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文明的发展，一方面词与特定神经刺激之间的联系愈来愈薄弱，变为抽象概念的符号，另一方面语言中蕴含的逻辑愈来愈发达并支配语言，使之成为逻辑操作的工具。语言与生命冲动、情绪冲动、需要、感觉日趋隔膜，这是“语言的衰落”。尼采指出： 在现代一切文明民族中，“语言到处都生病了，而且在整个人性发展中留下了这可怕疾病的痕迹……现在它再也不能独立做到这一点： 使受需求支配的人彼此通报最简单的生命冲动。人在其需求中再也不能靠语言来自我介绍，因而再也不能真正地自我传达。”与此同时，这业已衰落、不能传达人的真实需要的语言却又“到处成为一种自为的暴力，它好像伸开鬼臂搂住人们，把他们推向他们原本不想去的地方。”人成了“词的奴隶”，独断专行的词、空洞的一般概念乃至纯粹字音的幻觉抓住了人们，强迫他们在并无情感的一致之时却要达成语言和行动的一致。《尼采美学文选》，第129页。
文明语言的最大疾患在于它的极端逻辑化。所谓逻辑化，就是虚假同一的强化。当然，原始语言同样也包含某种程度的虚假同一，没有一定程度的归纳（削齐拉平），就根本不会形成语言。在这个意义上，语言的遮蔽是不可能彻底破除的。但是，按照尼采的观点，概念形成于词之后，语言有一个前概念发展阶段，“那时语言几乎还不是用概念来思考，那时语言本身还是诗、形象和情感”《尼采美学文选》，第154页。。因此，我们就有可能迫使语言回到这种原始状态，最大限度地冲破抽象概念和逻辑规则之网，复苏被文明语言扭曲的“正确的感觉”，使语言重新能传达我们的冲动、需要和情感。
在突破概念化、逻辑化语言之网方面，尼采本人是颇下了一番功夫的。参看《尼采： 在世纪的转折点上》，第237—242页。这不仅表现在他反对构造体系，他的哲学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开放性，从不标榜揭示了终极真理，决不容忍任何独一无二的权威解释；而且表现在他所使用的概念（词），不论是传统意义上具有精确含义的概念，如“真”、“善”、“美”，还是他自己创造的概念，如“强力意志”、“超人”，他都赋予了多义性、不确定性。他竭力瓦解同一律，把语言带入不确定之中。他不给任何哲学概念下定义，而仅在不同语境中展现其多重含义。在语言风格上，他“以笔起舞”，“以文字起舞”，提倡和实践一种舞蹈式的写作艺术，发挥讽刺、自嘲、戏拟、质疑、譬喻、象征、断裂、跳跃等手段，旨在背离语言的逻辑化趋势，动摇和粉碎虚假的同一。
尼采喜用格言的形式写作，在他看来，这不独出于爱好，更是出于哲学上的诚实。思想的真实产生过程是灵感式的，非逻辑式的，“不应当隐瞒和败坏我们的思想如何产生的事实。最深刻、最耐人寻味的书籍始终具有帕斯卡尔《思想录》那样的格言和即兴的性质。”《强力意志》第424节，第290页。格言的片断的、非逻辑的性质更符合思想的真实。与此同时，在尼采看来，格言的特征也更符合世界的真相，因为世界就是永恒的生成，杂乱的混沌，其中并无逻辑的秩序可寻。也许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把格言称作“永恒”的形式。
恢复语言的无限能产性（1）
把语言从形而上学和逻辑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尼采及其现代后继者们的共同追求。这一追求在法国后结构主义者身上达于极点。他们以法国人特有的彻底性，试图用极端方式解构形而上学语言和逻辑语言，恢复语言的无限能产性，敞开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
当然，重视语言的多义性，并非后结构主义的特殊立场。海德格尔明确指出： “现实语言的生命在于多义性。活生生的、游移不定的词转化成为一种单义的、机械凝固的符号系列的僵硬性，乃是语言的死亡，此在的冻结和荒芜”。海德格尔： 《尼采》，第1卷，第168—169页。迦达默尔强调： 解释学的真理正在诗歌语言的歧义性之中。参看迦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第463页。他还认为，语言的多元性包含着对同一事物作不同陈述的可能，是人的自由之所在。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意义归结为用法，并提出“语言游戏”的概念，表明他也十分重视语言在多样化情境中意义的差别性。然而，这些哲学家多少仍从语言之外去寻找意义的来源（“存在”，“世界经验”，“生活形式”），语言的多义性被看作是语言与某种非语言的东西相互作用的产物。对于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来说，意义及其多元性均是语言本身的产物。他们把语言的形式方面置于首位，把语言形式本身的能产性视为多义性的根源和拒斥形而上学的力量源泉，把语言本身当作解放语言的唯一场所。
后结构主义是结构主义运动内部的异军突起，在广义上仍属于这一运动。作为一个哲学运动，结构主义至少在两个方面是走在尼采的方向上的。第一，极其重视语言问题的哲学意义，以至于把语言学提升为哲学和人文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第二，强调要素的意义取决于要素在整体中的位置和功能，即一要素与其他要素的相互关系。这一基本立场具有否认实体的明显反形而上学色彩。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索绪尔认为，符号的意义仅仅在于一符号与他符号的区别，只有区别，没有实证名词，而能指与所指之间的联结完全是任意的。由此很容易得出结论： 语言不反映世界。进一步的结论是： 语言创造世界，我们的世界观念依赖于我们的符号系统。结构主义重视语言学的一般方法论意义，也正是同这种反形而上学立场密切相关的： 既然意义并非来自事物实体，而是来自语言秩序，那么，探索各种人类现象背后的语言秩序就成了首要的任务。
后结构主义是结构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立场贯彻到底的产物。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结构主义的反形而上学立场是不彻底的，正是在这不彻底之处，后结构主义者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德雷达批评说，索绪尔把能指与所指分拆开来，使所指独立于能指，在能指与所指之间设定一种整齐对称关系，表明他仍然囿于形而上学偏见。因为这种做法意味着把概念当作脱离语言系统的自在的有意义的东西，一种在能指之外存在着的“先验所指”。德雷达指出，既然一个符号的意义只能通过它与别的符号的区别来确定，那么，在能指及其关系之外就不存在所指，能指与所指是不可分的。事实上，为了确定一个能指的意义（所指），我们只能举出与这一能指有关系的若干其他能指，而它们的所指又牵涉到更多的能指，这一过程是无限的，我们决不可能达到一个本身不再是能指的终极所指。可见，语言是一种对立和区别的形式游戏，而意义则是这无始无终的符号游戏的产物。意义不是语言的基础，而是语言的产物。在语言之外并不存在某种为语言提供意义的基础。这一关于语言的自足性和意义在语言中的内在性的论点，乃是后结构主义者共通的基本论点。
后结构主义者不但否认本文之外有一个作为本文意义的承受者的客体，而且否认本文背后有一个作为本文意义的建构者的主体。相反，在他们看来，本文（语言）本身同时具有建构世界和主体的功能。福柯直率地宣布： “我们不是用人，而是用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无同一性理论来代替神。”转引自布洛克曼： 《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第13页。他追随尼采认为，根本不存在主体这样一个中心，中心是系统为自己创造的，“我”仅是一种语言习惯。德雷达指出，由于语言不仅是我所使用的工具，而且是一种创造了我的东西，因此，那种认为我是一个稳定的、统一的实体的思想必是一个虚构。克莉思特娃提出“本文间性”的概念，以表示任何本文均非产生于一位作者的创造意识，而是产生于其他本文，是语言再分配的产物。巴尔特则干脆宣告了“作者的死亡”，强调在作品中说话的不是作者，而是具有多义复合性的语言，作品的意义至多只能在读者身上瞬时聚焦。
认识即解释（1）
尼采在解释学史上的地位愈来愈受到重视，多半是因为他的透视主义。在某种意义上，透视主义就是尼采的哲学解释学理论。事实上，尼采本人也把透视主义同他关于解释的观点划了等号。他写道：“就‘认识’一词一般来说是有意义的而言，世界是可知的；但另一方面它是可解释的，它不是蕴含着一种意义，而是无数种意义。——‘透视主义’。”〔３〕《强力意志》第481节，第337页。认为世界（本文）的意义寓于解释之中，依解释而转移，这正是典型的解释学观点，而尼采就把这一观点称作“透视主义”。
尼采认为，一切认识都是解释。“认识只能是什么？——‘解释’，置入意义，——而不是‘说明’（在大多数场合，是对一个已经变得不可理解、现在仅成为符号的旧解释作出的新解释）。”〔5〕《强力意志》第604节，第414页。针对实证主义认为现象中只有事实这一观点，尼采说：“不，恰好有事实，只有解释。”〔３〕科学的发展不断推翻我们过去所认为的确凿的事实，恰好证明了一切认识都只是解释，决不存在非解释性质的“自在的认识”和摆脱一切解释的“自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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