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走向语言须通过“思”，“思”的使命就是把存在的到达时时形诸语言。这个“思”相当于海德格尔早期所说的“领悟”。“思”是存在对人的本质的关系，在“思”中，人让存在对自己说话。而后人才能说话，才有语言。但是，在西方哲学中，“思”久已消失了。“思”之消失，在于遗忘了存在，不再追问存在的真理。“思”蜕变成了逻辑，而哲学蜕变成了一种从最高原因来进行说明的技术——形而上学。若问“思”是如何消失的，则要究之语言的二重性。语言是存在的显现，但同时也包含着遮蔽存在的危险。“语言是存在本身的既澄明又遮蔽着的到来。”因为语言一经说出，便可能迫于传达的需要而遵循公众的逻辑和语法，堕落为我们统治存在者的工具，不复是存在的家。“思”把存在形诸语言，语言却得形而遗忘存在。人从此“无家可归”，这个“家”就是语言，是人居于其中得以亲近存在的那种原初的语言。“形而上学很早就以西方的逻辑和语法的形式霸占了对语言的解释。”逻辑和语法对语言的支配就意味着语言失去了其存在论的基础，正是这样的语言扼杀了“思”。所以，语言的状况决非小事，当务之急是“把语言从语法中解放出来，使之进入一个更原初的本质结构”。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诗的使命，因为唯有诗的语言未被逻辑和语法败坏，其中尚存留着“思”。有鉴于此，他后期便醉心于借荷尔德林、里尔克等人诗作来阐发存在的真理。参看海德格尔： 《论人道主义》。
尼采和海德格尔在语言问题上有许多共同见解，择其要者便是： 追问语言的存在论基础，确认存在与语言之间的本质关系（试比较尼采的“一切存在都想变成语言”和海德格尔的“存在总是处在来到语言的途中”）；对于社会性领域对语言的影响持否定评价，尤其强调语法和逻辑的支配在西方哲学上造成的恶果；试图从语言的诗化中寻找摆脱形而上学的出路。
语言与形而上学（1）
尼采把理性称作“语言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并且叹道： “语言中的‘理性’： 一个多么欺诈的老妪！我担心我们尚未摆脱上帝，因为我们还信仰语法……”《偶象的黄昏》，第27页。这就把语法看成了“上帝”的最后避难所。所谓“上帝”是广义的，泛指一切充当形而上本体的东西，如“自在之物”、“灵魂”、“存在”等等。在尼采看来，语言中不但蕴含着逻辑法则，而且潜藏着形而上学虚构的根源。
就语言与形而上学虚构的关系而言，起首要作用的仍然是对主语的信仰。语法主语本身包含着实体化倾向。“人们曾经信仰‘灵魂’，就像信仰语法以及语法主语一样。”《善恶的彼岸》第54节。《尼采全集校勘学习版》，第5卷，第73页。其实，一切实体观念，包括“物”、“灵魂”、“上帝”等等，无不是实体化的语法主语的产物。所以，尼采说： “实体观念的根源在语言之中，而不在我们之外的存在物之中！”《强力意志》第562节，第384页。主语之为主语，就在于它的虚假的自我同一性，而使一切生成变化均以谓语的形式附属于它。
如果说主谓结构虚构了一个自我同一的、持存不变的“主体”，那么，主宾结构除“主体”外还虚构了一个自我同一的、持存不变的“客体”，作为“主体”所发生的作用的承受者。语言的主、谓、宾结构在事件（生成、作用）之外虚构了两种实体——“主体”和“客体”。不过，“客体”作为实体的一种形式，是按照“主体”的模式发明的。我们首先按照“主体”的原型发明了“物性”（“实体性”），把它阐释进了各种事件复合体中去，然后才可能使某些事件复合体成其为承受“主体”作用的“客体”。也就是说，首先是语法主语使我们形成了事件（生成）背后有一作为事件之原因（生成之非生成载体）的不变本质的观念，然后我们把这一观念推及语法宾语，才由主宾结构引出了“主体”和“客体”的对立。“主体”与“客体”均具有“实体性”，即持存不变的性质，而把生成歪曲成了两个不变本质之间的作用与被作用。其实，究竟何为作用者，何为被作用者，倒是次要的，两者的位置可以互换，正如主语和宾语的位置可以互换一样。重要的是两者共具的“实体性”，而它正源自“主体”观念（对主语的信仰）。所以，尼采说： “如果我们放弃了发生着作用的主体，那么，随之也放弃了承受此作用的客体。持存、自我同一、存在既不属于所谓主体，也不属于所谓客体。”而“如果我们放弃了‘主体’和‘客体’概念，那么，随之也放弃了‘实体’概念——及其各种变形，例如‘物质’、‘精神’和其他假设的本质，‘质料的永恒性和不变性’，等等。我们摆脱了实体性。”《强力意志》第552节，第376、377页。
无论我们外部的世界，还是我们的内心世界，都是生成之流，事件的复合体，原则上是不可言说的。一落言诠，便势必受制于语言之网，被“主语—谓语—宾语”的模式切割成一些质块及其相互作用。这中间已经潜伏着形而上学虚构的危险，诱使人们视生成为假象，而在其后设置不变的实体。尼采有时表示，“作用”这个概念也是不确切的，因为“作用”必有“作用者”与“被作用者”，仍然落入了语法圈套。参看《强力意志》第531节。他在多数场合主张把世界表述为事件或事件复合体，即出于此种考虑。
当然，主、客体的划分不仅仅缘于语法习惯。尼采认为，意识也参与其事。意识本来取决于效用，但它却使我们陷入一种错觉，“认为主体与客体之间有一种相应的关系，客体是主体从内部看到的东西”，“意识的这种一孔之见如何允许我们以种种方式谈论‘主体’和‘客体’并藉此来建构实在啊！”《强力意志》第474节，第331页。在尼采看来，“主体”仅是一个表示意识的虚假自我同一性的范畴，而“客体”范畴不过是此种虚假同一性向外部的投射，这一对范畴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均无意义。
关于语言导致形而上学虚构，尼采还有一重要揭示，就是sein一词在这虚构中所起的作用。系词sein（是，在）是日常语言中使用得最频繁的一个词，视其上下文而有不同的用法，分别表达相同、归属、包含等关系，或表达一个关于存在的判断。脱离上下文，它就毫无意义。当爱利亚学派把sein从一切表达式中抽取出来，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用它说明万有的本质之时，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形而上学体系便初步建立起来了。尼采指出： “存在（das Sein）是一个空洞的虚构。”《偶象的黄昏》，第24页。然而，“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什么东西比存在的错误具有更为朴素的说服力量，一如爱利亚学派所建立的那样，因为我们说的每个词、每句话都在为它辩护!——连爱利亚学派的对手也受到了他们的存在概念的诱惑： 德谟克利特便是其中一例，他发明了他的原子……”《偶象的黄昏》，第27页。尼采始终把“存在”和“生成”（das Werden）视为相对立的范畴。在爱利亚学派那里，“存在”范畴的主要含义正在于排斥生成，而后来的形而上学家们所提出的一切本体论范畴，如柏拉图的“理念”，德谟克利特的“原子”，在排斥生成这一点上均继承了“存在”范畴的涵义。可以说，把系词sein名词化，由于sein的普遍使用而把das Sein视为世界的普遍本质，乃是柏拉图主义的真正开端。这是现代分析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而这个话题实在是由尼采首先提出来的。
走向语言本体论（1）
论及当代哲学解释学的发展时，通常都把狄尔泰、海德格尔、迦达默尔视为三个基本环节。J．费格尔公正地指出，应该重新考察尼采在哲学解释学奠基中的作用，否则不可能弄清解释学发展的决定性线索。参看J 费格尔： 《尼采与二十世纪哲学解释学》。《尼采研究年鉴》，第10—11期合刊，柏林—纽约，1982，第430页。
哲学解释学的兴起基于两点重要认识： 第一，一切认识都是解释，不存在纯客观的世界“本文”；第二，解释必凭借语言，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世界图景。这两点认识，尼采实际上都提出了。关于第一点，将在论述尼采的透视主义时详细讨论。关于第二点，本章前几节已论述，这里只需提示尼采的以下论点就足够了： 语言是理性思维“无法摆脱的一种模式”；语言类型预定了哲学世界观的发展路线。
从尼采到海德格尔再到迦达默尔，对语言的重视呈渐增的趋势，而且赋予语言的重要性以愈来愈积极的意义。尼采多少是把语言看作难以挣脱的桎梏。海德格尔指出语言具有二重性，但积极的方面占主导地位。他写道： “由于语言……从根本上使我们扎根于我们的大地，安身立命于我们的世界，所以，对语言及其历史威力的思考始终是此在之创造本身的行为。”海德格尔： 《尼采》，第1卷，第170页。在迦达默尔那里，这种对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语言性的强调以及对它的肯定评价成为基调，实现了解释学的语言本体论转折。
迦达默尔认为，对世界的语言把握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世界关系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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