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时就傻眼了。


　　改革开放这事不比它大？三峡工程也比它大，“神五”“神六”“神七”不比它大？汶川地震这个挑战不比它大？奥运是件好事，大家也高兴，但是最起码我们的精英应该明白，奥运会就是玩玩，玩得好点，高兴高兴是个好事，仅此而已。我们中国的百年梦想就这玩意儿，也太没出息了。这种猥琐心态，老往下走，姿态放得越低，越庸俗越好，这个必须改。


　　精英们怎么扭曲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


　　我把“韬光养晦”这个问题也稍微说一下，这里面也有个人经历的问题。那次关于我们写《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那事，把乔良给请来了，乔良对我们写的书特别有意见，说我们现在应该韬光养晦，应该潜伏，当时我跟乔良说了，我说战术上可以潜伏，战略上是不能潜伏的。因为战略涉及到几年或者几十年，怎么潜伏？潜伏只能绑住自己的手脚，啥事不干，这叫潜伏吗？潜伏是准备打击敌人的，但这是自缚手脚啥都不干。


　　什么东西往低了降，我们就特低，中国古人有一句老话，“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这是“取法乎下”啊！“取法乎下”，能得什么玩意儿？得的负数，这是有问题的。中国这种普遍的风气，“取法乎下”这个东西要扭转，我们不能把老百姓看太低了，老百姓未必喜欢“取法乎下”的东西。


　　这里再讲一下所谓“中国人的劣根性”的问题。就拿这次汶川地震来说，把它跟美国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做一个对比。这个故事我还是听南方报业集团的摄影记者讲的，咱们都知道南方报业集团在理论上是亲美的，是逆向种族主义的，绝对不是民族主义的，但是这个记者只讲看到的情况，不讲理论。他说的是绵阳的那个大体育场。他说：“进去以后一看，中国人就是守纪律（当然守纪律也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几万人的体育场，里面井井有条，男人都住在边上，妇女孩子在中间，没有任何骚乱和不守秩序。”他还说：“官方的老一套组织手法是管用的，在面对灾难时，就是能起到一个好作用。经过这么大的震灾，原来的组织系统是找不到了，但是很快就从基层重新建立了党支部，形成了一定的秩序。再一个就是官方的各级宣传部门，挨着一个一个点来找榜样、树典型，这事还真管用。”


　　当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面对危机的时候，他们的抗击打能力、组织能力远远强过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新奥尔良出现了当街强奸、轮奸、抢劫，所以军队要拿着枪进去，见一群人围着就认为是暴徒，就朝头顶上方打，叫你趴下，作为预防措施。看到这样的对比，你说到底是中国国民素质高还是美国国民素质高？在应对危机的时候，谁的力量更强？我告诉你，绝对是中国的民众力量要比美国新奥尔良的民众强。


　　关于范跑跑的事，我碰到了一些去了现场的志愿者，他们说教师当中像范跑跑这样甩了学生先跑的，他们只听到这么一例。这帮知识分子给范跑跑找理由，说人到那个时候都害怕，都跑。我也不知道我在那种情况下害怕不害怕，我可能也害怕。但无论如何，事实是像范跑跑这样的教师绝无仅有，而像谭千秋这样的教师却有许许多多。


　　范跑跑后来发了帖子，刘仰跟他谈了很长时间。他承认，发这个帖子是故意的，尤其是把“即使是亲妈也不救”那段话加上去更是故意的，过去根本没有这么想，写的时候想一定要加上去，写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刺激一下大家所谓的虚伪的道德神经，他就是这目的。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平时在思想层面上也很容易受到精英们的误导，往下三路溜，但是在危机压力到来的时候，他们的本能反应是很优秀的，素质相当高，远远高于欧美民族，这是中国文明几千年积淀出来的高素质，已经融化到了基因中、血液中。


　　有些人一听你说中国老百姓素质比欧美民族高，又要跳起来了，他们马上会提出随地吐痰的问题。我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我去英国，在泰晤士河边，看到满地都是口香糖的痕迹，烟头、烟盒等等，实在是挺脏的。口香糖的痕迹肯定比单纯的痰迹难刷掉，据说英国政府每年要花好几千万英镑来刷这个痕迹。讲素质对比，我们可以把泰晤士河边跟上海黄浦江边比较一下。我们不能讲黄浦江边上比泰晤士河边上干净，其实这两个地方差不多。但是黄浦江边的人口密度比泰晤士河边的高得多，那么上海市民，以及到上海去的游客人均造成的肮脏和污染，肯定比英国少多了。你说哪个国家的国民素质更高？


　　我把这个见闻贴到网上，又有一些人蹿出来，说我去的肯定是伦敦穷人区。我告诉他们，从我住的地方步行到女王居住的白金汉宫只要20分钟，如果你说女王也是穷人，女王住的是穷人区，那我也没话说了。


　　随地吐痰是坏事，不管外国人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我们都不应该随地吐痰。但是你们有什么根据，有什么理由把这件事拿出来作为中国国民性比外国人低劣的证据？汶川地震中，中国老百姓所表现出来的高素质，你们为什么就熟视无睹？




      八、钱钟书：轻薄浮躁文化氛围里诞生的“泰斗”
      九、王朔热：民族精神下行期的典型症候
      十、王小波的“门下走狗”们，应该长进长进了
      十一、王小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虚伪、最丑陋的神话之一
      

十二、一个正常的社会，动物性还是少一点为妙
很多年前，我儿子上幼儿园时，被小朋友称为“刘闹闹”。因此，“范跑跑”“郭跳跳”这两个2008年使用频率很高的媒体用语，与幼儿园小朋友的习惯用语、智力水平有一拼。


　　我对于范跑跑的整体情况不太了解，只能对他在地震后的小事说点看法。范跑跑这件小事，肯定要涉及道德问题，也肯定要涉及自由问题。批评范跑跑的人总离不开道德标准，维护范跑跑的人也离不开个人自由、个人权利。这两个问题在人类历史上争论了很长时间，所以，我就把这件小事放大了说说。


　　范跑跑的行为及其理论依据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有些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也批评范跑跑的“自由”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仿佛范跑跑玷污了他们心目中的自由。这种观点似乎在说——你的自由不是自由，我的自由才是自由。到底什么是自由，最终又变成抽象概念的思维操练。其实，只要看看范氏“跑跑自由”产生的背景，大概可以清楚一点。


　　范氏“跑跑自由”属于欧洲近代主张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大潮流，站在一个纯粹“自然人”的立场，没有多少可指责的地方，很多西方理论大师，很多年以前就主张过，不算新鲜。但是，这一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背景是欧洲中世纪宗教道德严厉管制后的道德幻灭，因此，这个自由观念就有点特殊。欧洲中世纪在上帝的名义下，对人们的世俗生活制定了很多道德规范的约束，例如，性生活只能为了繁殖后代，不能为了享乐，因此，夫妻之间性生活，连衣服都不能全脱，诸如此类的很多。可以说，在欧洲中世纪，有一个极为严厉的道德权威，或者说，存在一个很不以人为本的普世道德。欧洲近代史上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开始，出现的各种关于个人权利、个人自由的理论，都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极为严厉的宗教道德权威的存在，因此，反对这一道德权威的自由主义不免也用力过大。通俗点说，宗教道德权威加上社会等级制度对个人自由控制得太严，自由主义的反抗也就超级强大，出于矫枉过正、物极必反的规律，反抗中世纪道德权威的个人自由，在很多方面确实是走得太远了。在需要革命、需要变革的年代，以极端对付极端，是一个常见的规律。因此，由于欧洲中世纪道德权威过于严厉，自由主义的极端反弹就变成不要任何道德约束的“自然人”的天然自由。范跑跑的自由，无疑是接受了那个时间点上的自由，从曲线的角度说，就是道德最低点，自由最高点。


　　但是，身处现代的范跑跑，接受欧洲几百年前的自由观，明显是落伍了，没有跟上祖师爷前进的脚步。一个社会总是需要道德的，几百年前的自由观，经过几百年的自由实践，造成很多不良的社会现象，因此，在西方祖师爷那里，对于老式自由已经有了很多反思和具体矫正。这也是范跑跑的自由，被某些自由主义者批判，说他是玷污自由的原因。因为，几百年后的新式自由，与几百年前的老式自由确实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公共道德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老式绝对自由年代里的很多自由，渐渐重新被道德约束，例如，性行为在家里可以很自由，但是，在公共场合则不能很自由。上个世纪60年代，随着嬉皮士在欧美的蔓延，公共场合的性行为差一点变成普遍化的习俗，最终还是被打压下去。现在，虽然在一些天体营、裸体海滩，还残存着一些公共场合性自由的痕迹，但毕竟要受到相当的限制。从另一个角度看，虽然公共道德制约了公共领域的自由，但是，在隐私权的名义下，个人领域的自由限度还是很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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