    滴答！

    滴答！

    时间缓缓流逝，翻到最后，李杰发现众考官只给范仲淹评了一个五等，堪堪过线而已。

    如果不是范仲淹简在帝心，怕是连五等都难。

    想了想，李杰提起朱笔，直接批改了众考官的意见。

    此策，最低也是个三等。

    若不是考虑到前两等不授人，李杰甚至打算评个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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